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次拜訪德魯克，朵麗絲都在家。她有自己的工作室，一般不參加我們的談話。有時談得太久，她會從屋里出來，在客廳來回走走。那就是暗示，該結束了。我們也會識趣，告辭。

德魯克每次都談興很濃。但我猜，朵麗絲不太喜歡我們，因為我們消耗了德魯克太多精神。

我感覺，朵麗絲更像是德魯克的監護人。直到晚年，德魯克仍然精力充沛。朵麗絲則是那個比他更細心地護惜他的精力和身體的人。

我提到過在德魯克家錄像的事。為了給我的管理研修中心的MBA學生錄一段致辭，德魯克在鏡頭前反復讀稿子，持續了一個多小時。為了錄像，他還要人把沙發從原來的位置搬到書架前。錄像結束，我們收拾現場，清理雜物，把家具復位。正要告辭，德魯克叫住我們：「你們能不能幫我把沙發再往旁邊挪一挪？」仔細一看，我們才發現，地毯上有一個沙發腿的印痕。沙發雖然放回原來的區域，但四條腿沒能跟原有的印痕重合。德魯克嘟囔了一句：「我是無所謂的，但不要讓我太太發現。」

我還提到過跟德魯克一起參加克萊蒙特大學校長晚宴的事。那頓飯持續了三個多小時，結束時天已全黑，溫度也降了下來。離場時，朵麗絲把一件外套遞給德魯克，讓他穿上。老人家身體有些僵硬，套外套時笨手笨腳，抱怨說：「I hate it.」朵麗絲在旁邊大喝一聲：「You need it.」德魯克不再出聲，老老實實套好了外套。

還有幾次，我跟他們夫妻一道參加活動。德魯克發言，常常說著說著聲音就低下去了。這時，大家就會突然聽到一個女聲：「Louder!」那是朵麗絲。

每回看到類似的場景，我都覺得德魯克像個孩子，朵麗絲在守護他。德魯克呢，也會偷偷鬧點兒脾氣，但基本上很聽話。

（二）

德魯克離世之后，朵麗絲又成為他精神遺產的守護者。

朵麗絲告訴我，德魯克去世前特別交代過，要讓我繼續使用他的名字和智慧財產權。所以，她要跟我們簽一份正式的品牌使用合約。

德魯克在世時，準許我們使用Peter F. Drucker Academy這個名稱，我們也就用了起來。所謂授權，其實是德魯克的一句話，并沒有簽文件。現在要擬定合約，我就把未來可能會用到的各種品牌使用方式都羅列出來，計有20個之多。比爾?波拉德提醒我，這樣做不妥。一來，同時要求這么多項授權，人家可能不開心。二來，這樣可能導致要支付很高的品牌使用費。我說，做這件事我又沒有什么個人圖謀，人家要是不同意，可以再商量。至于付費，只要合理，我愿意支付。在合約中品牌使用費的金額那一欄，我特意留空，請朵麗絲填寫。

朵麗絲的回復是：「20個稱謂，全部同意授權；品牌費，一美元。」

（三）

其實，德魯克在世時，我們跟朵麗絲的交流并不多。那時，我們是占用她丈夫時間和精力的家伙。德魯克離開之后，我們倒跟朵麗絲發展出更深的友誼。

我太太曾寫過小說，也愛做手工。朵麗絲很喜歡她的作品，一直說她是個藝術家。一次來我家做客，朵麗絲觀賞她做的姿態各異的小娃娃，贊不絕口。過了一陣子，朵麗絲忽然告訴我太太，她已經聯系了《洛杉磯時報》的記者來采訪，要我太太約一個方便的時間。我太太不認為自己是藝術家，也不想上報紙，就婉言推掉了采訪。沒過多久，朵麗絲又通知我太太，她已經找了洛杉磯的一家博物館，要為她在那兒舉辦一個個人展。我太太推托說，自己的技藝還不夠成熟，要辦展覽，還得再等等。但是朵麗絲鍥而不舍，后來多次詢問我太太，準備好沒有？她說：「展覽要盡早辦，趁著我的腦筋還清楚，我好替你安排。」那時，老太太已經102歲了。

