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日本間諜，諸位多少都有所耳聞，尤其是近代到抗戰前日本間諜對中國進行了大量滲透和情報工作。今天講的日本間諜和他的間諜機構，設立在甲午戰爭之前。這個間諜機構在明面上是開在漢口的藥店樂善堂，在日本軍部，它是日本在華重要的間諜部門之一，但在創始人眼里，這部門又有另一個宏大目標。毫不夸張地說，在晚清時局之下，漢口樂善堂的間諜可能是第一批全方位觀察中國社會的日本人。那漢口樂善堂究竟是怎么來的？它的情報工作對日本侵華產生了哪些影響？

說起漢口樂善堂，有一個日本人是繞不過去的，那是樂善堂的創立者荒尾精。他出身尾張藩士家庭，出生的時候正趕上明治維新，武士的地位轉瞬之間崩塌，和平民平起平坐，他家里也不例外，只能做點小本生意維持生計，到后來甚至無力養育荒尾精，只能過繼給同町的菅井誠美當養子。

菅井成美

菅井誠美雖然也是藩士出身，但是薩摩出身，在那時候屬于根紅苗正，在明治政府建立后當上了日本第一批警察，后來一路當上了日本警視廳的高層，甚至在1902年被任命為栃木縣知事。在當時，養父菅井雖然還只是町里的一個普通警官，但過得總比饑一頓飽一頓的荒尾家要好上不少。在菅井誠美的資助下，荒尾精得以進入外語學校，修習各種外語和外國文化。而在這其中，他對中國尤為感興趣。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荒尾精也收到當時的青年風氣影響，認為學語言學將來對增強國力沒啥立竿見影的效果，不如直接投考軍校，參軍報國。

荒尾精

于是在完成外語學校的學業后，1878年，荒尾精進入到日本陸軍教導團炮兵科，因為他教育基礎好，又被選去陸軍士官學校進修。在陸士這段時間，荒尾精意識到，只是學點基本的戰術素養，能指揮一個小隊一個中隊，并不能改變整個戰略天平，需要更廣闊的眼光。與此同時，他也受到了當時剛興起的泛亞主義影響。所謂泛亞主義，是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新興的一種意識。在當時，一部分日本人認為整個亞洲都在遭受歐美列強的欺凌，屬于白人對黃種人的種族壓迫，而這個壓迫需要整個亞洲聯手一起對抗。比如當時沙皇俄國為了加速在亞洲的擴張，宣布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消息傳到日本，一些所謂“東亞先覺志士”就擔心沙俄勢力滲透進東北亞，日本遲早有一天也被沙俄吞并。而在荒尾畢業后，根據他的志愿要求，被分到了陸軍參謀本部下屬的支那部，也就是專門對中國戰略研究的部門。

荒尾精屬于泛亞主義者，在當時，日本的泛亞主義者有好些個分支，像福澤諭吉這樣的就認為，中國朝鮮都是落后的國家，拖了亞洲的后腿，攘外必先安內，應當由日本直接動手，先吃了這兩塊地方，整頓資源后再與歐洲白人對抗。相較之下，荒尾精則傾向于把歐洲的威脅放在第一位，為了對抗這個威脅，比起跟中國直接動手，他更傾向于采取其他手段聯合。

岸田吟香

1886年，視歐美為迫在眉睫的威脅，主張優先促成日中聯盟，一起對抗歐美的

荒尾，奉參謀本部的命令，啟程前往中國搜集情報。他剛到中國的時候，日本在中國根本沒建立起什么像樣的間諜網絡，荒尾精還得從零開始，現搭一套班子。而且更缺德的是，當時的日本軍部把絕大部分資金都投到了購置裝備和訓練上，根本沒多少經費給他，荒尾精還得自己籌集經費，為此他找到了當時的日本實業家岸田吟香。他原本是個記者，同時也是當時日本泛亞主義社團“玄洋社”的骨干，后來投身實業，在東京銀座開了一家藥店樂善堂，過了幾年又在上海開了分店，1884年，在陸軍的協調下，岸田吟香在漢口也開了一家樂善堂分店，但因為缺乏人才，一直沒有作為間諜據點投入使用。從立場上，岸田吟香和荒尾精一樣，也是個泛亞主義者，支持日中聯盟，倆人一拍即合，由荒尾接管漢口樂善堂，作為他在華的間諜據點。

