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鄧寶珊接到毛主席的任命，讓他出任甘肅省政府主席。鄧寶珊當即給毛主席寫了封信，請求先學習一段時間，暫時不去甘肅。毛主席沒有動怒，而是約他去了中南海，兩人進行了一次面談。

彼時，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堆滿了毛主席的案頭，而西北重鎮甘肅的政務主持工作，便是其中的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毛主席高瞻遠矚，看問題總能一眼看到本質。同時，毛主席選人的眼光同樣精準，他面對這個難題時，第一時間將目光投向了在舊軍隊里打滾多年的鄧寶珊。

鄧寶珊是甘肅天水人，如果由他出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對于鄧寶珊而言，絕對是“衣錦還鄉”的高光時刻。但在鄧寶珊接到毛主席的任命時，他卻沒有如別人想的那樣欣然接受，反而在第一時間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提出“暫緩赴任”的請求，理由是想先學習學習。

顯然，毛主席對鄧寶珊的任命，被他婉拒了。為此，毛主席專門把他請進了中南海，進行了一次面談。

鄧寶珊為何會婉拒？從當時的情況分析，在1949年去甘肅擔任省政府主席，這副擔子其實很重。因為鄧寶珊是甘肅人，所以對甘肅的情況最是了解。甘肅經歷多年的戰火，又遭受馬家軍盤剝多年，再加上連年自然災害，原本就不算富庶的土地，早已經民生凋敝。

鄧寶珊不到十六歲從軍，在西北這塊土地上摸爬滾打了幾十年，他比誰都清楚這項任命的背后，到底是多么沉重的信任，他擔心自己撐不起來。鄧寶珊自認懂軍事，也懂西北，卻對建設新政權沒有任何把握，怕辜負毛主席的信任和百姓的期待，這才有了前文提到的一幕。

毛主席見到鄧寶珊的信后，沒有多說什么，而是約鄧寶珊到中南海面談。正是這番談話，徹底改變了鄧寶珊的態度。這個時候不禁要問，毛主席為什么對鄧寶珊如此器重？

其一，1924年，鄧寶珊在陜縣辦軍官傳習所，力排眾議起用共產黨員胡重差、葛霽云擔任所長和秘書長。簡單的一個舉動，背后承受的壓力卻非常大，在那個時代背景下，堪稱是敢作敢為。

其二，1926年，鄧小平負責軍官教導隊的政治教育，當鄧小平要去蘇聯深造時，鄧寶珊二話沒說，直接掏出200銀元資助。在那個年代，這筆錢不僅是路費，更是一份政治風險。

其三，順瀘起義失敗后，劉伯承處于人生的至暗時刻，身無分文，敵人四處追捕，陷入絕境。鄧寶珊與他素昧平生，卻因為對志士的敬重，果斷讓葛霽云送去600銀元并附上通行證。

從這三件事可以看出，鄧寶珊心中富有正義感，對正確的事情敢于堅持，不懼冒風險、做事有擔當。而從鄧寶珊做的這幾件事來看，不僅是善心，更是決心，甚至可以稱之為替中國革命保留了火種。

1938年5月，鄧寶珊路過延安，鄧寶珊為人低調，沒打算驚動延安，遂決定在騾馬店湊合一宿。但毛主席何等敏銳，兩次派人去請，誠意十足，讓鄧寶珊根本無法拒絕。

這一次進延安，鄧寶珊非常重視，短短一個星期的時間里，鄧寶珊走訪了陜北公學，看了抗大，更是直接走到群眾里聽演講、看晚會。七天時間，鄧寶珊卻看到了在舊軍隊一輩子也沒講過的風氣，他在老百姓和戰士的眼睛里看到了光。

1939年的夜晚，在陜北的窯洞里，鄧寶珊與毛主席促膝長談。次日，毛主席公開演講時，鄧寶珊又去了現場聆聽，事后由衷地感慨：“毛先生看問題之深、之遠，非常人能及。”

此后，北平和平解放有鄧寶珊的影子，綏遠起義和對寧夏馬鴻賓部的勸降，也有鄧寶珊的奔走。而毛主席在談及鄧寶珊時，更是直接用一句“對鄧先生可以完全信賴”，打破了所有人的疑慮。

正因為經歷了這么多，毛主席才會對鄧寶珊如此信任。而鄧寶珊的擔憂，也在與毛主席交談之后煙消云散、豁然開朗。

1950年初，鄧寶珊不再要求學習，而是帶著毛主席的囑托，一頭扎進了他魂牽夢繞卻也滿目瘡痍的家鄉，開始全新的恢復與建設。

以甘肅當時的情況來看，鄧寶珊此去甘肅赴任，肩上的擔子確實重。與其說是去做官，不如說是去“吃苦”。遠的不說，就說以當時的交通狀況，這位省政府主席是背著降落傘，坐著一架四處漏風的舊飛機落到蘭州的。

彼時的蘭州，遠沒有今天的富庶，在多年的戰火破壞之下，電力斷了，水也停了。蘭州人當時喝的是黃河渾水，半杯水里能沉出半杯泥沙。

鄧寶珊到任后的第一件事，不是發號施令，而是“跑”。他身上有老兵的硬氣，也有實干家的作風。

鄧寶珊親自去會寧和定西考察，因為他知道，那里是有名的干旱區，車子在土坡上拋錨了，他這個省主席就帶頭下車推。年紀大了，身體不舒服，卻一刻都不肯停。隨行人員心疼他，勸他休息休息，鄧寶珊卻說：“不親眼看看，心里不踏實。”

鄧寶珊在1950年政協大會上的兩份提案——創建民族學院和統一薪資，精準地切中了甘肅當時的病灶。西北民族學院的建立，不僅僅是教育問題，更是解決西北民族矛盾、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的戰略棋子。

1968年，鄧寶珊在京逝世。在他的履歷上，有過北伐的輝煌，有過割據一方的威望，有過和平起義的功勛。但在甘肅老百姓心中，這些都比不上那個“好省長”的稱呼來得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