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成都西南！三座石碑鐫刻“蜀道難”||李 輝

成都西南！

三座石碑鐫刻“蜀道難”

李 輝

在成都西南的蒲江與名山之間，藏著三塊明清石碑。它們靜立茶園深處、荒草路邊，最老的已整整五百年。

三塊碑，指向同一個主題：蜀道之難。

襯腰巖碑寫“窄徑懸空”，梭竹坡碑寫“如羊腸之盤曲”，天目寺碑寫：“山高陡峻窄峽，不能通便?！?/p>

但比險峻更動人的，是那些修路的人。

襯腰巖碑后，刻著三百二十個名字。有捐五十千文的監生杜廷玢，一家三代列名其上；有捐十二千八百八十文的節婦杜劉氏。修路，是全家一起積德。名字刻在石頭上，讓后人記住。

數百年過去，蜀道已成通途。但石碑還在，記著山高路險，記著眾人的善心，記著一位婦人的風骨。

路可荒，石可朽，山可改；唯有人心向善、代代相扶，便是永不坍塌的通途。

石碑上的蜀道難

襯腰巖、梭竹坡、天目寺三座修路碑，就藏在這片云霧繚繞之地——成都平原向川西高原的過渡地帶。攝影：李志軍

成都西南，蒲江與名山兩縣交匯之處，穿過一片片茶園和森林，再沿著山路蜿蜒而行，便能尋到那三塊石碑。

成佳茶鄉，襯腰巖的石坊立在古道旁，高四米，寬五米，三重檐歇山頂，氣勢恢宏。碑額“同結善緣”四個大字，半米見方，遠遠就能望見。石坊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距今一百八十余年。主碑兩側刻有對聯：“旅客行商同登云路，輕車快馬共歷亨衢”“修數百年崎嶇之徑，造千萬人往來之途”。石坊所在的襯腰巖茶馬古道，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襯腰巖茶馬古道，一條被青石與碑文銘記的“南方絲綢之路”要沖，見證了成都千年的商賈云集與對外交往。攝影：王義重

長灘湖畔，刻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的梭竹坡石碑體量稍小，嵌在路坎之上，不甚起眼。走近細看，橫批“仁義坦途”四字已被苔蘚染得斑駁，別有一種滄桑之美。

在馬嶺，天目寺的石碑藏在七星峽谷深處，背靠山崖，面向一條石梯古道。碑文刻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距今整整五百年。字跡已有些漫漶，湊近細看，“栽茶為業”“一年一進無違”等字樣仍然清晰可辨。這條古道，當地人稱為“大石梯”，和石碑均為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

三塊碑，三種來歷。襯腰巖碑由拔貢彭廷揚拜撰，他是地方上有功名的讀書人，后來還曾任仁壽縣教諭。天目寺碑由蒲江隱士文昂撰寫——此人自號“隱士”，想來是位有才學卻不仕的鄉賢，由他來為這條路記上一筆，正合適。唯獨梭竹坡碑，沒有撰文人，沒有書丹人——或許就是發起修路的鄭永見、李鐘唫自撰自書，又或許是誰寫的已不重要。反正路修成了，善人的名字刻上去了，便已足夠。這種“無名”，恰恰是最民間的底色。

三塊碑，由明至清，橫跨三個世紀，相距不過數十里，卻共同指向同一個主題：蜀道之難與人之克難。

問險：何“難于上青天”

“蜀道難，難于上青天?！崩畎椎脑娋鋫髡b千年，可這“難”究竟難在何處？

襯腰巖碑文的開篇，直接呼應了這句詩：“蜀國多山，與西秦毗連，棧道有連云之險，劍閣有參天之雄，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自古為然?！边@不是文人的夸張修辭，而是腳下真實的土地。蒲江至名山一帶，地處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的過渡地帶，丘陵起伏，溝壑縱橫。那些穿行其間的古道，多是在山崖上硬生生鑿出來的，一側是石壁，一側是深淵。

三塊碑對道路之險的描寫，各自給出了最直接的答案。

襯腰巖碑的描寫最詳細：“其山勢險隘，窄徑懸空，行旅既艱于步履，輿馬更慮其顛覆?！鄙絼蓦U峻狹隘，狹窄的小路懸在半空，行人步履維艱，車馬更擔心翻覆墜落?！罢瓘綉铱铡彼淖郑屓诵捏@。

