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進行到1947年夏天，整個山西的“棋盤”突然被抽走了大半棋子。

劉鄧大軍帶著4個主力縱隊南下，千里躍進大別山。留守華北的除了新編的8縱，全是剛招募的新兵和地方武裝。

另一邊的對手閻錫山，卻是在太原經營了30多年、城防工事密密麻麻且手握十幾萬晉綏軍的“土皇帝”。危急時刻，軍委急調剛從延安養病歸來的徐向前赴太行，兼任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

同一時期，剛剛率部在晉南解放了8座縣城的陳賡也來了。二人已經近10年沒見過面，上次并肩作戰還是抗戰初期的1937年，徐向前是129師副師長，陳賡是386旅旅長。闊別十年，戰火中重逢，陳賡一進指揮部的門就沒客氣：

一句“老領導”，勾出了二人之間20年的戰友情，一句“不厚道”，又隱藏著一個戰略家在關鍵時刻的果斷抉擇。

徐向前和陳賡都是黃埔一期生，但性格卻天差地別。

陳賡是軍校里的風云人物，他13歲就在湘軍當過娃娃兵，練了一身拳腳功夫，又天生一張“能說會道”的嘴，加上性格開朗活潑，不光交了一堆朋友，連蔣校長都對他格外看重，入學沒多久就成了“黃埔三杰”之一，當時軍校流傳一句話：

這不僅說陳賡腿腳勤快，更是說他膽大敢闖。

1925年東征期間的華陽之戰，老蔣的指揮部被陳炯明主力包圍，眼看“活捉蔣介石”的喊聲逼近，絕望的老蔣拔槍準備“殺身成仁”，是陳賡二話不說背起他且戰且退，硬是從槍林彈雨中闖出一條生路。

相比之下，徐向前的經歷則是另一番光景。他曾當過小學教員，一口濃重的山西五臺口音，話不多，也不張揚。老蔣曾親自找他談話，幾乎是問一句答一句，惜字如金。在注重外表表現的老蔣眼里，這個木訥的山西人注定“沒出息”。

但任誰也沒有想到，這個被蔣評為“沒出息”的學生，后來成了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帶出了令老蔣膽寒的紅軍勁旅。而那個被蔣拼命拉攏的陳賡，寧死也不背叛信仰，最終也成了令老蔣最頭疼的對手之一。

1931年春，陳賡因顧順章叛變被迫撤離上海，受組織派遣進入鄂豫皖蘇區，在徐向前麾下先后擔任團長、師長。

一個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一個是紅四方面軍主力師長，黃埔同窗再度聚首在同一隊伍里。但剛搭班子時，二人卻并不順暢。

陳賡在作戰會上滔滔不絕地分析形勢、規劃戰術，徐向前卻往往一言不發，讓習慣熱鬧的陳賡覺得“沒勁兒”，他甚至私下嘀咕過自己這位老同學太“悶”了。

幾場硬仗下來后，陳賡徹底改了口。徐向前指揮打仗，算兵力、算地形、算糧草、算時間，每一步都精準得嚇人。該裝口袋就悄悄張網，該布口袋就不聲不響收緊，該扯口袋時則雷霆萬鈞，陳賡后來不禁感慨“老徐是真能打”。

一個勇如猛虎，一個沉靜如山，一熱一冷，一快一慢，在大別山區“雙劍合璧”，給曾經的蔣校長制造了“天大的麻煩”。

不過，二人并肩作戰的日子并不長久。1932年，陳賡在戰斗中右腿再次負傷，幾乎無法行走。徐向前二話不說，強令他離隊赴上海治療。那時的腿傷對戰士來說意味著什么大家都清楚——陳賡的傷在南昌起義時就落下了根，彈片劃斷脛骨和腓骨，差點截肢。

一個能打仗的悍將被迫離開戰場，心里必然不甘。但徐向前當時態度堅決：你這條腿不治好，以后就真廢了。含淚告別戰友后，陳賡輾轉赴上海，這一走，就是近三年的分離。

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徐向前與陳賡二人在夾金山下短暫重逢。可好景不長，“草地分兵”再度讓二人失去聯系。直至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二人又同在八路軍129師任職，一個是副師長，一個是386旅旅長。

不久后，386旅因獨立轉戰太岳山區而與主力分開，徐、陳二人真正在一起的時間也不過大半年。

此后，徐向前與陳賡十年未曾有過交集。

1947年夏，徐向前到山西“走馬上任”后，第一時間召集各縱隊和二級軍區首長開會，目的就是讓大家認識到根據地建設的緊迫性。會議尚未開始，太岳軍區司令員劉忠就站起來表態：

這話其實并沒說有錯，但時機和場合不對。聽到這話的徐向前罕見的當場拍了桌子：

在場的人都愣了，熟悉徐帥的人更是目瞪口呆——過去在紅四方面軍，大到作戰方針、小到伙食供給，徐向前都很少板起臉，為何今天火氣這么大？

原因其實并不復雜。剛到任的徐向前，原先以為晉冀魯豫軍區剩下的兵力對付閻錫山應該綽綽有余，但實際情況卻是能隨時拉出去打硬仗的野戰部隊只剩8縱，陳賡的4縱也即將南渡黃河執行外線作戰任務，山西后方幾乎就是一個空殼。

