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見這段舊事的時候，先是覺得眼熟，繼而有些發笑，笑過之后，卻又隱隱地有些涼意，從脊梁骨一路爬上來，像一只不大肯見光的蟲子。

這故事原也不新，不過是清朝末年的一點風景。

那時洋行林立，輪船鳴笛，江海之間似乎忽然多了幾分熱鬧。然而熱鬧之外，卻也藏著另一種不大好看的情形：錢，忽然有了高低之分；人，也忽然有了去留之別。

洋商肯出錢，而且出得多。于是人心便像春水一樣動起來了。

工匠也好，水師也好，本來都是“為國效力”的人，忽然發現“為國”這件事，每月只值三十兩銀子；而“為洋”卻可以拿到二百五十兩。

于是他們的腳，便不大肯再站在原地，眼睛也漸漸向外看了。

這本是極尋常的事。

人活著，總要吃飯；飯若在那邊，腳自然也就走過去了。

若硬要說這是“忘了本分”，那倒像是在責怪水為什么要往低處流。

但有趣的地方，偏偏不在這些“流動”的人，而在那些坐著不動，卻要管別人怎么流動的人。

曾國藩先生看見了，便皺起眉頭，說這是“重資誘我華民”。

這話說得頗有些氣派，好像天下的人本該一心一意，只為某種抽象的“國”而活；至于銀子，不過是浮云。

只是這浮云偏偏能填肚子，而“國”卻未必。

劉坤一也說，薪水太高，恐怕人會“生驕”。

這話更妙，好像窮才是美德，低薪才是修養；一旦多拿了幾兩銀子，人性便要壞掉似的。

仿佛人不是被餓壞的，而是被吃飽了才變壞。

至于沈葆楨，更是干脆：誰去給洋人干活，就是資敵。

于是抓了三十個人，發配黑龍江。銀子的問題，便這樣用枷鎖解決了。

我每讀到這里，總覺得這辦法實在是高明。

既然你們嫌三十兩少，那便連三十兩也不給你，索性送去北方吹冷風。

這樣一來，人心自然就安定了——因為連動的機會也沒有了。

后來又有李鴻章出來主持局面，下令洋行工資不得超過一百兩。超過了，便算擾亂市場，要“連坐”。

這“連坐”二字，讀起來頗有古意，仿佛一切都很有秩序，很有法度。

只是這法度的用處，似乎并不在于讓人多掙一點，而是在于不讓人掙得太多。

再后來，又加稅。凡是工資高的，便要多交“保甲費”。

這名字聽著倒很溫和，像是替你“?！敝裁此频摹?/p>

其實不過是從你口袋里再掏一把銀子出來，好讓你不至于太富。

如此一來，事情便有了一個奇妙的結局：洋行仍舊需要人，于是把超出的部分，改作年終紅利；而官府則覺得，自己已經盡了力，既打壓了“高薪”，又維護了“秩序”。

兩邊似乎都沒有輸，只有那被夾在中間的人，依舊要算賬：這一年，究竟能剩下多少。

我向來以為，中國的許多事情，是不大講“結果”的，而更講“姿態”。

只要姿態擺得正，事情便算做成了一半。至于人到底吃不吃得飽，似乎并不那么要緊。

這便像有人看見一只貓去偷魚，于是并不去關心魚為什么會放在那里，而是嚴厲地訓斥貓，說它不守規矩。

若貓餓極了，再去偷，便加以處罰；至于魚，依舊擺在原處，甚至還要標明：“不可動”。

久而久之，貓學會了兩件事：一是更小心地偷，二是裝作不餓。

我想，那些在洋行與官府之間來回奔走的華工，大約也學會了類似的本領。

他們一面低頭做事，一面抬頭看風向；一面領薪，一面算計；既要活著，又要不顯得太想活。

這便是所謂的“本分”。

然而事情若只到這里，也不過是一段舊史罷了。

可偏偏有人在一兩百年后，再把它翻出來，問一句：“是不是從來沒有改變過？”

這話問得并不響亮，卻有些刺耳。因為它不像是在問歷史，倒像是在問現在。

我自然不敢輕易回答。

只是覺得，這問題本身，已經帶著幾分答案。倘若一切都變了，便不會有人這樣問；正因為有些地方，似乎仍舊相似，才會引出這樣的疑問。

譬如說，人若想多掙一點錢，是否總要面對某種“道德”的審判？

錢若多了，是否總要被解釋為“不安分”？而那些制定規則的人，是否更愿意規定上限，而不是抬高下限？

這些問題，若細細想去，未免有些不大舒服。于是許多人便不再想，只說一句：“時代不同了?！?/p>

這話當然不錯，就像說今天的燈比從前亮一樣；只是燈雖亮了，影子卻未必消失。

我有時也想，若當年的那位輪機長，從洋行領著二百五十兩銀子回家，家中老小大約是歡喜的。他們未必關心這銀子是否“擾亂市場”，只知道今晚可以多買幾斤米，多添一件衣。

至于朝廷的憂慮，對他們來說，大約是隔著一層很厚的墻。

而墻的這一邊，是“秩序”；那一邊，是“生活”。

人若站在墻上看，或許會覺得兩邊都重要；但人若在墻下，便只能先顧一邊。

多數時候，他選的，往往是能讓自己活下去的那一邊。

這并不高尚，也不卑鄙，不過是人之常情。

然而奇怪的是，總有人希望把這種常情，改寫成某種“錯誤”。仿佛人若不為某種宏大的名義犧牲一點現實，便不夠體面似的。

于是，故事便一再重演：一邊是愿意出更高價錢的人，一邊是不愿別人拿到高價錢的人；一邊是想走的人，一邊是要攔的人。

至于理由，則年年更新，花樣翻新，但骨子里的東西，卻未必新鮮。

我寫到這里，忽然覺得有些倦。因為這類故事，寫得再多，也不過是把一面舊鏡子擦一擦，讓人看得更清楚一點罷了。

至于看見之后，是裝作沒看見，還是忍不住要說幾句，那便是各人的事了。

不過，我仍愿意多說一句：倘若一個地方，總要靠限制人去別處，來維持自己的穩定，那么這穩定，恐怕并不十分牢靠。

因為腳可以被攔住一時，卻未必能被攔住一世；而人心若已動了，縱然不走，也不會再安靜。

這大約，才是那些奏折與禁令之外，更值得憂慮的事情。

只是這憂慮，往往寫不進公文里。

于是留下來的，便只有那些堂皇的字句，以及字句背后，那些沉默而又真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