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要說魯迅家的衰敗，這事兒得從他祖父周福清說起。這位周老爺子可不是一般人，同治十年考中進士，三甲第十五名，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在紹興周家那是頭一份的榮耀。周家祖上闊得很，明朝萬歷年間就家道小康，到乾隆年間更是了不得，合族有田萬余畝，當鋪十余所，在紹興城里那是響當當的大戶人家。
周福清這人脾氣大，喜歡罵人，家里人罵，外面人罵，連皇帝太后背地里也敢罵。就因為這脾氣，他在官場上混得并不如意，做了幾年江西金溪知縣，就被兩江總督沈葆楨參了一本，說“辦事顢頇”，革了職。后來花錢捐了個內閣中書，在京城當個從七品的小官，抄抄寫寫混日子。
要說周家的衰敗，其實早有苗頭。太平天國那會兒，太平軍占領紹興五百天，周家所有當鋪、錢莊幾乎被一掃而空，單是新臺門里的周姓本家就有四五人被殺。周福清帶著全家逃到鄉(xiāng)下避難，他老婆蔣氏還被太平軍擄去，幾天后才放回來。為這事兒，周福清一直耿耿于懷，平時一吵架就罵她是“長毛太太”。
但真正讓周家一落千丈的，還是1893年那場科場舞弊案。那年周福清的母親去世，他回紹興丁憂守孝。正趕上浙江鄉(xiāng)試，他兒子周伯宜——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又要去考舉人。周伯宜考了幾次都沒中，這次周福清打聽到主考官殷如璋是自己二十二年前的同榜進士，心里就動了歪念頭。
七月二十五日，周福清從上海趕到蘇州，在閶門碼頭等著殷如璋的官船。他寫了封密信，里面列了五個親友子弟的名字，加上自己兒子，一共六人，約定用“×宸衷×茂育”作暗號。又寫了一張一萬兩銀子的空頭支票，一起裝進信封。
兩天后，殷如璋的船到了。周福清派仆人陶阿順去送信。也該著出事，當時副主考周錫恩正在殷如璋船上聊天。殷如璋接過信，不好當場拆看，就擱在茶幾上。誰知陶阿順這仆人在船下等得不耐煩，竟大聲嚷嚷起來：“信里有萬兩銀票，怎么不給張回條？”
這一嚷，事情就敗露了。殷如璋為了撇清關系，當場把信交給周錫恩拆看。科場舞弊，在清朝是殺頭的大罪。案子一直鬧到光緒皇帝那里，雖然浙江巡撫崧駿上奏說周福清是投案自首，作弊未遂，銀票也只是虛贓，建議從輕發(fā)落，但光緒皇帝朱筆一批：斬監(jiān)候，秋后處決。
“斬監(jiān)候”就是死緩，每年秋天都要提心吊膽，不知道會不會被拉去砍頭。周家為了保住周福清的命，年年花錢打點，家里有多少銀子都填進去了。更慘的是，周伯宜的秀才功名被革除了，到手的文憑不算數了。這位周家大少爺本來身體就不好，經這么一折騰，心灰意冷，開始抽大煙，終日酗酒，沒幾年就病死了，才三十七歲。
這時候的魯迅才十三歲，家里從小康墜入困頓。他后來在《吶喊》自序里寫：“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這話說得含蓄，但其中的辛酸，只有他自己知道。
少年魯迅開始頻繁出入當鋪和藥鋪。家里沒錢了，就拿衣服首飾去當鋪，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去藥店給父親買藥。他后來回憶說，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東西去，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去買藥。這種滋味，對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來說，實在是刻骨銘心。
周家的田產一畝畝地賣，從原來的四五十畝，賣到只剩二十畝，最后全部賣光。魯迅在自傳里說：“家里原有祖遺的四五十畝田，但在父親死掉之前，已經賣完了。”其實這些田大多是祖父在牢里時，為了打點官司賣掉的。
周福清在杭州監(jiān)獄里關了八年，1902年才放出來。出獄后不過三年就去世了。這位曾經風光無限的進士老爺，晚年落得如此下場，也是令人唏噓。
有意思的是，魯迅后來在給蕭軍的信里說：“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親才窮下來，所以我其實是‘破落戶子弟’，不過我很感謝我父親的窮下來，使我因此明白了許多事情。”這話說得實在，沒有那段家道中落的經歷，恐怕也就沒有后來那個看透世態(tài)炎涼的魯迅。
周家的衰敗，像極了《紅樓夢》里寫的：“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一個家族的命運，往往就系在一兩個人身上。周福清一時糊涂，鋌而走險，不僅毀了自己，也毀了整個家族。但這其中，又何嘗不是整個封建社會走向沒落的縮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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