雪后，梭竹坡古道碑。攝影：王義重

梭竹坡碑寫得形象：“穹崖上聳，幽壑下臨……如羊腸之盤曲。”頭頂是懸崖，腳下是深谷，道路像羊腸一樣盤繞曲折，讓人仿佛看見那條細細的山路在群山間盤繞，時隱時現。碑文還寫道：“以比襯腰崖黃沙坎，前人亦已平修矣，獨此梭竹坡而忍其攀躋為艱。”——旁邊的襯腰崖、黃沙坎，前人都已經修平了，唯獨這個梭竹坡，還讓人忍受攀援跋涉之苦。這句話里，藏著一份不甘：憑什么別人能修，我們這兒就沒人管？

天目寺碑只有十個字：“山高陡峻窄峽，不能通便?！鄙礁撸范?，狹窄，還有峽谷阻隔。行人走不動，馬匹過不去，連正常通行都難以實現。

今日“大石梯”，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攝影：羅國建

天目寺的“大石梯”，原有六百五十六步，每一級臺階都是人工開鑿；襯腰巖的“千丈云梯”，名副其實。

但這些文字透露出的，不只是地理的險峻，更是生計的艱難。襯腰巖“行旅既艱于步履，輿馬更慮其顛覆”；天目寺“行人馬力難便”“擔夫所行亦步，身力多受艱辛”；梭竹坡碑“車則阻于轉旋，馬則艱于回首”。讀到這里，我們不禁要問：既然這么險，為什么還要走？為什么不繞道？

答案：主要是因為茶。

問路：因茶而生的古道

天目寺碑記錄了一條重要信息：“于天順三年將茶報入蜀國府中投納?！碧祉樔?，是公元1459年。這一年，天目寺的僧人開始向蜀王府進貢茶葉?！懊晌瘍认喙賳T金璋并旗軍同來看守，一年一進無違?！惫俑闪藘认喙賳T和旗軍來看守茶園，每年進貢一次，從未延誤。

天目寺碑，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攝影：李輝

這條路為什么要修？碑文說得很清楚：因為“府中委差官員、人馬、轎夫、擔夫，所行亦步，身力多受艱辛”。貢茶使者的往來，讓這條路的修繕成了當務之急。

名山、蒲江一帶，是中國茶葉種植的核心區。西漢時，茶祖吳理真在蒙頂山種下七株茶樹，開創世界人工植茶先河。唐宋以后，這里的茶葉經茶馬古道運往青藏高原，換取戰馬?！皩幙扇諢o鹽，不可一日無茶”——這句藏地諺語，道出了茶葉的戰略地位。

“中國名茶之鄉”蒲江 圖源：蒲江縣農業農村局

天目寺的僧人“栽茶為業”，梭竹坡連接周邊“鄉場”，襯腰巖“上通名雅，下達新彭”——這三條古道，都是茶葉運輸的必經之路。茶葉從這里走出去，換回鹽巴、布匹、鐵器，也換回一個家庭的生計、一個地方的經濟命脈。

蜀道雖難，卻是活路。所以，路必須修。不為官府，不為朝廷，只為自己。

天目寺的僧人修路，是為了貢茶能夠順利運抵蜀王府；梭竹坡的友人修路，是見“前人亦已平修矣，獨此梭竹坡而忍其攀躋為艱”；襯腰巖的士民修路，是為了“旅客行商同登云路，輕車快馬共歷亨衢”。

問人：誰在修路

那么，路誰來修？三塊碑給出了不同的答案。

天目寺的修路，起因于一位叫金璋的內相。他是蜀王府新委派的官員，“大管茶苗進貢”。他見到“路道崎嶇，行人馬力難便”，便“親書化疏，結眾喜舍資財米谷，命匠用工修砌”。自己寫化緣文書，集結眾人布施，命工匠修砌道路。天目寺碑陰刻著支持修路者的名錄：本山眾僧，附近中峰寺、鐵牛寺、觀音寺、文殊寺、金龍庵、寶勝庵的主持、僧尼，還有來自名山、蒲江（特別提到“大王井”，這里產鹽）、丹棱、眉州的信眾，紛紛捐錢捐物。碑記中還記載一位“歷侍六朝承奉正宋公”，聽說修路，“喜舍錦緞，同助路緣”。