荒尾精與漢口樂善堂成員合影（從左往右）后為：河原角次郎，浦敬一，宗方小太郎，北御門二郎，前為：井深彥三郎，荒尾精，前田彪

由于整個漢口樂善堂，從上到下都由荒尾精一手締造，在活動方針上也有不少他自己的個人色彩。在荒尾精眼里，漢口樂善堂除了表面是商店，私下是間諜據點外，還應該是一所學校，專門收納那些支持泛亞主義的同道中人，一起商討如何讓亞洲變成亞洲人自己的。1888年，在荒尾精的主持下，漢口樂善堂確定了四條具體的運營方向，第一條就是防御沙俄，探明沙俄在遠東的動向，尤其是要關注西伯利亞鐵路的動工情況。第二條是培養人才，甭管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只要贊成泛亞主義，支持中日聯手對抗列強，都應該籠絡過來，并且要設立專門的學校培養。第三條則是向西北活動，防止俄國在這個方向滲透。最后一條也是最有意思的一條，荒尾精認為中國現在體量巨大，有聯手的價值，但是統治著中國的滿清過于腐敗無能，而且從立場上滿清敵視日本，只要滿清還在，中日聯手的希望就非常渺茫，所以推翻滿清政府也是必要手段，為此還需要支持中國漢人的革命力量。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漢口樂善堂沒有找到什么合適的支持對象，但是荒尾精的這個想法被后來的泛亞主義者繼承，像什么玄洋社和黑龍會，甚至后來的東亞同文會，他們找到了一個靠譜的合作對象，贊助他領導中國革命，這位就是后來的民國國父孫中山。

所謂“日中提攜諸志士”照，后右起：大原義剛，青藤幸七郎，孫文，宮崎寅藏，小山雄太郎，可兒長一，前右起：內田良平，末永節，平山周，楊衢云，安永東之助

只不過說一千道一萬，這些考量也都是荒尾精自己的主意，不是日本軍部的主意。在日本軍部，早在1887年就有人就提出了《清國征討方略》，主張把大清分割成數個小政權，逐個擊破吞并。類似的觀點在軍隊內部非常盛行，派荒尾精到中國當間諜，目的也不是讓他在這里防范沙俄的，是讓他來探查晚清中國的交通網絡，物流運輸情況的。在當時，日本國內普遍還認為滿清雖然落后，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日本的實力還是不足，依然需要沉淀，擴充武備的同時尋找時機，荒尾精也起這個用的，只是他自己不這么想罷了。

在軍部的任務和個人理想共同作用下，漢口樂善堂被打造成了一個很有特點的間諜機構，首先，按照當時《日清通商章程》規定，日本商人只能在租界內活動，但樂善堂卻是例外，荒尾精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日本駐漢口領事和清廷交涉下，給了樂善堂在租界外自由經商的特權。如此一來，樂善堂的人就有了不受租界章程約束的特權，可以深入中國腹地搜集情報。其次，樂善堂大力招募有共同志向的日本人作為“堂員”，在經過堂長的訓練，熟悉中國的一些基礎知識后，再作為負責內部事務的“內員”或者外出調查的“外員”行動。而外出調查的外員，除了常規的交通物流，生產運輸還有當地駐軍與人口這些常規的項目以外，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調查各地的重要人物。

黑龍會出版的俄國東方經略圖

他們給這一部分具體分為君子、豪杰、豪族、長者、俠客、富者六個大類，每到一地都要探一探當地有沒有能劃入這六類之中的人，如果有，還要探明這些人的具體級別，政治趨向一類的細節。荒尾甚至針對每個大類都作了具體分級，比如君子，荒尾專門列了六等，有志于救全地球者為第一等，有志于振興東亞者第二等，有志于救中國者第三等，有志于鼓勵子弟傳道后世者第四等，有志于立朝治國者第五等，暫無遠大志向，潔身以待時機者第六等。其實咱們看這個標準就知道，荒尾在這方面的調查都是私心，對軍部來說，這些情報無足輕重，交通和軍事才是大頭，但對于荒尾精本人來說，這些情報才是真正重要的，在中國這些地方上的頭面人物中，找到那些支持泛亞主義的，培養中國的革命力量推翻滿清，為了達成他的個人理想，他需要對中國社會進行更全面深入的調查。