閻錫山在山西盤踞30多年，將這里經營得鐵桶一般，各種地方武裝全都被他編進了省防軍，總人數約13萬之眾。要對付這個“老狐貍”，徐向前必須要派一位既懂山西地理、又熟悉地方武裝特點、還能獨當一面的將領坐鎮后方。

翻開晉冀魯豫軍區干部名冊后的他反復掂量，能滿足“善打硬仗、熟悉山西、有兵團級指揮經驗”三條硬性要求的，只剩劉忠了。

劉忠是福建上杭人，1929年參加紅軍，跟著中央紅軍經歷了歷次反“圍剿”，走完了長征，當過紅一軍團偵察科長，抗戰期間在129師一步步從副團長到旅政委。

1942年，劉忠調到386旅后，正式歸陳賡指揮，從此成為陳賡手下的核心干將。在臨浮戰役中，他生擒了國民黨號稱“天下第一旅”的中將旅長黃正誠，一戰成名，被評為4縱戰斗英雄。

1947年春，他又指揮兩個旅殲敵一萬六千余人，順利拿下了汾陽和孝義。這樣一個能打仗的心腹愛將，陳賡用順手了，自然要帶到前線去打仗立功。劉忠自己也已經收拾好包袱，一心盼著跟陳賡南下。

可徐向前偏偏把他留了下來。不是不近人情，而是真的沒辦法。陳賡帶主力南下，趙城、浮山、臨汾一帶無人來守，二線兵團又組建在即，幾十個縣大隊、獨立營的兵力散在各處，必須有一個能鎮得住場子的人去整合。在山西摸爬滾打多年的劉忠，是唯一的最合適人選。

因此，徐帥“怒批”劉忠也好，“強硬留人”也好，實則是對對方的高度認可。不久后，陳賡從前線返回匯報工作，一見到徐向前就“興師問罪”：

徐向前只是笑，既不辯解也不回嘴。他清楚陳賡的那句“不厚道”，說到底是驕傲——我的人你都要搶，說明我沒看走眼；也是不舍——跟了我這么多年的得力干將，你一句話就給我留下了；更是信任——我知道你要人要得對，山西這盤棋，你指揮準沒錯。

事實證明，徐向前這步棋走得太精準了。劉忠被留下后，擺在紙面上的兵力大半是剛招募的新兵，不少人連槍都沒摸熟，訓練沒幾天就可能要對上閻錫山的精銳。

但劉忠二話不說，拉起連以上干部，白天操場跑隊列，晚上油燈下復盤戰術。三個周下來，這支部隊總算有了“成建制”的模樣。

緊接著，徐向前把太岳軍區兵力一分為二，一半補入8縱，一半抽調骨干加新兵組建13縱，兵源雖然雜，但骨架扎得實，6萬余人很快成型。之后，徐向前把攻打臨汾的第一塊“硬骨頭”交給了劉忠。

號稱“臥牛城”的臨汾城墻高14米，最厚的地方足足有30米。閻錫山在里面配置了兩萬五千精銳部隊，彈藥糧草堆得滿滿當當，再加上城內的外圍防御工事多達5600多個，正面強攻無異于自尋死路。

隨即，徐向前換了個思路，既然地上攻不進去，那就走地下通道。

劉忠率精銳部隊對臨汾城防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偵察，把城內核心工事位置、城墻薄弱點、城外村莊防線摸得一清二楚，據此制作了一份詳盡的敵防御示意圖。

1948年3月，徐向前率5.3萬人三面圍城，打響了慘烈的坑道爆破戰。戰士們和礦工一起在地下挖掘，缺氧、有毒氣體、塌方隨時威脅著生命，但坑道一米一米地向前推進，一直挖到了城墻底下。

歷經72個晝夜的浴血奮戰，臨汾城最終被我軍勝利解放。

這場攻堅戰的勝利，掃清了晉南最后的障礙，更創下我軍城市攻堅作戰的典范。戰后，中央軍委授予參戰部隊“光榮的臨汾旅”稱號。

隨后，劉忠在徐向前指揮下轉戰晉中，又在太原攻堅戰中大顯身手，一步步從太岳軍區司令員升任縱隊司令員、軍長，最終在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當初那個被“扣留”在后方的人，最終成了解放山西的“急先鋒”、閻錫山的克星。多年以后，劉忠在回憶這段經歷時仍感慨“臨汾一戰，徐帥的指揮讓他學到了太多”。

1955年9月，新中國第一次全軍大授銜典禮上，徐向前和陳賡分別被授予元帥和大將軍銜。

有意思的是，授銜之后陳賡曾把自己那頂大將的帽子摘下來端詳一番，然后往徐向前面前一遞，故意苦惱地說：

徐向前聽完，只笑著擺了擺手，搖頭不語。一旁幾位年輕參謀守得規規矩矩，不敢插嘴，卻全都憋不住笑。

一聲“老領導”，陳賡叫了三十年，也藏著兩個黃埔一期生一生的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