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毒流向全中國 女人炸彈和鴉片占領滿洲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龍濤報道 “從上世紀初開始，日本對中國毒品輸出的數量和規模逐漸取代了英國”，從事這一研究的學者張基輝說。

　　淪陷區：日毒水銀泄地

　　1907年，清政府與英國訂立了《中英禁煙條約》，英國政府承諾逐年減少對華輸入鴉片數量。到1917年4月，英國官方已經完全停止向中國輸入鴉片。對清末禁煙運動的興起，日本政府則極盡阻擾破壞之能事（比如在日租界進行鴉片的生產和提純）。

　　廈門大學中國海關史研究所副主任連心豪認為，如果說臺灣鴉片專賣制度是日本對華鴉片戰爭的第一次戰役，那么對清末禁煙運動的破壞及后來對全中國的鴉片毒化政策則可以看作日本對華鴉片戰爭的第二次戰役。

　　日本軍方歷來認為，中華民族“是個鴉片中毒很深而不能自拔的民族”，并且斷言：“中國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將永遠是日本的附屬國。”

　　連心豪介紹，“9·18”事變前，日本關東軍司令部負責政治事務的第四課將鴉片作為征服中國一種特殊的武器，設計了一套侵略東北、華北乃至全中國的鴉片政策。關東軍將從前日本浪人分散、小本經營的販毒活動，發展為關東軍直接控制、支持的，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毒品戰爭。

　　1915年侵占東北的日軍設立“戒煙部”，仿效臺灣總督府的做法，將鴉片輸入改成由關東都督府直接經營的專賣制，當年販賣鴉片的純收益一躍為前一年的11倍，兩年后的1917年則超過了530萬日元。

　　關東軍向滿洲傾銷的毒品不但有鴉片，還有嗎啡、金丹、海洛因等精制毒品，大多以奉天為集散地，毒品來源于國際販毒集團、熱河、朝鮮和臺灣地區。

　　1924年11月在日內瓦召開的第三次國際鴉片會議上，聲名狼藉的英國和日本以“生產的英國”和“秘密販賣的日本”，被視為鴉片問題上的雙惡。會議集中圍繞日本人在中國進行的秘密販毒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面對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日本的對華販毒活動不但沒有絲毫收斂，反而更加變本加厲。有組織的軍事販毒活動，使關東軍很快賺足了發動侵華戰爭的軍費。據資料顯示，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的軍費，幾乎全部來自其販毒網。

　　大特務土肥原賢二曾說，他在滿洲的成功只靠三件武器：女人、炸彈和鴉片。

　　“七·七事變”后，日軍以天津日租界作為制毒、販毒的基地，向華東、華南的上海、香港等地大肆走私販賣鴉片、嗎啡、海洛因等毒品。

　　隨著日軍侵華步伐的進展，鴉片、嗎啡等毒品就像水銀泄地，流向中國的每個角落。正如美國代表富勒在國聯第21屆禁煙會議上的演說，“無論何時，只要日本勢力所侵之地，隨踵而至者，輒為私販毒品之現象。”1943年9月21日美國國務院禁煙備忘錄也指出：“自1936年以來，全球只有一個國家，其領導人鼓勵種植鴉片及制造煙毒以供吸食和其他用途，這個國家就是日本。日軍入侵之處，即伴隨著鴉片交易……這些地方公開銷售鴉片和提煉物，其機構受到了日本軍方的庇護。”

　　雖然日本從一開始就把鴉片作為侵略中國的手段之一，但為了顧及當時日本的“國際品質和地位”，侵華日軍開始對外宣稱實行鴉片“漸禁”政策。

　　比如偽滿地區1932年公布的鴉片法中規定“不準吸食鴉片，但是非成年的癮君子在治療必要時不受本法限制”。并設立專賣機構，指定批發與零售商，頒發煙館營業執照和個人吸煙許可證等。但這與其說是鴉片的“漸禁”，還不如說是承認鴉片合法。

　　1939年以后日本干脆扔掉了這塊“遮羞布”，公開鼓勵和強制鴉片的種植、收購與銷售。鴉片“漸禁”政策也使鴉片的產供銷具有了明顯的計劃性和壟斷性。

　　把觸角伸到國統區

　　除了在淪陷區全面推行其鴉片毒化政策之外，侵華日軍還把觸角伸到了國統區。

　　“日本為將毒化政策推進到國統區是煞費苦心的。”研究侵華日軍走私活動的吉林省教育學院政史系副教授齊春風將其做法概括為：

　　一是在臨近國統區的地帶廣種煙毒, 以期達到“近墨者黑”、近煙者毒的效果。據當時國民黨特務機構的情報記載，在綏遠淪陷區，日偽也大種鴉片，每到收獲季節，引誘附近陜北神木、府谷及晉西北河曲等地窮苦人民前去收割，形成黃河各渡口人們成群結隊狂入敵區的局面。日軍還在接近國統區的地帶設立大型制毒工廠。像日偽在河南省博愛縣大辛莊設立的名為“中和記”的大毒品公司，該公司每天可生產紅丸5000袋，每袋1萬余粒，行銷豫北十余縣及晉南各縣，每天即可收入5000萬元。

　　齊春風認為，日軍強迫民眾在敵我交界地帶廣種罌粟，一方面將煙毒伺機運入國統區，另一方面在兩區之間劃出一條無糧地帶及毒化地帶，以貫徹對大后方的經濟封鎖，使大后方的物資搶購工作不易奏效。強迫改種的地域，類皆敵我勢力接觸的游擊區，不許種糧，淪陷區又大鬧糧荒，且嚴厲取締糧食搬運，該無糧地區的居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不得不到國統區來搶購糧食，由此加重大后方的糧食供應緊張的狀況，也正遂日偽的心愿。

　　為了把毒品打入國統區，日本還采取廉價出售毒品的方法。在日軍的“讓利”售毒政策下，販賣煙毒的利潤有時高達成本的6倍以上。引得奸商們趨之若騖，把大后方的許多地方搞得烏煙瘴氣。

　　當時重慶《新華日報》曾報道了“淪陷后的洛陽竟和西安交通”的奇怪現象：豫湘桂戰后不久，新淪陷的洛陽竟很快與西安恢復了傳統的商貨流通，成群的走私商攜帶著美國援助中國穩定物價的黃金到洛陽。金價在西安一兩值2萬～3萬元，在洛陽3倍半于此，運到北平，便值4～5倍的高價了。而回程內運的貨物最主要的便是輕巧易帶而又價值高昂的“白面”了。

　　齊春風研究發現，為達到使國統區民眾神不知鬼不覺地中毒的目的，日本還頗費心思地制造了多種含毒物品。含毒香煙就是其中的一種。日本在青島、天津、北平等地專門設立發售紙煙及盤紙的公司，每隔一兩月即運到河南紙煙3。000箱,該紙煙據報“刺激性極大”。果然，后來發現河南等省民眾因吸食此等香煙而致病、致死的事情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