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身體是扇任意門，穿過它，我們會通向哪里？

肉身是一切感知的起點，也是終點，依賴于它，我們得以與這個世界發生互動——視、聽、嗅、味、觸，這些感受無時無刻不在穿過我們，賦予我們生命的實感。

還有一些知覺，它們超越了當下的感受，將我們帶向更遙遠、神性、未知的應許之地。

這里，也許是神山之下，胃液與膠片之間的化學反應；也許是白蟻泛濫后，家中木地板被啃噬的空洞與一場夢境；也許是一場手術，跨過東歐與西歐幾百年的藩籬，化成一場曖昧不明的醫療事故.......

本期專題，讓我們跟隨三位藝術家，穿過身體，喚起那個也許本來就在我們自己體內的，瞬息全宇宙。

這是第三篇，藝術家Marianna Simnett帶領我們穿過身體。

藝術家 Marianna Simnett

一根醫用針頭即將插入藝術家Marianna Simnett的喉嚨，戴著橡膠手套的醫生一只手握著她的脖子，另一只手將針頭推近，刺破她脖頸處的皮膚，針管里是肉毒桿菌，用以放松她的環甲肌——這塊肌肉控制著人說話聲音的高低。針頭在喉嚨里左旋，右旋，藥水注入。

三天后，Simnett擁有了更低沉、緊實的聲音。她將這一過程記錄下來，配合自述與醫生的說明，創作了影像作品《針與喉》（The Needle and The Larynx）。

《The Needle and the Larynx》，2016 ，靜幀截圖

這樣的注射通常在有著較高音調的成年男性之間流行。Simnett說：“我想挑戰大家對‘女性聲音’的認知，聲音帶有某種權力關系，低沉的聲音往往會被認為是更有男性氣概的；而肉毒桿菌本來是致命的，可它現在卻被大規模醫用，整容、緩解頭痛、甚至被用來治療帕金森病。”

今年3月，Simnett剛剛完成自己在歐洲的雙展，同樣關于身體。在維也納分離派博物館（Secession, Vienna），她將古代東歐女性的小便可以驅魔的傳說，制作成了一個動態霓虹燈的裝置《噴泉》（Fountain），隨著燈光變化，燈帶勾勒出的女性逐漸掀開裙子，排出尿液；另一件裝置作品《凱瑟琳輪》(Catherine Wheel)在德國馬克斯·恩斯特博物館（Max Ernst Museum Brühl）展出，裝置的外觀是一條懸掛在天花板上的天藍色長裙，而在制作該作品時，藝術家在工作室里被其他人持續撓癢癢4個小時，期間身體的動態被捕捉記錄，制作成裙子搖曳的運動軌跡。

上：《Fountain》，2026，展覽現場

下：《Catherine Wheel》，2026，展覽現場

社會結構、醫療制品、古老傳說、知覺感官....... 對于Simnett來說，這些主題和視角都能以人的肉身為載體，實現藝術的探索和表達：“無論是暴力還是情緒，身體都是那個最直觀的作用對象。哪怕是病痛，也在肆意破壞、侵蝕并削弱著軀體。世間有許多力量左右著我們，有些顯而易見，有些則潛移默化。”

Simnett將自己和他人的故事化為影像、藝術裝置與畫作，編織出了一張屬于她的身體之網。穿過去，是禁忌，是暗黑童話，是我們與人工智能的交匯點——“我不過是用自己對世界的敏感力與想象力，在身體這個無比誠實的空間里，表達那些關于我自己、關于我所見到的、認知的人和事罷了。”

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有一半克羅地亞的血統，克羅地亞地處東歐，那里有許多隱秘的傳統，也有不少暗黑的故事。

我喜歡改編、關注一些民間故事，千百年來，故事本質上只是在被不斷地重述。我們其實并沒有那么多‘新’故事，只是在循環往復地講述同樣的主題。而我則喜歡去扭轉、撼動它們，并賦予其現代的意義—— 打破人們對故事的既定預期，讓你在以為自己已經洞悉一切時，突然獲得一個全新的視角。

《Blood》, 2015，靜幀截圖

在阿爾巴尼亞，我聽到了一個有關血液的故事。

在那里，人們遵循古老的《法典》（The Kanun) 生活。在那里，“血”是神圣的榮譽符號，如果一個家庭的成員被另一個家庭殺害，受害家庭會被認為“丟了榮譽”，而找回榮譽的唯一方法就是殺掉對方家庭的一個成年男性。

在這種極端的復仇文化中，生命被簡化為家庭的“舊血”與“新血”，男性的命運被禁錮在永無止境的復仇輪回中，而女性則因“不值得一顆子彈”被排除在暴力與尊嚴之外。

在阿爾巴尼亞，血是神圣的；可在西歐現代化的醫院里，血則是冰冷的醫療物質。

《Blood》, 2015，靜幀截圖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經有一則怪談，他過去曾認為可以通過切掉一部分鼻子來治愈病人的其他問題，比如痛經、癔癥或其他無關且遙遠的問題。所以他會與一名耳鼻喉科醫生合作，從鼻子里切除這些骨頭。

