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爾茨說了句大實話：中國是工程師之國，而我們成了律師之國2026年4月30日，德國前總理朔爾茨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JFK論壇發表了一場主題為＂多極新時代的和平與秩序＂的演講，對話嘉賓是哈佛歐洲研究中心主任齊布拉特教授。

他自嘲說自己就是律師出身，直言別人20年就能建成全國鐵路網，而西方連一條通勤鐵路線20年都修不明白。這話說得不算客氣，但從一個剛離任不久的前總理嘴里講出來，分量是不一樣的。

朔爾茨2021年到2025年執政德國，此次演講的背景也頗為微妙——特朗普政府近期指責德國在伊朗問題上＂羞辱＂了總統，并威脅從德國撤軍。在這個節骨眼上，朔爾茨站在美國的講臺上談＂律師之國＂，多少也有點指桑罵槐的意味。

2025年，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丹·王（Dan Wang）出版了一本叫《Breakneck》的書，核心觀點就是＂律師社會＂和＂工程師國家＂這對框架可以解釋中美兩國當下的許多問題。

他指出，美國最近十任總統中有五位上過法學院，國會議員中大約半數到三分之二擁有法律學位，而持有理工科學位的卻寥寥無幾。換句話說，管理這個國家的人，絕大多數的專業訓練是＂如何辯論、如何否決、如何打官司＂，而不是＂如何造東西、如何把事情干成＂。

這一點放到現實中特別好理解。柏林勃蘭登堡機場從規劃到啟用前后折騰了將近30年，推遲了至少四次，成了全世界的笑話。

紐約第二大道地鐵項目從1929年就開始規劃，一期工程2017年才通車，只建了三站，花了45億美元。你要是拿同樣的錢去中國，大概能修100多公里的地鐵。

不是說中國什么都好，而是當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全在琢磨＂這件事哪里不合規、誰該為此負責、能不能告上一狀＂的時候，它的建設效率必然會大打折扣。朔爾茨說這番話的時候，他自己的國家正處于一個相當尷尬的境地。

自2019年以來，德國國內生產總值基本停滯不前，經歷了二戰后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停滯期。2023年萎縮0.3%，2024年又萎縮0.2%，德國經濟專家委員會預計2026年的增速也僅為0.9%。

曾經以精密制造聞名全球的＂歐洲經濟火車頭＂，如今連續好幾年在原地踏步，這在戰后的德國經濟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新總理默茨上臺后倒是搞了一個聽上去氣魄很大的計劃——設立5000億歐元的特別基金來搞基建和投資。

但問題是，專家們指出經濟持續疲弱的原因包括全球格局變化帶來的外部壓力、國內經濟與安全結構調整、工業競爭力下降及人口老齡化等因素。錢是一回事，怎么花是另一回事。

德國聯邦銀行、經濟專家委員會和多家智庫均警告稱，大量新增債務可能被揮霍一空，因為這些資金可能被用于提高福利支出等本應由常規預算支付的項目。說白了，花錢容易見效難，搞不好還要養一大批中間環節的審批人員和合規顧問。

這就回到了朔爾茨所說的核心矛盾：為什么西方做事越來越慢？因為＂流程＂本身變成了一門生意。

任何一個工程項目，從環評到聽證到審批再到訴訟，中間每個環節都需要律師、審計師、合規顧問的介入。流程越復雜、環節越多，這些人越有得賺。

久而久之，審批程序不再是為了保證質量，而是變成了一個自我循環的產業，養活了大批專業人士，但把干實事的成本和周期都拉到了令人絕望的地步。更深層的原因還在于資本的流向。

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美國帶頭搞金融自由化，華爾街變成了全球資金的樞紐。制造業利潤太薄、周期太長，不如把工廠搬到發展中國家，自己專心搞金融和法律服務。

這套模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確實＂有效＂——美國金融業利潤一度占到全美企業利潤的接近一半。但代價也很清楚：當最聰明的畢業生都擠破頭進投行和律所，而不是去實驗室和工廠的時候，產業空心化就只是時間問題。

