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10日，向鄧小平匯報經濟工作。

近距離感受鄧小平

原載：《炎黃春秋》2007年第12期

作者：田紀云

1985年至1987年是我與鄧小平同志接觸最多的時期，因為那時我在國務院與萬里一起主持日常工作，同時又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每年總有幾次陪同總書記和總理去鄧的家里向他匯報請示工作。

記得我第一次去鄧的家里是1985年7月11日，那是向鄧匯報價格改革的思路和初步方案，由我主講，趙紫陽作補充。鄧對于價格改革持非常積極的態度，他認為早晚要過價格改革這一關，遲過還不如早過。他說：

“改革的意義，是為下一個十年和下世紀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續發展的基礎。沒有改革就沒有今后的持續發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紀的前五十年。這件事必須堅持下去。”

“物價改革是個很大的難關，但這個關非過不可。不過這個關，就得不到持續發展的基礎。十二屆三中全會以來九個月的實踐證明，物價改革是對的。……改革的勢頭好，要堅持搞下去，這個路子必須走。今后即使出現風波，甚至出現大的風波，改革也必須堅持。否則，下一個十年沒有希望。”

后來他多次強調，搞價格改革是要冒點風險的，但只要搞改革就會有風險，小亂子難免，只要不出大亂子就行。他也同意，價格改革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方針，走一步看一步，順利時就步子邁大一點，發現問題就及時調整，把步子放慢一點。

1985年下半年出現了物價上漲過高的情況，人們對調整工資也有不少意見。中央書記處決定召開一次黨政軍機關干部大會，由我給大家講一講經濟形勢問題。機關干部大會是次年1月6日召開的，會議由胡耀邦主持，中央、國務院主要領導差不多都參加了，由我作了《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的報告，針對當時經濟工作中的一些認識問題作了比較系統的闡述，胡耀邦、楊尚昆、王兆國也講了話。隨后向鄧作了匯報，他說，中央機關干部大會上的報告講得好，可作為中央二號文件發到全黨（一號文件是農業問題)。

1986年6月10日，趙紫陽和我又向鄧匯報經濟形勢，當時整個經濟形勢是好的，但農業滑坡的局面未見大的好轉。造成糧食生產滑坡的原因，主要是領導層在農業連續五年大豐收，全國性出現賣糧難、賣棉難、賣肉難等形勢下，對糧食生產過分樂觀，認為糧食問題已基本解決，不能再繼續鼓勵農民多種糧食，并采取了一些限制糧棉生產的措施，如不再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的余糧，取消獎售物資等，挫傷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

我們到鄧的客廳剛剛坐下，鄧就說，紫陽啊，農業問題要注意呀！農業一旦滑坡，三五年轉不過來。鄧小平平時比較嚴肅，但很少見他發脾氣，批評人也是和顏悅色。

鄧在聽完匯報之后說，當前經濟情況總的是不錯的，是不是有三個問題，如果解決得不好，將會影響我們經濟的發展。

“一是農業，主要是糧食問題。農業上如果有一個曲折，三五年轉不過來。粗略估計一下，到2000年，以十二億人口每人800斤計算，每年要增產一百多億斤才能達到這個目標……有位專家說，農田基本建設投資少，農業生產水平降低，中國農業將進入新的徘徊時期。這是值得注意的。我們從宏觀上管理經濟，應該把農業放在一個恰當位置上，總的目標始終不要離開本世紀末達到年產9600億斤糧食的盤子。要避免過幾年又要大量進口糧食的局面。”

“二是外匯問題。外匯短缺，外貿發生逆差，會不會拖我們的后腿？中國有很多東西可以出口。要研究多方面打開國際市場，包括進一步打開香港、東南亞和日本市場。”

“要打開出口市場，關鍵是提高產品質量。質量不高，就沒有競爭力。逐年減少外貿逆差是戰略性問題，否則，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就不可能，總有一天要萎縮下去。”

“三是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志。1980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

鄧小平講的三個問題都是戰略性的，十分重要。趙紫陽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很快采取了加強農業、加強外貿工作的措施，提出了沿海發展戰略的設想，并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1986年12月19日上午10時，趙紫陽、姚依林和我向小平同志匯報經濟形勢和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一坐下，鄧小平就說：改革要過幾關？我講了“過五關斬六將”，但究竟要走幾步？去年走了一大步，今后還要走幾步，花多少時間？

趙紫陽回答說：要研究一下才能回答清楚。姚依林匯報了1986年經濟形勢，在講到外債時，鄧小平插話說：外債不怕，但要用于生產，用到補財政赤字那就不好。

接著，趙紫陽匯報了下一步改革的設想。改革的問題，重點講了調整鋼材價格、原材料價格、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以及提高糧食價格和金融改革等問題。在講到提高糧食價格，同時提高職工工資時，小平說：“學校伙食要解決一點，300萬人，加點錢，解決一點，伙食改善一下。”