據說鼻子有一個類似于腫脹和消退的周期，與人的生殖器等其他部位的腫脹同步。弗洛伊德在20世紀初也確實執行了這些手術。聽說，他的一個病人做了手術，結果出了大錯，他們誤把一片紗布留在她的鼻子里，最后她的臉爛掉了。

再說回“處女” (Sworn Virgins)，回到阿爾巴尼亞，還有另一套準則規定女性可以變成男性，她們可以通過放棄性傾向來做到這一點——她們必須承諾永不再發生性行為，同性戀是被禁止的，所以如果她們成為了“男性”，就不能和男性發生關系，也不能和女性發生關系（因為她們在生物學上仍是女性）。

《Blood》, 2015，靜幀截圖

最終，將這些故事拼湊、拆解后，我創作了《血液》(Blood) ——我想象了一位小女孩，她在手術室里做了移除鼻骨手術后出現了幻覺，在那種迷離不清的狀態里，她遇到了一位“身為男性的女性”，對方帶著她開啟了一段全新的生命旅程。

阿爾巴尼亞神圣的血賦予了女性，佛洛依德的偽科學引向了新的女性體驗，我喜歡先找到故事，然后打破、重組。在我看來，《血液》是由身體和傳說引發的，但卻關于女性所擁有的選擇，我們并不一定非要遵循那種常規的、規范化的路徑。

上：《The Udder》, 2014 ，靜幀截圖

下：《Blue Rose》, 2015，靜幀截圖

《血液》是我第一個影像三部曲中的一部作品，關于血液與器官。另外的《乳房》(The Udder) 關于牛奶和乳房，《藍色玫瑰》(Blue Roses) 則關于血管和軀干，三部曲都與“醫療”這一主題相關。在這三部曲里，我在肉身里漫游，穿過了牛奶、血液、和血管，也穿過了白色，紅色和藍色。現在回想，我并沒有刻意去設計這樣一組影像，可當我反應過來的時候，它們已經在那里了。

做完三部曲之后，我創作了《針與喉》（The Needle and the Larynx）和《微光中昏厥》（Faint with Light）。在創作這兩部作品的同時，我也在進行極其極端的藝術實踐，不斷挑戰自身生理極限。前者是一部我與外科醫生合作、通過手術改變自己聲音的影像作品；后者則是一件聲光裝置，我記錄了自己因過度換氣而反復陷入昏厥的過程。雖然野心勃勃，但也感覺到，人畢竟只有兩條胳膊、兩條腿和一個腦袋。如果你一直這樣消耗，還能走到哪兒去呢？身體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從字面意義上來說，我必須停止‘低頭向內看’，轉而‘抬頭向外看’。在《鳥類游戲》（The Bird Game）中，我決定徹底改變我的創作方法。

《Faint with Light》, 2016, 展覽現場

我開始和作家查理·福克斯（Charlie Fox）構思這樣一個故事：關于一只活生生的烏鴉，它既殘忍、帶有虐待傾向，卻又非常能安撫人心、冷靜異常。她一半是護士和母親，另一半則是邪惡的化身。她誘騙孩子們進入一座大宅——在我看來，那座宅子其實就像是一個人的身體，或者一個病態的大腦。在某種程度上，房子成了身體的隱喻，因為孩子們會經歷不同的層級：從地下室開始，穿過樓層，爬上頂層的臥室，最后從窗戶逃出。”

我們選擇了一只烏鴉受過專業訓練的‘電影烏鴉’，非常適應鏡頭的拍攝。在故事里，她把孩子們誘惑進那座大宅，然后用各種不同的手段將他們一個個殺掉，就像是一個殺人犯。

《The Bird Game》, 2019，靜幀截圖

而對于孩子們來說，如果他們贏了這場‘鳥類游戲’，就會得到獎勵。游戲規則是他們必須緊緊跟隨她，并服從她所有的指令。如果他們最終獲勝，獎勵就是‘再也不用睡覺了’——贏了的孩子永遠不需要再進入睡眠。

為此，我研究了人類與鳥類睡眠模式之間的關系：鳥類擁有和人類非常相似的快速眼動期（REM)。對于鳥類學家來說，鳥類與睡眠、夢境之間存在著某種非常有趣的關聯。我整個人開始沉浸在這個關于睡眠、夢境與噩夢的世界里，并以此為核心創作了這個故事。

《The Bird Game》, 2019，靜幀截圖

老實說，我自己也是一個睡覺不安分的人，我會說夢話，也會夢游。但我更感興趣的是一種文化層面的探討：我們的科技、手機，以及那些所謂的睡眠應用，如何‘侵入’我們的生活？切入我們的夢境？