有意思的是，就在朔爾茨演講后兩天，也就是2026年5月1日，特朗普宣布自下周起將對歐盟生產的汽車和卡車進口關稅提高至25%。這個消息對德國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

2025年前八個月，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德國最大貿易伙伴，但德國汽車對華出口同比下降了13.5%。一邊是中國本土品牌的崛起蠶食市場，一邊是特朗普的關稅大棒高高舉起，德國制造業正面臨兩面夾擊。

而就在今年2月20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征收的對等關稅違法。但特朗普當天就另辟蹊徑，轉用其他法律條款重新加征關稅。

這種操作本身就是＂律師之國＂的典型表現——法律不是用來保障公平的工具，而是變成了博弈的武器。造船業是觀察＂工程師之國＂和＂律師之國＂差距的另一個絕佳窗口。

中國已連續15年蟬聯全球最大造船國，2024年全球每交付兩艘船就有一艘是中國制造。作為對比，美國海軍情報辦公室的數據顯示，中國船廠年產能約2325萬噸，而美國不足10萬噸，按噸位計算差距達232倍。

特朗普嚷著要重振美國造船業，但問題不只是砸不砸錢的事。美國現有造船工人平均年齡已經52歲，年輕從業者占比不足15%，要重建30萬人的產業工人隊伍至少需要15年。

船用曲軸、推進系統等關鍵設備完全依賴進口，工時成本是中國的4.3倍。就算國會明天就批了幾百億美元，也造不出多少船來，因為干活的人已經沒了。

人才斷層才是最致命的。中國每年培養大約130萬工程師，美國只有大約13萬，十比一的差距。

培養一個合格的造船工程師或者熟練的焊工，不是三五年就能完成的事。更關鍵的是社會價值導向——在美國，金融和法律從業者的收入天花板遠高于工程師。

當年輕人發現在華爾街干幾年就能買房，而在工廠干一輩子可能還住不上好房子的時候，誰還愿意去學理工科？這不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激勵機制出了偏差。

不過，分析到這里，也有必要說一說另一面。丹·王在他的書里也做了一個重要的提醒：工程師國家有了不起的長處，但也有令人不安的短板——一個更注重法律的社會可以幫助防止這些短板。

這話雖然是從西方視角出發的，但也并非完全沒有道理。任何事物走到極端都會出問題，＂工程師思維＂一旦過度，就容易把復雜的社會問題簡化為一個純技術優化題。

中國過去幾十年高速發展中也有過教訓，比如早期部分地方的環保問題、拆遷糾紛等等，都提醒我們＂效率＂和＂程序＂之間需要找到平衡點。所以朔爾茨的這番話，本質上是對西方發展模式的一次診斷，而不是對中國模式的簡單贊美。

他看到了病因：金融化掏空了制造業，程序主義鎖死了執行效率，人才斷層堵住了回頭路。但作為一個已經下臺的政治人物，他只能做出診斷，開不了藥方。

默茨和其他在臺上的西方政客面對的是同樣的困局：在一個資本回報率遠高于實業利潤的社會里，你怎么說服資本重新流回工廠？在一個選舉周期只有四五年的制度里，誰愿意為一個需要二三十年才能見效的制造業復興計劃去得罪金融集團？

對于中國來說，這番話倒是一面有參考價值的鏡子。我們的長處在于實干——高鐵網絡、5G基站、特高壓輸電、光伏產能，這些都是靠一批又一批工程師和產業工人干出來的。

朔爾茨在演講中也坦言，在多極化新時代建立一個有韌性的規則秩序，需要＂舊西方的代表們表現出相當的謙遜＂。這句話放在當下的國際格局中，分量是很重的。

保持務實精神，守住制造業的底盤，同時不斷提升法治和治理水平，這恐怕才是面對百年變局最靠譜的路徑。畢竟，別人花30年修不完一座機場的教訓，就擺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