關于1987年工作，鄧小平強調說：明年工作重點是兩條，一是農業，增加糧食生產；二是搞活企業，從長遠看搞活大中型企業更重要。

在講到金融改革時，小平同志說，金融改革的步子要邁大一些，要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我們過去的銀行是貨幣發行公司，是金庫，不是真正的銀行。對金融問題，我們知識不足，可以聘請外國專家做顧問嘛。

在講到要把大中型企業經營權交給企業家時，鄧小平說：這個問題沒解決，主要是老框框的束縛。其實許多經營形式，都屬于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手段、方法問題，既可為資本主義所用，也可為社會主義所用，誰用得好就為誰服務。

在講到要重視基礎設施建設時，小平同志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向問題。基礎設施，包括電力、交通、港口、鐵路、通訊、原材料等，這些都涉及發展后勁的問題。

在講到要利用外資時，鄧小平說：墨西哥過去借了多少外債，不能說都是失敗的，有得有失。巴西人均外債4000元，墨西哥人均2000元，由落后國家發展到中等發展水平。他們用外資多了。我們要學習他們勇于借外資的膽略，但要適度，不能借得太多。但不能認為他欠債多就是失敗的。

最后，鄧小平說：關鍵問題還是糧食、外匯這兩個問題，不要忽視。再花大量外匯買糧食不行。另外，電子工業太分散了，為什么不與左鄰右舍掛鉤，聯合起來搞？太分散，各搞各的不行，那樣質量上不去。汽車工業如何組織起來，也要研究一下。形成企業集團，就形成力量，信息也就比較靈通了。

對于企業下放，鄧小平說，企業下放，政企分開，是經濟體制改革，也是政治體制改革。下放的阻力來自婆婆太多，聽說經委有上萬人，必須精簡，計委一定要小。這些人在中央機關工作多年，多數都還有一定知識，到基層去競選廠長、經理，顯示自己的本領去嘛！

1987年7月22日，在北戴河辦公期間，鄧小平在一份關于與韓國關系問題的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大意是：與南朝鮮實現關系正常化不能再拖了，……隨之，中央、國務院決定成立中韓經濟協調小組，由我任組長，在與韓國未正式建交之前，許多經濟交往，都是由這個小組首先研究提出意見報中央、國務院決定的，這對后來中韓正式建交，確實起了促進作用。

1987年11月初，胡、趙和我，向鄧匯報沿海發展戰略問題，這個問題是趙紫陽經過大量調查研究后首先提出的，匯報時趙主講，講得非常詳盡生動，主導思想是在沿海兩億人口的地區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把這個地區的近兩億人口甩到國際市場上去，到外國找飯吃，把國內市場讓出來給內陸地區。還講了沿海的有利不利條件以及需要在政策上解決的問題等。鄧聽后非常興奮，當即表態，這是一件大好事，要放膽地干。

1988年1月23日，小平在一份關于加快沿海地區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報告中批示：“完全贊成。特別是放膽地干，加快步伐，千萬不要貽誤時機。”1988年9月12日，鄧小平在聽取關于價格和工資改革方案時又說：“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的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

從我與鄧小平的直接接觸中，我認為鄧小平的確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具有遠見卓識的戰略家和實踐家。他雖然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又不受任何教條的束縛，一切著眼于實際效果，所謂“黑貓白貓”論可能是他的基本哲學觀點。他思想敏銳，高屋建瓴，膽識過人，雷厲風行，勢如破竹，言必行，行必果。毛澤東夸他“綿里藏針，柔中有剛，人才難得”，我看是符合實際的。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書中說，二十世紀是最不幸的世紀，它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半個世紀的冷戰，冷戰中無數次的局部熱戰，給世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犧牲。但正是這個不幸的世紀造就了無數的英雄，造就了一批出人頭地的領袖人物。毛澤東就是在中國大地造就的為數不多的幾個偉大領袖人物之一。他又說：“一般來講，出色的革命領袖都不是優秀的國家建設者。革命領袖必須摧毀舊體制，國家建設則必須建立新體制。”在我看來，小平同志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優秀的建設者。

1983年12月，田紀云（左一）在深圳調研。

附：

“只有建立一套黨內、人民代表大會內部的民主監督機制，讓普通黨員、人民代表真正具有說話、監督的權力，讓當官的‘烏紗帽’與黨的、人民的民主監督制度聯系起來，把‘公仆’置于主人的監督之下，才能使法律得到有效的貫徹實施，制止腐敗的蔓延滋長。”

——1997年7月4日田紀云在一次重要會議上的建議（《田紀云文集·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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