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北京法源寺》,讀到袁崇煥的死,實乃一種悲愴氣息襲來。明朝說他是清朝的,清朝說他是明朝的。于是,崇禎直接將其殺了,用凌遲的方式,千刀萬剮,眾人還去撿拾他的肉來吃,血來喝。
于是,就有了這樣的對話:群體是最殘忍的,個人只有和群體的大部分一樣浮沉,才能夠被免于殘忍破壞。袁崇煥的特立獨行,顯得格格不入,所以,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迫害,太悲壯了。
繼續翻閱,還有新發現。那就是關于忠臣和奸臣。到底如何判斷呢?書中列舉了屈突通的例子,忠臣的相對性到這里出現了,也曾是歷史的主流,但現在消失掉了。
何為相對性,說的是忠臣所忠并非皇帝,而是看皇帝如何做,皇帝是個二流子混蛋,那沒有必要忠;只有皇帝清正廉潔,只要對老百姓有利,管你是哪里的皇帝,都可以忠。
五代時期的馮道,豈不就是最好的例子。馮道,在很多朝代都認知,沒有為了所謂的愚忠而選擇自殺。在馮道的心里,你只要對老百姓的生活有利,我就忠你,你不屠城,我就信服你。
在歷史的夾縫之中,馮道的做法實乃是一個關于忠與否的風向標。也正是因為馮道這樣的例子過于特殊,所以其也顯得過于突出,成為歷史之中的一個典型存在。
從個體上來分析,馮道無疑是成功的,但是在群體那里,馮道又是被指責的對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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