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由衷不是太皇河邊人，他妹妹嫁到了我們村，他一直沒娶到媳婦，四十歲那年，大概是一個人過得實在清冷，便也投奔妹妹這邊來了。

一開始，他只是看門、打掃院落，還有敲鐘。村小的鐘是一截老鐵軌，掛在辦公室前的梧桐樹上，張由衷準時準點，一下一下地敲，那聲音清澈又悠遠，能在田野上傳出去好遠。

他生得清瘦，鼻子挺，眉眼間確乎有幾分老派讀書人的氣度。村里人偶爾打趣說，張老師往那兒一站，還真像個秀才。他也只是笑笑，并不多話。

后來，大概是為了方便師生，也為了自己多一份收入，他在學校的小屋里開了一間小賣部。那間屋子原先是放雜物的，騰出半間，擺上一張舊課桌當柜臺，后面架上幾層木板，就成了他的一方天地。

貨品并不多，袋子里裝著五香瓜子，塑料袋里是汽水，還有蠟紙包著的硬糖、橡皮、鉛筆和方格本。東西都不貴，一毛錢一把瓜子，一毛錢一袋汽水，孩子們手里有個一角兩角的零錢，就可以在那兒歡喜上半天。

張由衷賣東西講規(guī)矩，錢貨兩清，不賒不欠。可就因為這個規(guī)矩，他得罪過學校里頂頑皮的一個學生，叫李杰。

李杰那孩子，眼睛滴溜溜轉(zhuǎn)，心思活絡得很。有一回下課，他饞蟲上來了，跑到小賣部柜臺前，摸著口袋說：“張老師，我忘帶錢了，你賒我一毛錢瓜子，明兒我準還。”

張由衷正坐在柜臺后面翻一本舊書，抬頭看了他一眼，不緊不慢地說：“沒帶錢就不吃。小小年紀，怎么能學著借錢吃喝？這習慣養(yǎng)不得！”

話是這么輕飄飄的一句，卻讓旁邊幾個學生聽見了，李杰臉漲得通紅，扭頭就走了。他覺得傷了面子，心里記上了這筆賬。

沒過幾天，一個沒月亮的夜里，李杰和另一個同樣膽大的伙伴，悄悄爬上了小賣部的屋頂。他們一片一片揭開灰瓦，露出個半大的窟窿，再從窟窿里鉆了進去。

兩個人摸黑把柜臺上幾個裝瓜子的袋子全提走了，一粒都沒留下。第二天一早，張由衷推開小賣部門，看見柜臺空了一片，抬頭又望見屋頂那個透光的豁口，站了好一會兒。

校長老徐聞訊趕來，背著手里外看了看，說：“這個不難查。學校四面都是人家，問一問就能問出來。我把那幾個大孩子叫過來，一準能弄清楚！”

張由衷卻搖了搖頭，拿起掃把開始掃地上的碎瓦，語氣很平靜：“不查了，老徐。我知道是誰，還是個孩子呢，給他一個機會吧！”

這事很快就傳到了李杰耳朵里。據(jù)說他那天在放學路上悶著頭走了許久，一句話也不說。自那以后，他再也沒有偷過東西，有時碰見張由衷，還會規(guī)規(guī)矩矩地喊一聲張老師。

張由衷有個最讓全校學生忘不掉的特點，就是他愛喝酒，而且一喝就醉，喝醉了賣東西就不大會算賬了。

他平日是個精細人，賬目清清楚楚，一毛錢一小把的瓜子，他捏得合乎分量，絕不會多也不會少。可只要一沾酒，他的臉上泛出紅暈，眼睛瞇成一條縫，手指頭就沒那么聽話了。

那時你若遞給他一毛錢說要買瓜子，他會笑呵呵地抓上一大把，塞得你的口袋都鼓起來。要是買汽水，平時一毛錢只給一袋，他喝醉了，手往塑料袋堆里一掏，兩袋三袋地遞給你。

凡是在村小上過學的，都知道他這特點。我們那時候，甚至自發(fā)形成了一支專門打探他喝沒喝酒的小隊伍。誰家今天有紅白喜事，誰家請了張老師去坐席，消息總是飛一樣在學校傳開。