很快，在荒尾精的一手操持下，漢口樂善堂的勢力迅速擴大，在北京重慶長沙都開了分號，調查范圍一度擴大到云南和新疆。但說一千道一萬，這漢口樂善堂雖然有間諜任務在，但是經費都仰仗樂善堂日常經營利潤和荒尾個人籌集募款，再加上日本領事館也不可能承認這么一個間諜機構，所以漢口樂善堂注定不可能長時間活動。1889年，荒尾精覺得初步目標已經基本達成，帶著復命書回國。在復命書中，荒尾強調，滿清的腐敗已經到達了極點，綱紀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業殆盡傾頹。

宗方小太郎

漢口樂善堂的另一位要員，宗方小太郎，他在后來的報告里進一步補充了這個腐敗有多要命，根據他長時間的資料整理，他推測中國的年財政收入大概是9074萬兩銀與523萬石米，而在當時，日本一年的財政收入已經差不多一億日元，按照當時日元與清朝銀兩1.4比1的匯率折算，日本的財政收入差不多七千萬兩白銀。換句話說，中國比日本多了十倍不止的國土和人口，而財政收入僅僅只比日本多了三成水平，更何況宗方小太郎這個推測還是高估了中國，就算到1893年，清朝的財政收入也就是8300萬兩，只比日本高個兩成不到。根據宗方小太郎的報告，雖然滿清官府收上來的就這么點，但是民間實際繳納的稅負是這個數的四倍以上，至于這些錢的去向，他也說得很清楚，“定額以外之收入，一錢不入國庫，均為地方官吏所私有”。

值得一提的是，在荒尾精最初的復命書中，他并沒有提出日本應當對中國采取軍事手段，在經歷諸多考察后，荒尾精的“興亞”觀念發生了變化，他認為要想對抗西方就必須以強大的經濟實力作基礎，滿清雖然腐敗，但國家體量不容小覷，如果日本和滿清直接動武實屬拙劣之舉。既然滿清不肯對日友好，也不能直接動武，那最好的路線就是通過貿易，先在兩國之間建立足夠的經濟紐帶，先抵御列強的經濟入侵。最好還能靠貿易影響中國民間的思潮，支持革命力量推翻滿清，建立起一個真正現代化的國家，然后與日本一同抵御歐美列強，這才是正道。為此，荒尾精開始游說日本政府，為他的這一想法提供資金支持。而他的這一想法也在日本政府內部得到了不少人支持，尤其是財政大臣松方正義和農商大臣巖村通俊都對他表示了支持。第二年，也就是1890年，他帶著募集到的資源和人員開始著手建立中日的貿易聯系，和此前漢口樂善堂一樣，荒尾精這次也得從白紙一張開始自己搭出來，最初，他的想法是設立一個日清貿易商會，在中國各通商口岸活動，但在當時，根本沒有想應的人才主持這份工作，所以荒尾只能一步步來，先在上海設立“日清貿易研究所”，讓自己好哥們兒根津一主持研究所的日常工作。然后把自己當年樂善堂的老班底找來，先教一些基礎的知識，等人才培養差不多了再去建立商會。

荒尾精在日清貿易研究所的寄語

相較于漢口樂善堂的工作，日清貿易研究所可謂是內外交困，先是學生和教職工因為水土不服，再加上當時上海流行病爆發而相繼病倒，然后學校又面臨了資金斷裂的問題，荒尾為了從日本政府那募集資金，也是天天跑前跑后。好不容易在1893年培養出第一批畢業生，整個計劃即將步入正軌。可這時候荒尾還沒意識到，日本國內的變化，在軍部的裹挾下，對中國開戰的聲音越來越大，就算是內閣也難以抑制。而且這個日清貿易研究所的學員內，并不是所有人都和荒尾精一樣，只熱衷于構建經濟交流，有不少人也受日本本土的命令，在中國深入從事間諜活動，比如荒尾精的得意門生之一的宗方小太郎，就在戰爭中探得北洋海軍出海時間和航行路線，助日本海軍在大東溝海戰中占據先機。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荒尾精的心血頃刻毀于一旦，研究所被迫關閉，這研究所里出的間諜，前后也有六個被清朝抓住宰了，剩下的教職工和學生自然不可能繼續活動，只能返回日本。

