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湖險惡人心難測的大環境下，顧嘉棠追隨杜月笙多年，為何最終選擇做出如此卑鄙之事？

1912年深秋，滬西黃浦江邊的潮氣還帶著海腥味，靠近法租界的黃牛賭棚燈火搖曳，泥腿子出身的顧嘉棠正站在攤口，他的肩膀比旁人寬一寸，臉卻圓得像豬，灰汗黏在襯衫上。誰也沒料到，幾分鐘后，一聲槍響會把他推往截然不同的道路。

那天夜里，租界的華捕闖棚查賭，慣常一通棍棒就能震住小流氓。顧嘉棠卻死死攔在門口，不肯退讓。短促爭執中，警員腰間左輪卡殼滑出，“把槍放下！”“要動手便來！”兩句話剛落，火光一閃，子彈鉆進華捕的大腿。巡捕房給了他六個月鐵窗生活。提籃橋的潮濕牢房并不好受，可江湖講究“吃大菜”才能混出頭，出獄那天，小癟三們簇擁他剃頭沐浴，又抬進南市城隍廟上香，一口一個“顧大哥”。

彼時的上海，租界與華界縫隙間滋生出車夫、挑夫、流氓無數。管轄模糊，警察看重面子，勇猛反倒成了最簡易的通行證。顧嘉棠悟出道理：誰敢豁得出去，誰就能往前站。于是他改掉農活人的扭捏，學會掄拳頭、掂刀柄，轉眼已成小幫會的看場頭目。

不久，他聽說另一路狠角色杜月笙在黃公館混得風生水起，正缺敢死隊。兩人第一次碰頭，恰在一次“奪煙”謀劃里。杜月笙需要人沖鋒，顧嘉棠需要大樹，成交。那一夜，他們在十六鋪碼頭搶下大八股黨的煙土，兩條命懸在舷側，卻也撈到足以換幾條弄堂的銀子。從此，“杜先生，顧三哥”并肩稱呼掛在上海灘的茶桌與賭臺上。

錢入口袋后怎么保住？別人愛擲色子，顧嘉棠偏去跑地政所。長濱路“如意茶樓”門口寫著品茗，樓上卻是暗檔賭局；朝里轉個彎，倉庫堆滿花木與白蘿卜，看似雜亂，其實每月能替他進賬白銀數千。得空他就盤下一排石庫門，租給洋行職員，租金穩穩當當。彼時上海房價一年一跳，旁人瞧不見，他卻認定土地比手槍可靠。

1937年虹口槍炮聲大作，租界外一片焦土。杜月笙出城奔重慶，顧嘉棠挑了二十來個身強力壯的弟兄作護駕隊，左胳膊挎短槍，右手提藥箱，寸步不離。西南山城煙霧繞江，劉航琛等地方實權人物對這位“顧三哥”頗為客氣，他在茶樓與賭場間穿針引線，順手還把川康煙土出海的門路拿下，提成進賬，又補了一筆進上海的樓花。

到了1946年，日偽瓦解的上海如同被攪動的沙堆，誰都在搶地契。杜月笙體衰，遷入靜安寺路的顧公館養病。外人道是兄弟情深，其實那處公館原本屬于哈同遺產爭訟中的一筆閑置房產，顧嘉棠趁人不備拿下，又把哈同花園的棕櫚、銀杉連根遷去新建的虹橋別墅。名義上“替二爺擇一口新鮮空氣”，暗里是給自己加一道保險。

局勢再度翻臉時，顧嘉棠隨杜月笙南下香港。這里洋行云集，外貿貨源琳瑯，他把多年積蓄三十萬美金全押在豬鬃出口，怎奈國際市場瞬息萬變，貨船剛出維港，遠東局勢又生風浪，貨值大跌，一夜之間血本無歸。昔日身寬體闊的“顧三哥”瘦脫了相，據說常在銅鑼灣海邊踱步，嘴里嘟囔：“這回真是冷灶了。”

破釜沉舟，他鋌而走險，授意手下劫持一艘運貨輪，以求船東“破財消災”。事情沒有鬧大，贖金到手，留下的卻是幫內暗涌的芥蒂。1951年初，杜月笙病勢沉重，顧嘉棠再無昔日從容。他匆匆赴臺，掛名生意顧問，實為避風。舊部探望，他只說一句：“手里沒子彈，講話都短三分。”

1952年，杜月笙病逝。靈堂未散，顧嘉棠轉身去找徐懋棠家屬，拿出一摞字據，認定尚欠十五萬港幣。杜門舊人群起而攻，“白拿二爺面皮換錢，也配稱兄弟？”罵聲紛至，顧嘉棠不置一詞，將銀票裝懷，連夜離港。

高壓潮濕的臺北氣候讓高血壓愈發兇猛。一個悶雷午后，他腦中血管崩斷，人倒在藤椅上，再沒起來。清點遺物，箱底是數本磨舊的地產契約和一沓港幣，遠不及昔日輝煌，卻印證其一生所戀唯財。昔日四大金剛之一的人，最后只剩幾畝舊田與塵封合同，沒有驚天動地的悼詞，更無兄弟抬柩的排場。

滬上流傳一句行話，“出手要狠，落子要穩”，顧嘉棠恰恰證明了前半句易學，后半句難守。利益與情義混雜的江湖，好處在前時，忠誠不缺；生死懸隔后，算賬卻分毫不讓。傳奇散場，只留一聲嘆氣，隨黃浦江潮水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