英國首相歷來都會面臨政治丑聞,為何如今卻難以安然度過危機?如今,英國首相的職業穩定性幾乎與足球俱樂部主教練一樣脆弱。在1979年至2005年的近30年間,英國僅產生了三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約翰·梅杰和托尼·布萊爾。
然而自那以后,英國走馬燈般換了不下六位首相:卡梅倫、特雷莎·梅、鮑里斯·約翰遜、伊麗莎白·特拉斯、里希·蘇納克,以及現任首相基爾·斯塔默。目前,斯塔默正為保住相位而苦苦掙扎。
首相通常在遭遇重大政治挫敗后辭職。特雷莎·梅在失去議會多數席位后,未能推動脫歐協議通過;約翰遜任內丑聞不斷,最終引發內閣大臣集體辭職。特拉斯更是創下了最短任期紀錄,她提出的包含大規模無資金支持減稅計劃的“迷你預算”直接導致了金融市場崩潰,迫使她黯然下臺。
過去,英國首相也曾面臨重重危機并最終挺過難關。為何如今的政治危機對他們的執政地位卻具有致命的殺傷力?
一種解釋是,這反映了英國政黨體系日益碎片化的趨勢。在1987年的大選中,工黨和保守黨共獲得了73%的選票;而到了2024年大選,這一比例已降至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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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指出,特別是當首相無法獲得議會絕對多數席位時,一旦出現問題,他們很容易迅速遭到本黨支持者的指責。
另一種解釋認為,盡管歷任首相都會遭遇挫折,但自2015年以來,政治和經濟體系在短時間內連續遭受的巨大沖擊實屬罕見。英國脫歐公投、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及中東戰爭,在政治危機的嚴重程度指標上均名列前茅。
外界認為,當公眾切身感受到高通脹等沖擊帶來的后果,并將責任歸咎于政府時,恐怕沒有任何政治領袖能夠從容應對如此密集的危機。對斯塔默而言,應對這些挑戰變得更加艱難,因為他不得不面對一位被外界視為缺乏理性且難以預測的美國總統,其發起的關稅戰已對英國經濟造成了直接沖擊。
此外,在“簡單多數制”的選舉規則下,大選中的得票率與議會席位占比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在2024年大選中,工黨的得票率不足34%,卻獲得了下議院超過63%的席位。這意味著在許多未把票投給工黨的選民眼中,該黨缺乏執政合法性,從而導致新政府的“蜜月期”極為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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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再次讓領導人的地位變得脆弱,其支持率更容易受到公眾情緒波動的影響。斯塔默目前的民調好感度非常低迷,盡管尚未跌破約翰遜、蘇納克或特拉斯辭職前的谷底。
益普索連續近30年的月度民調數據,揭示了首相頻繁更迭背后一個較少被關注的原因。
從1997年工黨以壓倒性優勢獲勝,到2025年底,公眾對政府和首相的滿意度雙雙呈下降趨勢,而不滿情緒則不斷攀升。無論選民支持哪個政黨,他們對政府和領導人的厭倦感都在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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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意外,這兩組滿意度數據呈現出高度一致的走勢。但值得注意的是,公眾對首相的評價始終略高于對政府的評價。這表明,當問題出現時,公眾似乎更傾向于將責任歸咎于當屆政府,而非首相個人。
盡管有明確證據表明公眾對領導人和政府的滿意度正在下降,但這種衰退并非勻速發生。通過觀察自1997年以來八位首相的執政表現,可以發現首相滿意度數據出現了一個相對明顯的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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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間,布萊爾的平均滿意度最高,達到44%。相比之下,布朗在接任首相的同一年便遭遇了金融危機。卡梅倫和特雷莎·梅的整體表現尚可,盡管他們最終都因脫歐相關的政治原因被迫辭職
即便是約翰遜,其支持率與前任們相比也相差無幾,因為他在2019年大選時頗受歡迎。直到2022年,“派對門”丑聞以及他對下議院撒謊的證據全面曝光,他的聲譽才真正徹底崩塌。
特拉斯似乎成為了一個轉折點。盡管她僅在位一個半月,但在她成為保守黨領袖后,公眾對首相的滿意度出現了斷崖式下跌。由其“迷你預算”引發的經濟危機所帶來的長期余波,至今仍被廣泛討論。
然而數據表明,特拉斯短暫任期所造成的政治負面影響,并未隨她的辭職而消散。蘇納克以及現任首相斯塔默隨后步了她的后塵,整體正面評價持續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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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持續的領導力危機在英國同時困擾著保守黨和工黨首相。公眾對政治失誤的容忍度似乎正在降低,考慮到人們對政客普遍喪失信任,這一現象并不令人意外。
經濟與政治沖擊對體制的累積效應、傳統政黨體系的瓦解,加之近期歷任首相反復遭遇史無前例的挫敗,可能已經形成了一種難以逆轉的趨勢。在近期事件引發的動蕩平息之前,無論來自哪個政黨,所有英國首相面臨執政失敗的潛在風險都將持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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