一旦確定他喝了酒，我們就會千方百計從家里要出一毛錢來。然后攥著那一毛錢，心跳得咚咚響，一趟小跑奔進小賣部。

果然，醉眼朦朧的張由衷大把大把地塞給我們瓜子汽水，我們便像得了天大的便宜，成群結(jié)隊在操場上吃得有滋有味。他酒醒之后，也從來不找我們算后賬，好像那些事根本沒發(fā)生過一樣。

但有一樁事情他即使喝醉了也絕不含糊，那就是不給小孩賒賬。這規(guī)矩，在他心里大概是一道醒著醉著都拆不掉的墻。

除了賣東西，張由衷還做著一項學生們都喜歡的生意。我們上學的路，要繞過村子里幾個大池塘。常有人家散養(yǎng)的鴨子在水邊過夜，有時候就會把蛋下在草叢里。

我們早起的孩子，喜歡沿著塘埂一路尋過去，運氣好的話，能從草窩里撿到一兩枚青白色的鴨蛋。到了學校，我們就捧著鴨蛋跑到小賣部去，張由衷總是小心翼翼地接過來，確認是新鮮的，便從抽屜里數(shù)出三毛錢遞給我們。

三毛錢在一個孩子眼里，已經(jīng)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了，可以買三把瓜子，或者三袋汽水。我們后來才知道，他給的三毛錢一個，其實比外面收蛋的價格還要高出一些，可他從沒有壓過價，也從不挑剔蛋的大小。

日子就這么不急不緩地過著，梧桐樹上的老鐵軌每天依舊按點敲響。直到有一年，村子里出了一件大事。村里有個在省城當了大官的鄉(xiāng)親，一心想為家鄉(xiāng)做些事，便爭取來了一條鐵路。

因為路線規(guī)劃的問題，村小學的校址被占掉了。那所小學，原本就是在一座老廟的舊址上建起來的。那老廟叫太河寺，幾十年前拆了廟，建了學校，如今學校又要拆了。

張由衷那時已經(jīng)七十多歲了，學校拆了以后，他徹底沒有了工作。他本來就沒有自己的房子，這些年吃住也多在妹妹家。從前開小賣部零零星星攢下的一些錢，他幾乎都給了妹妹家里。

妹妹家的孩子多，日子緊巴，他便把錢用在外甥們的學費和衣裳上。他不是這個村土生土長的人，可他早把這里當成了自己的家，把妹妹一家的日子當成了自己的日子。

妹妹和妹夫感念他的好，也從不把他當外人。后來他年歲大了，干不動活了，就成天坐在妹妹家門口的一把舊藤椅上。椅子邊的墻根下時常臥著一條黃狗，暖洋洋的太陽曬得狗也懶得睜眼。

他是在一個很平常的午后去世的。那天陽光很好，秋日的風軟軟地吹著。他吃過了午飯，如往常一樣窩在門口的藤椅里，像是在看遠處正在收割的稻子，又像是在打盹。

家里的人起初沒有驚動他，以為他睡著了。后來外甥媳婦端了一杯茶過去，輕輕喚了他兩聲，他沒有應，再仔細一看，才發(fā)現(xiàn)他已經(jīng)去了。

他的臉上很安詳，嘴角似乎還帶著一絲似有若無的笑意，就像做著什么溫和的夢，夢里春光正好，他敲完鐘，正要走進他那間擺滿瓜子汽水的小屋子。

村里的人都來送他。有人在嘆息里說起他這一輩子：少時讀過些書，后來孤身一人，守著幾間校舍，半生伴著鐘聲和孩子們，沒做過什么驚天動地的事。

可他走得干干凈凈，沒病沒痛，就像是瞌睡來了，便沉沉睡去，再沒有醒來。老人們都說，能這樣安安靜靜地走，就是一個人最大的福報，是老天對一輩子良善最好的認可。

我總記得他坐在小賣部柜臺后面的樣子，這些記憶并沒有隨著村小的消失而淡去，反而像他敲出的那鐘聲一樣，在歲月里傳得很遠，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