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重讀《北京法源寺》，讀到袁崇煥的死，實乃一種悲愴氣息襲來。明朝說他是清朝的，清朝說他是明朝的。于是，崇禎直接將其殺了，用凌遲的方式，千刀萬剮，眾人還去撿拾他的肉來吃，血來喝。
于是，就有了這樣的對話：群體是最殘忍的，個人只有和群體的大部分一樣浮沉，才能夠被免于殘忍破壞。袁崇煥的特立獨行，顯得格格不入，所以，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迫害，太悲壯了。
繼續翻閱，還有新發現。那就是關于忠臣和奸臣。到底如何判斷呢？書中列舉了屈突通的例子，忠臣的相對性到這里出現了，也曾是歷史的主流，但現在消失掉了。
何為相對性，說的是忠臣所忠并非皇帝，而是看皇帝如何做，皇帝是個二流子混蛋，那沒有必要忠；只有皇帝清正廉潔，只要對老百姓有利，管你是哪里的皇帝，都可以忠。
五代時期的馮道，豈不就是最好的例子。馮道，在很多朝代都認知，沒有為了所謂的愚忠而選擇自殺。在馮道的心里，你只要對老百姓的生活有利，我就忠你，你不屠城，我就信服你。
在歷史的夾縫之中，馮道的做法實乃是一個關于忠與否的風向標。也正是因為馮道這樣的例子過于特殊，所以其也顯得過于突出，成為歷史之中的一個典型存在。
從個體上來分析，馮道無疑是成功的，但是在群體那里，馮道又是被指責的對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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