2007年，我們一年一度在中國舉辦的「彼得?德魯克管理論壇」，邀請朵麗絲出席，做演講嘉賓。當時我正遭受一些不公的對待，沒辦法陪同她前往，一時之間，也找不到別人陪她去。朵麗絲說：「你不用擔心，我一個人能去。」于是，95歲的老人家孤身上路，從洛杉磯飛往北京。預定的航班在北京落地，接機的人怎么也等不到朵麗絲。查詢乘客名單，也沒有她的名字。大家很著急。我趕緊打電話給她女兒。原來，朵麗絲在東京轉機時，心臟病發作，昏倒在地鐵站。她女兒說，出了醫院，媽媽已經重新訂了去北京的航班，還要女兒不要告訴我她昏倒的事。急救之后兩天，朵麗絲就飛到北京，照樣發表演講，完成了論壇的全部流程。

我在德魯克身上感受到中國人稱之為「江湖仗義」的品格。在朵麗絲身上，我感受到同樣的古道熱腸。

我和太太與德魯克夫婦合影留念

（四）

德魯克和朵麗絲都得享高壽，而且直至晚年仍生意盎然。只是在最后的日子里，才神識稍欠清明。

2005年6月，我想去看望德魯克，提前跟朵麗絲商量時間。朵麗絲說：「見到你來，彼得一定很開心。他說過好幾次，你永遠都是受歡迎的。可是，你們的談話應該持續不了太久，因為他的頭腦會很快陷入混亂。」

見面那天，我刻意不談辦學的事情。可德魯克每隔一會兒就問一次：「還有什么事我能幫你做？」每次我都說，「一切順利，今天我們只是來看你。」過了一會兒，他又問：「還有什么事我能幫你做？」我了解德魯克。他說這話，不會是出于禮貌、客套。他是真的還在心里裝著我們的事。我說，「西安的幾位企業家正在籌備成立『德魯克企業家俱樂部』，你能不能為他們寫一句話？」那時，誰都不忍心真的讓他費神做事。我只是覺得，一位一生都在幫助別人的老人，有一件小事去惦記，或許倒會比較安心。德魯克立刻答應了，還特地要我給他寫下俱樂部的英文拼寫。

那是我最后一次見到德魯克。告別之后，我也沒再惦記這事，因為本來我也沒指望他真的去做。9月30日，我忽然收到德魯克的傳真，上面是他的手寫題辭：

Welcome to the Xian entrepreneur’s club of the Peter F. Drucker Academy.

Peter F. Drucker

德魯克為西安企業家俱樂部親筆撰寫的題辭

三天之后，我又收到了他寄來的題辭原件。西安企業家俱樂部10月10日隆重開幕，150多位企業家齊聚一堂。走進會議大廳時，幕布上投放的，就是德魯克的這一行字。當時，比爾?波拉德和我一起到西安出席開幕式。他看到后很驚訝，問我這是德魯克什么時候寫的？因為他在九月份最后看望德魯克的時候，德魯克已經陷入半昏迷狀態，不能執筆了。他說，這可能是德魯克最后寫下的字句。

朵麗絲最后的日子，也逐漸陷入混沌。而且，她跟德魯克一樣，即使在最后的日子，仍然總是想著為別人做點兒什么。她還是時常打電話，主動幫我協調和德魯克研究所之間的事務，不過往往把德魯克研究所和德魯克管理研究生學院搞混。

每隔一段時間，太太和我會去探望朵麗絲。見到我們，她總是會提起跟德魯克在一起的往事。我們就靜靜聽她說。有一次結束時，她不經意間說出一句話：「彼得熱愛寫作，一生都在寫，但是他從來沒有為了使自己重要而寫。」

這句話聽在我耳朵里，就是對德魯克一生的最好總結。德魯克在一本小說里說過，基督教的觀念里，所謂圣徒，不是自以為完美的人，而是深深懂得工作比工匠更重要的人。

與德魯克最后一次會面時的合影

在我心目中，德魯克堪稱圣徒。或者至少，我認為他是圣潔的。所謂圣潔，不是完美無瑕，而是一生忠誠于工作，卻從沒為了使自己顯得重要而工作的人。

在堪稱漫長的一生里，德魯克和朵麗絲如此深刻地影響了時代，和他們身邊的人們。在人們的記憶里，他們的形象必定復雜，多面。我沒有能力客觀、公正的評價他們，那也不是我的職責。我想做的，只是記錄下他們給我的恩惠和感動，以及我們相互之間永遠的承諾。

（本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