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韓國人久違的五一勞動節當天，李在明站在青瓦臺的講臺上，說出了一番在韓國政壇多少有些“逆耳”的話。他呼吁打破“親勞工就是反企業、親企業就是反勞工”的二元對立，強調勞資雙方要共謀共生。

這話出自一個進步派總統之口，確實讓人意外。但如果了解一下韓國勞工運動的歷史，就會明白他這番話的分量和背后的深層考量。

韓國勞資之間的這種尖銳對立，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歷史一手制造出來的。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70年代的軍事強人樸正熙時期——也就是前總統樸槿惠的父親——隨后又在1987年“民主化”運動之后被全面固化。

樸正熙搞的是“國家加財閥”的發展聯合體，他的態度很明確：親資本、壓勞工。1961年他政變上臺后，第一件事就是解散獨立工會，只留下一個官方御用的“韓國勞總”，并嚴格禁止罷工，對勞工組織施加嚴苛管控。

到了1970年，韓國工人運動先驅全泰壹高喊著“我們不是機器”自焚身亡，這件事成為勞工階級意識覺醒的標志性事件。從那以后，勞資矛盾就從單純的經濟糾紛，徹底轉向了階級對抗。

不過當時韓國的政治光譜里，其實還根本沒有今天所謂進步派的位置，所有左翼進步力量都被打成“北諜”，只能轉入地下活動。這種高壓狀態一直持續到1987年，大規模民主運動推翻了獨裁統治，勞工運動隨后全面爆發，上百萬工人走上街頭罷工，對財閥體制形成了全面沖擊。

在這個節骨眼上，韓國保守派祭出了一套話術，宣稱“親勞工等同于反國家、反企業等同于反韓國”。而進步陣營這邊，因為親眼目睹了財閥與獨裁政府聯手鎮壓工人，腦海里形成了一種“企業等于壓迫機器、資本等于敵人”的集體記憶。從此以后，“親勞工必然反企業”就成了韓國政壇兩派以及它們基本盤雙方的共識，一直用來爭斗，延續到今天。

如今的韓國，勞動者的環境比當年確實有所改善，但遠談不上舒適。那李在明作為一個進步派總統，為什么要在這個時候跳出來搞調和呢？這不是違背了“祖訓”嗎？

原因或許有兩個層面。第一，從現實處境來看，對立本身就是內耗。如今的韓國經濟已經不是當年的黃金時期，利潤被攤得比以往更薄。如果勞資雙方繼續激烈對立，影響到生產秩序，那企業和勞工都可能沒好日子過。以他們為基礎的國家就更談不上什么發展了。

第二，從制度設計的角度來看，這種二元對立的格局背后，其實也有美國的影子。和其他一些社會群體切分方法類似，這是一種分而治之的手法，只要勞資對立繼續保持尖銳，分別站在兩邊的進步派和保守派就有抓手可以斗得你死我活，難以形成共識。

美國需要的恰恰是一個對立撕裂的韓國，而不是一個能凝聚出共識的韓國，因為出現共識了就可能會有精力思考一些“大逆不道”的問題。

李在明想做的，應該就是堵住這個對立的最大源頭，讓勞資雙方通過彼此妥協，不至于發展到徹底撕破臉的地步。要想“破局”，就多少得做些“違背祖宗的決定”。

有意思的是，李在明雖然出身親勞工陣營，但他這個人高度務實。他曾公開說過，不管是保守派還是進步派的手段，只要管用他都會用。他在內閣里甚至試圖留用保守派出身的官員，比如農林畜產食品部長官宋美玲等人。原因很簡單，李在明認可這些人的專業能力。這一點，比美國的一些總統還有格局。

韓國的大企業對于李在明這種政治家的態度，其實是比以往其他進步派總統更友好的，因為他不光知道調和兩邊的關系，還知道帶著企業去國外找出路。

有了尹錫悅那個對經濟和社會管理能力過于無能的總統做對比，李在明的執政認可度一直維持在很高的水平，即便近期有所下降，也依然在60%以上。他目前只差一個月就執政滿一年，任期已經過去了五分之一，前景確實比其他人來當總統要光明得多，但這是“不出意外的話”。

保守派那邊看李在明，心里是又恨又怕。這個人小時候從工傷事故中幸存下來，競選總統后又經歷了官司、刺殺、絕食等一系列磨難，命實在太硬了。如今的國民力量黨對他恨得牙癢癢，但翻遍黨內所有政治人物，幾乎找不到一個支持率能跟他等量齊觀的人。

李在明這個致力于修復和調和的總統，在韓國政壇確實是個異類。但韓國的政治斗爭從來不缺陰招，保守派雖然親財閥，可如今財閥能容忍李在明的局面，對他們的政治生命其實很不利——話都讓你一個人說完了，勞資兩邊都被你安撫了，那還要我們保守派干什么？

民意拼不過，官司斗不倒，接下來的風險就很明確了。一些保守勢力可能會在暗中想辦法危害他的人身安全。未來四年，他需要加倍小心。

還有一些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比如保守派在外力支持下，采用一些當年某些東歐國家那種“顏色暴亂”的手段，安排更暴力的方式來對付李在明和他的支持者。

韓國進步派現在看著確實順風順水，但需小心，反撲可能就在不遠處。作為政壇上的“老運動員”，李在明和他的盟友們應該能夠意識到這一點，現在，還遠未到能夠開香檳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