茶園中的天目寺，遠處為老峨山。攝影：羅國建

這是一次官方倡導、民間響應的修路工程，早已跨越了天目寺一地，成為方圓數十里僧俗共舉的盛事。至今，發起者金璋在當地仍有不少傳說。他“敬慎謙和，素與僧道交厚”。自入天目寺，日巡茶園，夜習茶經，“嘗遍歷山川，擇佳茗而育之”。他又在寺外掘井煮茶，待客論道，“凡遇名僧高士，終日談宴不倦”。后來蜀王府見他年老，想召他回去，他說：“此處心安?！薄谶@里找到了歸宿。據說他臨終時，于榻中以手指茶，北望而逝。蜀王感其義，命刻臥像于石床，立石室祀之。

如今，金璋的臥像安放在天目寺后數百步的貢茶園內，當地人稱作“沉睡的太監”。一個宦官，遠離宮廷，在深山茶寺安度余生，最終被刻成石像，永遠守著他修過的路、種過的茶。

金璋臥像，今在天目寺后貢茶園內。攝影：李輝

梭竹坡的修路，則是三塊碑中最“民間”的一次。碑文記載：“今歲除道之月，適友人鄭永見、李鐘唫意欲修平此路，特先計夫功資，率同首事等募化仁人善士。”幾位友人——非官非紳，只是尋常百姓——想修這條路，便先核算工費，率領首事，向仁人善士募化。一共籌得“壹佰肆拾伍釧”錢，承包給工匠，“不日而告厥成功”。無官府倡導，無生員牽頭，只是幾位朋友，一拍即合，便把路修成了。這種“草根性”，在明清民間修路史中其實更常見——只是往往不被記載。梭竹坡碑替他們記下來了。

襯腰巖的修路，規模最大，記錄也最詳細。

茶馬古道修路碑 圖源：蒲江文博

碑文記載：“歲道光辛丑，里中士民等目擊心維，公同商議，修造石梯?！钡拦舛荒辏?841年），當地士民看到這條路破敗不堪，心里惦記著，就一起商議，決定修造石梯。

從哪里修起？“自襯腰崖山腳起，由馬搭灣、落坪寺至萬明橋止，約有五里之地，統計千丈之長?！蔽謇锫烦?，千丈長度，全部鋪筑石梯。

修了多久？“覓工修砌，越癸卯春，間歷經三載?！睆牡拦庑脸竽辏?841年）開始，到道光癸卯年（1843年）春天完工，歷時三年。

花了多少錢？“路約千尋，費逾四百?！惫こ藤M用超過四百釧。錢從哪里來？“首事八人，倡捐百數十千，募化眾姓助資二百余釧?！?/p>

這八位首事是誰？碑后的捐資名單確切告訴了我們其中七位的姓名：程廷昌、劉仲元、任天應、任天春、杜廷玢、杜槐三、杜鎮襄。其中任天春、杜廷玢是監生，杜槐三是廩生，杜鎮襄是武生——皆有功名在身的地方精英。在那個時代，讀書人取得生員資格，便躋身士林，享有一定的社會聲望和免役特權，也因此被鄉鄰視為“知書達理、可信可靠”之人。修橋鋪路這類公共事務，往往正由他們出面牽頭。

他們并非只出錢。碑文記載了他們的捐款方式，很有意思：

“領首程廷昌緣妻鄒氏男步鑾侄步蟾步云步楊步堂步高除募化自捐弍十六千五百?！背掏⒉B同他的妻子鄒氏、兒子步鑾、侄子步蟾等，除了募化來的錢，自捐二十六千五百文。

“監生領首杜廷玢緣妻曹羅氏男召棠魁梧緣妻趙文氏緣妻趙氏孫文生蓂培杰彭蓉若喆祝菁藩杓漸苓除募化自捐五十千文?！边@一長串名字，是杜廷玢和他的妻子曹氏、羅氏，兒子召棠、魁梧，兒媳趙文氏、趙氏，孫子文生蓂、培、杰……整整一家三代，自己捐了五十千文，為所有首事中捐資最多的。

這種“緣妻某氏”“緣男某某”的寫法，讓我們看到：修路從不是一人之事，而是一家之事。丈夫出頭，妻子支持，兒子參與，甚至兒媳、孫子都列名其上。在那個時代，修橋鋪路是積德的事，全家一起捐，全家一起積德。