面對如此境地，荒尾依然不肯放棄最后的努力，1895年，甲午戰爭還在持續的時候，他公開發表了自己最后的著作《對清辯妄》。在其中，荒尾極力警告日本，就算中日開戰，也應該把這場戰爭當作一場義戰，勝利后的主要目的是改造中國，最終謀求日中合作。他擔心，如果日本忘記了這一大義，憑著戰勝者姿態向清國提出領土割讓和賠款要求，西歐列強也必然會介入并提出同樣的要求。其結果將導致清國四分五裂、陷入大混亂，從而使他謀求的日中合作與貿易富國化為泡影。

日清貿易研究所畢業生合影

當然，在當時的戰爭狂熱下，日本政府和國民都沒聽進去他的這些話，戰后簽《馬關條約》的時候提出了領土割讓和賠款要求，也確實引來了歐美列強的干涉。雖然后面的發展沒有如他預料的那樣，讓滿清四分五裂，但清廷為了支付賠款，不得已向列強出讓了大量權利，最終反而使得列強勢力在中國進一步擴張。從客觀角度上講，荒尾精曾謀求的日中貿易合作已經是不可能達成的事。

1896年，荒尾精染上了鼠疫，病重身亡，他的事業也跟著他的死亡一起戛然而止。而在荒尾精死后，泛亞主義在日本也逐漸開始變味，咱們在前面講了，這泛亞主義里，荒尾精屬于主張先聯手的那類，而在甲午戰爭后，福澤諭吉的那一派泛亞主義則勢力更大，在多數日本人眼中，自己已經打敗滿清，成了亞洲頭號強國，沒必要再去建立一套平等的關系，亞洲應該由日本領導，為了達成對于這些落后國家的改造，軍事占領也是必要手段。最終，這股思想逐漸演變成了所謂的“大東亞主義”，也就是日本成為亞洲國家發展的導師，積極左右亞洲國家的發展。

近衛篤麿（1863年8月10日—1904年1月1日）日本明治后期華族、政治家，號霞山，公爵。為東亞同文會創設人。

甲午后，以近衛文磨他爹近衛篤麿公爵為首，這些“興亞”志士重新聚集起來，在1898年成立了所謂東亞同文會。原來在“樂善堂”和“日清貿易研究所”工作過的不少人，搖身一變成了東亞同文會的干部。比如荒尾精的朋友，主要助手根津一就擔任該會干事14年，擔任東亞同文書院院長達23年。在擔任東亞同文書院院長期間，根津一還把原來“日清貿易研究所”的辦學方針移植到這里，還大量啟用“研究所”時期培養的“人才”，像白巖龍平、土井伊八、宗方小太郎等人都是“研究所”的老師。從1902年開始，根津一每年都要組織學生去中國各地搞所謂“旅行調查”，而這些調查結果和報告都會送到參謀本部。這些所謂“研學成果”也為后來日本侵華提供了不小助力，而以根津一為首的幾乎全部日清研究所的人，后來也都走上了侵華戰爭的戰場。

東亞同文書院第13期學生準備進行“大旅行”田野調查

當我們走近歷史，在那個復雜的時代背景下，雖然一些日本間諜的立場也有著他自己的獨特性。但不管他們的主觀動機如何，荒尾精們的情報最終會直接送到軍部手里，他們所有的在華活動都要服務于日本國家戰略。以他為首的這批間諜活動，就是日本侵華的先鋒。可以說，從樂善堂到東亞同文會，東亞同文書院，都是近代日本國內“興亞”思潮的產物。而荒尾精這種“大陸浪人”也是這種思潮下的矛盾體——這幫人既熱愛文化意義上的中國，甚至于他們觀念上也希望中日能聯合對抗列強，但落到實際，他做的每一份工作，最后都是在毀滅現實中的中國。尤其諷刺的是，荒尾精原本希望通過調查來尋找“日中合作”的契機，但這些深入觀察中國的情報，反而成了侵華日軍按圖索驥、發動侵略的導航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