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貪官污吏從不害怕“反貪”

來源丨讀友薈

作者丨易中天

每到王朝的鼎盛時期，動亂的烽煙便已悄然升起，帝國的喪鐘也已悄然響起，只是大家看不見也聽不見。他們看見聽見的，是形勢大好，是歌舞升平，是“云里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是“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云”。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時，就后悔莫及了。大唐便是這樣。

宋神宗顯然不愿意看到這種結局。

事實上當時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據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引盧策所言，宋仁宗皇祐年間，國家財政收入三千九百萬，支出一千三百萬，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四千四百萬，支出八百八十萬，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寧年間，收入雖達五千零六十萬，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萬，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說來，趙家的國庫，豈不等于是空的？

支出增長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貨志》的說法，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遼夏威脅，長期作戰，歲費彌加。這一條其實包括兩項，即“軍費”和“歲費”。所謂“歲費”，就是大宋每年送給遼國和西夏用來購買和平的錢。這些錢，不但年年要給，而且不斷增加。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除非能把遼國和西夏滅了。不過宋王朝顯然沒有這個能耐，不被他們滅掉就是萬幸。

但買來的和平并不可靠，所以軍費和歲費一樣，也是有增無減。二是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這同樣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你不可能不讓人口增長，更不能不讓皇親國戚、鳳子龍孫們生兒育女。于是只好相應增加管理的人員和機構，增加職務和官位。結果“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其三就是制度問題了。宋代實行的，是中書、樞密、三司各自為政的制度。中書就是中書省，管行政；樞密就是樞密院，管軍事；三司就是戶部、度支、鹽鐵，管財政。據《宋史·食貨志》記載，早在宋仁宗至和年間，諫官范鎮就看出了這個制度的問題。范鎮上疏說：“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結果，國庫早已空虛，樞密院卻還在招兵買馬（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人民早已貧窮，財政部還在橫征暴斂（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省知道民眾的情況，卻無法制止樞密院的征兵和財政部的聚斂。當然沒有辦法的。因為這種制度，原本就是為了削減相權加強皇權，哪個皇帝肯改？

實際上，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本身就有問題。從皇祐到熙寧，不過二十年光景，財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當時的條件下，經濟增長哪有這樣的速度？顯而易見是加重人民負擔所致。支出的增長速度就更成問題，竟達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里還能支持得住？

何況神宗還是個志向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于對遼國和西夏的屈辱退讓，焦心于國家的財政緊蹙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間就讓自己的王朝振作強大起來。他多次對臣僚說“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說“國之要者，理財為先，人才為本”。問題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財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

王安石的辦法，是變“常平法”為“青苗法”，即將常平倉和廣惠倉賣出陳米的錢用來做青黃不接時的“抵押貸款”。這也是一箭多雕的。青黃不接時，糧價飛漲，賣出倉內陳谷，可以平抑物價，此其一；賣糧所得之資可以用于貸款，此其二；平價糧食和抵押貸款都能救濟農民，此其三；國家憑此貸款可以獲得利息，此其四。當然，奸商富豪受到抑制，農民負擔得以減輕，也是好處之一。總之，青苗貸款利息較低，農民負擔得起；所賣原本庫中陳糧，國家負擔不重。何況官府借出余糧，可解農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國庫之資。這難道不是公私兩利？難怪王安石會夸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賦稅也能增加國庫收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然而實際操作下來的結果卻極其可怕。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標準，是年息二分，即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二千。這其實已經很高了，而各地還要加碼。地方上的具體做法是，春季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結果，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應該充分考慮農民利益的低息貸款，變成了一種官府壟斷的高利貸。而且，由于執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達到原先設定的35倍！

利息高不說，手續還麻煩。過去，農民向地主貸款，雙方講好價錢即可成交?，F在向官府貸款，先要申請，后要審批，最后要還貸。道道手續，都要求人，托請，給胥吏衙役交“好處費”。每過一道程序，就被貪官污吏敲詐勒索從中盤剝一回。這還是手續簡便的。如果繁瑣一點，則不知要交費幾何！農民身上有多少毛，經得起他們這樣拔？

更可怕的是，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給全國各地都下達了貸款指標，規定各州各縣每年必須貸出多少。這樣一來，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攤派了。當然，層層攤派的同時，還照例有層層加碼。于是，不但貧下中農，就連富裕中農和富農、地主，也得“奉旨貸款”。不貸是不行的，因為貸款已然“立法”。你不貸款，就是犯法！

結果，老百姓增加了負擔，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們的尋租又多了一個旗號，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敗之實了。改革幫了腐敗的忙，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為貪官污吏害怕改革。不，他們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沒有，什么事情都不做，無為而治。如果無為而治，他們就沒有理由也沒有辦法撈錢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動作，他們就有辦法，倒不在乎這動作是改革還是別的什么。比方說，朝廷要征兵，他們就收征兵費；要辦學，他們就收辦學費；要剿匪，他們就收剿匪費。反正只要上面一聲令下，他們就趁機雁過拔毛！

何況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這樣一種改革，說得好聽叫理財，說得不好聽就只能叫聚斂。我們知道，在當時的條件下，國民生產總值基本上是一個常數。財富不藏于國，即藏于民。國庫里的錢多了，老百姓手里的錢就少了。變法以后，神宗新建的32座內殿庫房堆滿絹緞，只好再造庫房。但這些財富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是從地里長出來的嗎？顯然不是。正如司馬光所言，“不取諸民，將焉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