除這八位首事外，還有兩位監工兼會首：王開倫、彭登文，“募化外各捐錢弍千文”。還有一位會首楊萬聰，“募化外自捐錢伍百文”。

另有堪輿（風水師）劉玠，石匠高國卿、姜在亮、馬國林，地主十一人——其中一位叫沈仲位，還有一位姓彭，其余九人姓名已磨滅。

圖源：AI生成

這是一個完整的工程團隊。發起人、募捐人、監工、風水師、石匠、地主，各司其職。無官府強征，無朝廷撥款，全憑民間自發組織、自籌錢款、自行施工。

這就是明清時期中國基層社會的公共事務治理模式。地方士紳憑借其功名與聲望，自然而然地成為公共事務的倡導者和組織者。他們了解本地的情況，有號召力，也愿意出頭。遇到修橋鋪路這類公共事務，便“目擊心維，公同商議”，再分頭募化，集腋成裘。

問眾：三百二十人的功德簿

襯腰巖碑的捐資名單，密密麻麻刻滿了左右兩塊輔碑。細數之下，有名字可考的捐資者，共三百二十人，涵蓋六十四個姓氏——上文中的那八位首事，亦在其中。

這三百二十人，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

有官員：縣令康文蔚“捐銀一封”，典史王承華“捐銀一封”，駐防蒲江汛司廳王福安“捐銀一封”。他們代表官府表示支持，但修路的主導權始終在民間。

有生員：貢生張步巒，廩生杜槐三、龐騰閣、龔子京，監生任天春、杜廷玢、郭洪升，文生杜蓂、杜衡、龔步揚、何卓、劉嗣堯、吳江，武生任忠和、杜鎮襄、蒲照麟、何飛龍、何錫川、李超倫、李觀階、劉鳳林——二十一位有功名的人。他們是地方社會的精英，也是修路的骨干。

有吏員：劉華、江文輔。他們是衙門里的辦事人員，也捐了錢。

有商人：陳萬興、盧萬成、彌興盛、悅興……這些帶“興”“盛”“和”字樣的名字，多半是商鋪的字號。

有普通百姓：陳現玉、劉朝鼎、傅天相、任聯芳、盧帝佐……他們捐的錢不多，有的兩千四，有的兩千，有的只有四百文。但他們都留下了姓名。

還有婦女：車徐氏、杜劉氏、車張氏、車彭氏、杜徐氏、杜羅氏、彭萬氏、廖楊氏、鄭徐氏……她們以“某門某氏”的方式出現在名單上，代表著那個時代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唯一途徑——通過丈夫或兒子的名義。

其中最令人動容的，是旌表節婦杜劉氏，堪稱明清時期民間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典型代表。

襯腰巖碑捐資名單，右一為杜劉氏攜子孫捐資記錄。攝影：王義重

碑文記載：“旌表節孝杜劉氏男承宗繼宗嗣宗孫文生衡捐錢壹拾弍千八百八十文?！彼璧腻X在所有普通捐資者中是最高的，是其他人捐款的五倍以上。即便算上幾位全家合捐的首事，數額亦躋身前七。

這位杜劉氏是誰？光緒《蒲江縣志》有她的傳記：“邑處士杜廷相妻，年十二于歸，十五歲夫故，氏撫子承祧，孝敬翁姑，本邑新修考棚捐銀二百兩，子嗣宗議敘八品，孫衡列邑庠，壽九十，請旌?！?/p>

光緒《蒲江縣志》關于杜劉氏記錄

十二歲出嫁，十五歲守寡。十五歲，放在今日仍是少年。在成佳開展田野調查中，我聽到了更多關于她的故事：她的丈夫杜廷相，是父親杜愷元的第四子，上面還有三位兄長。丈夫去世后，三位兄長各過繼一個兒子給她，便是碑文中的承宗、繼宗、嗣宗。前文提到的監生領首杜廷玢，正是她的二伯。

原來，碑文上那“一家三代”的名字背后，是這樣的身世：一個十五歲守寡的女子，由三位伯兄各過繼一子，撫養成人，終得旌表節孝，高壽九十。她做到了——兒子們長大成人，孫子杜衡還考中文生，名列縣學。