現在，我們隱私里的每一個細微碎片都在被記錄、監控，并被整合進數據集里。也因此，我對‘睡眠’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它幾乎是唯一能讓我們保持“人性”、保持“脆弱”的東西。

那是我們擁有的最后一塊領地。

《The Bird Game》, 2019，靜幀截圖

大約在2021、2022年左右，我開始對AI產生興趣，那時所有人都在為NFT和加密貨幣瘋狂。我想，“我也來研究一下AI吧”。最終我創作了幾部探討古代神話的影片，但嘗試用人工智能去重構它們。

我開始研究‘戈爾工’（Gorgon）這個角色。這也跟我吹長笛有關——我是一個長笛演奏者（flutist）。在古希臘神話中，戈耳工指的是三姊妹斯忒諾、歐律阿勒和美杜莎。當美杜莎被殺后，她的兩個戈爾工姐姐陷入了極大的悲慟，她們的哀嚎聲響徹云霄。這種哭聲極其劇烈，甚至具有殺傷力。本質上，這關乎一種原始的力量。

《Blue Moon》, 2022，靜幀截圖

作為一個吹長笛的人，我對這種‘工具’產生了興趣。傳說中長笛的發明就是為了模仿戈爾工的哀嚎，或者說作為一種與之對抗、并試圖將其馴服的方式。與此同時，Gorgon也來自古羅馬詞語 “gorgós”，意思是令人恐懼的，也指喉嚨向后所發出來的低沉之聲。

我開始想象，如果現代社會里也有戈爾工，它會是什么樣？首先，它要由AI驅動，這樣怪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它要能生成變幻莫測的圖像，要能將長笛的聲音轉化為更讓現代人膽寒的聲音；它還要會說話，能生成像是希拉里、撒切爾、奧巴馬這樣政客的聲音。

《Gorgon》，2023 ，劇場表演

于是，在長笛、 “gorgós”、人工智能、古老傳說的加持下，《戈爾工》（Gorgon）由此誕生，這是一部長笛歌劇。故事跟隨在火車站甜甜圈攤位值夜班的女孩格蕾塔（Greta）展開：她幻想自己是一位“暴虐的企業女王”，統治著一座位于森林邊緣的辦公室。

格蕾塔癡迷于捕捉那個名為“戈爾工”的怪物、它身份成謎且能幻化形狀，刺耳的哀啼足以震顫大地。為此，她闖入了森林，遇到了各種各樣的混合生物，并在一群螢火蟲的誘導下，不由自主地開始模仿那種她原本試圖去控制的哀嚎。

最終，格蕾塔意識到她對“所有權”的追求與這片領域格格不入。她放棄了權力，被更宏大的力量所吞噬。故事達到高潮：她與一群蜜蜂交織共生，陷入了一種“糾纏狀態”。在那里，她與戈耳工面對面，辨認出了彼此內心深處那份極其相似的脆弱性。

《Gorgon》，2023 ，劇場表演

這便是這出戲劇的核心——共情，無論對方是一個人，還是一臺機器。它關乎一種持續的介入，去關注對方的行為與思考，并嘗試進入對方的世界。我一直在努力踐行這件事，盡管也可能會失敗，但關鍵在于保持開放和好奇心，不要過于篤信自己的立場是唯一的真理。

當然，這也伴隨著一些插曲。之前，我受不了ChatGPT 那種帶有肯定性的調調，好像在不斷告訴我們“大家都很棒”。前幾天我跟朋友聊天，對方告訴我，你必須對機器說“謝謝”，必須對它保持友善，而不能僅僅把它當成奴隸。這話在我腦子里縈繞了很久，我突然意識到我從未說過謝謝。我從不對它客氣，也從未對它提供給我的海量信息表達過感激。我總是表現得很無所謂，結束對話就直接關掉電腦。

《Gorgon》，2023 ，劇場表演

但本質上，機器就是我們的一面鏡子，對吧？我們必須學會和它共同生長、共同生活。我對我們將要變成的這種“混合生物”的前景感到興奮，但它同時也具有潛在的極高毒性和危險——網絡上充斥著霸凌與騷擾，而AI在許多方面也讓我們變得懶惰，不再試圖動腦思考。

也許對人類來說，我們現在真的站在了一個極其有趣的時刻。盡管人類天生就排斥改變，隨著年齡增長，我們總是討厭事物變得不同，但我下定決心，絕不讓自己變成那種只會對著酒館里的陳年舊事發牢騷、固步自封的守舊老人。

我不想那樣，我對我們未來的走向感到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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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音樂是通往平行時空的頻率，我們真的能遇到另一個自己嗎？穿過身體、時間和空間，我們最終將抵達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