更難得的是，她晚年兩度巨資捐獻：一次是為蒲江新修考棚捐銀二百兩，一次就是這次修襯腰巖的路，捐錢十二千八百八十文。

長灘湖畔，杜廷相與杜劉氏合葬墓，左側為杜繼宗六世孫杜張明才。攝影：李輝

今天，在杜繼宗的六世孫杜張明才的引領下，我們在長灘湖畔尋得杜廷相與杜劉氏的合葬墓。這是一座規模不小的大墓。墓碑上刻有一聯：“清節世傳冰雪古，皇恩坊建史書長?！薄灏坠澆偈来鄠?，堪比冰雪堅貞；皇恩建坊旌表，事跡載入史冊，流芳久遠。

這是后人對她的追念，也是她為自己掙來的不朽。她憑何積攢如此巨資？又為何一次次慷慨解囊？碑文未言，縣志未載。

但我們可以想見：她從苦命寡婦，成長為受人敬重的節婦，這一生本就是一部堅韌的人生史詩。碑文中的十二千八百文，縣志中的二百兩銀子，數字的背后，是她為自己掙來的名字。在那個女性難以留名于世的時代，她留下了。她的名字，與路旁青石同在，與修路功德共存。

這就引出了一個更深的問題：為什么要把捐資者的名字刻在石頭上？天目寺碑說得明白：“恐失后修舍財者之心，理合再碑?！薄潞髞淼娜送浟诉@些舍財修路的人的心意，所以應該再立一塊碑。

梭竹坡碑亦言：“宜其立名不朽，永垂萬年。”——應該讓他們的名字不朽，永遠流傳。

襯腰巖碑雖未明說，那密密麻麻的人名，本身就是答案。

刻名，是一種道德表彰，也是一種社會契約。姓名刻于青石，便意味著這份功德為天地見證、為后人銘記?？v使肉身腐朽，姓名仍在，善行仍在，福報仍在。

這種觀念，根植于中國傳統社會的“報”的邏輯——做好事會有好報，刻下名字就是一種見證。同時也是“義”的邏輯——修橋鋪路是義舉，參與義舉的人值得被記住。

問心：人心即是通途

蜀道有盡，人心無疆；石碑有痕，功德無量。這便是石碑的意義：它不只是記錄，更是表彰；不只是銘記，更是傳承。數百年后，我們讀著這些姓名，仍能感受到那份“同結善緣”的溫熱。字跡會模糊，石頭會風化，但那份心意，穿越時空，依舊動人。

天目寺的路，修于明正德十五年。襯腰巖的路，修于清道光二十三年。梭竹坡的路，修于清同治十二年。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三百多年間，蜀道上的腳步聲從未停歇。每一代人都在修前人的路，也在為后人修路。

襯腰巖碑上有兩句話，寫得最好：

“修數百年崎嶇之徑，造千萬人往來之途。”

這就是石碑上的蜀道難——不是嘆息，是行動；不是畏途，是通途。

如今，站在襯腰巖的石坊前，還能看到當年修路的遺跡。石階還在，被行人的腳步磨得光滑。茶園還在，春茶每年都發新芽。天目寺的大石梯已經荒廢了，雜草從石縫里長出來，石碑上，“栽茶為業”幾個字依然可辨。那尊臥像還在，金璋還在那里，沉睡五百年，守著他修過的路。梭竹坡碑旁，偶有村民路過，駐足看一眼橫批“仁義坦途”，又匆匆離去。他們或許不知，這四字出自一百五十年前一次民間募修，出自幾位尋常友人的一念初心。

如今蜀道，天險已通，高速縱橫，高鐵穿梭。古道隱于山林，石梯沒于草木，當年車馬崎嶇之險，早已化作平川坦途。唯有三塊石碑，靜立山間，風雨不蝕。它們不語，卻記著數百年山高路險，記著眾人的善心，記著一家一戶的守望，記著一介婦人的風骨，也記著一個宦官的執念。

從成都平原到川西高原，昔日崎嶇險途，如今高速縱橫，高鐵穿梭。攝影：李輝

真正打通蜀道的

從來不是山川易形

而是凡人向善、百姓同心、世代相守

李白嘆蜀道之難，難在青天險峻

而山間石碑，卻刻下了人間答案

路可荒，石可朽，山可改

唯有人心向善、代代相扶

便是永不坍塌的通途

來源：成都方志

作者：李 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