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怒的心靈》：美國新右翼，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

【文/觀察者網 心智觀察所】

一、一場晚宴上的失控時刻

2010年夏天，美國弗吉尼亞大學。

在學校著名的柱廊俱樂部晚宴上，一群保守派知識界人士正在聚餐。席間，一位保守派教育機構高層突然開始用極其粗鄙的語言談論時任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那種輕蔑、敵意與毫無掩飾的惡意，讓坐在一旁的政治理論博士生勞拉·菲爾德感到震驚。

她后來回憶，當時自己走進洗手間，對著鏡子問了一個問題：

“我到底為什么會在這里？”

多年后，她把這個瞬間寫進了《狂怒的心靈》。

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覺醒時刻”。因為在那之前，菲爾德其實長期身處美國保守主義知識圈內部。

她在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接受訓練，師從施特勞斯學派學者利昂·克雷格，后來又在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獲得政治理論博士學位。她熟悉美國保守主義思想傳統，也熟悉那些后來進入特朗普政府的人。她的同學中，有人后來成為特朗普政府教育政策體系的重要成員；她自己也長期在保守派學術環境中成長。

正因如此，《狂怒的心靈》與許多自由派媒體對特朗普主義的批評完全不同。

這本書最大的特點，不是站在外部進行道德譴責，而是從內部視角，追蹤美國新右翼如何完成了一場思想上的激進化。

菲爾德知道這些人讀什么書，崇拜哪些思想家，用什么語言互相識別，又如何一步步把原本屬于學術圈、智庫和小眾論壇里的理論，變成現實政治中的行動綱領。

她并不認為特朗普主義只是“民粹主義情緒失控”那么簡單。

相反，她認為，2016年至2024年之間，美國右翼知識界發生了一場深刻變化：原本在傳統保守主義中負責約束極端主義的人，開始主動為激進政治提供理論合法性；原本自稱維護美國憲政傳統的人，開始系統性地為反自由主義政治尋找哲學依據。

而且，這并不是街頭煽動者完成的。

恰恰相反，推動這一變化的人，大量來自哈佛、耶魯、芝加哥大學、杜克大學、圣母大學等美國最頂尖高校。他們擁有博士學位，在大學任教，在智庫擔任研究員，通過播客、博客、出版、社交媒體和政策網絡，不斷塑造共和黨的思想方向。

對于很多中國讀者而言，美國政治常常呈現出一種奇怪的割裂感：一邊是高度制度化、精英化的國家機器；另一邊卻是越來越情緒化、極化的政治現實。

《狂怒的心靈》的價值，就在于它試圖解釋：這種變化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二、“MAGA”背后，并不只有特朗普

在中國輿論中，“MAGA”往往被直接等同于特朗普本人。

但菲爾德提醒讀者，特朗普并不是這場運動真正的思想源頭。

“MAGA”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縮寫，它當然來自特朗普的競選口號，但在特朗普背后，其實存在一個持續數十年的思想積累過程。

這些人長期不滿美國自由主義秩序。

他們認為，美國在冷戰結束后逐漸形成的政治共識，已經導致國家陷入衰敗：傳統家庭瓦解、宗教影響力下降、制造業空心化、大學左傾、媒體精英化、邊境失控、全球化掏空中產階級，美國越來越不像他們心目中的“真正美國”。

更關鍵的是，他們認為，自由主義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變成了一種會不斷擴張的意識形態。在他們眼里，自由主義不再容忍不同價值觀，而是在不斷侵蝕傳統宗教、地方共同體和民族認同。

菲爾德認為，這種情緒最終匯聚成了美國新右翼。

而她對這場運動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對其內部派系進行了細致劃分。

在很多媒體敘述中，美國右翼往往被簡單概括成“特朗普派”。但事實上，新右翼內部存在復雜分層，不同派系既彼此合作，也互相競爭。

其中影響最大的，大致包括四類：克萊蒙特派、后自由主義者、民族保守主義者，以及更激進的“硬右翼”。

三、克萊蒙特派：從“美國建國神話”到政治動員

菲爾德首先分析的是“克萊蒙特派”。

這一派系以美國加州的克萊蒙特研究所為核心。它在中國并不像傳統基金會、布魯金斯學會那樣知名，但在美國保守主義內部影響極大。

其思想源頭，可以追溯到20世紀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

施特勞斯是德國猶太裔政治思想家，二戰前逃離歐洲，后來長期在芝加哥大學任教。他在美國政治哲學界影響深遠。施特勞斯強調古典政治哲學的重要性，認為現代自由主義社會過于相對主義，缺乏共同的道德基礎。

在施特勞斯之后，他的學生群體逐漸形成不同流派。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就是強調美國“建國原則”的克萊蒙特派。

這一派系認為，美國建國時期形成的政治秩序，幾乎代表了現代文明最優秀的政治結構。

他們強調《獨立宣言》、美國憲法以及所謂“建國者精神”的神圣性，并認為后來的進步主義運動改變了美國原本的道路。

在他們看來，美國如今實際上存在“兩種憲法”：

一種是建國者留下的原始美國；另一種則是羅斯福新政之后逐漸擴張的聯邦行政國家。

而特朗普，則被他們視為重新奪回“真正美國”的機會。

菲爾德書中反復提到一篇極其重要的文章：《93號航班選舉》。

2016年總統大選前夕，保守派思想家邁克爾·安東匿名發表這篇文章，將特朗普競選比作“9·11事件中被劫持的93號航班”。

邁克爾·安東

中國讀者可能需要一點背景。

2001年“9·11”恐怖襲擊中，被劫持的93號航班并沒有撞向目標。機上乘客意識到飛機可能將被用于襲擊，于是集體沖向駕駛艙反抗，最終飛機墜毀，乘客全部遇難。

在美國保守派敘事中，這架飛機長期象征“絕境中的最后反抗”。

安東在文章中說，2016年美國已經到了類似時刻：

如果右翼不“沖進駕駛艙”，美國就會徹底毀滅。

哪怕特朗普很糟糕，也必須支持他。

這篇文章后來被認為是特朗普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宣言之一。因為它第一次系統性地把美國政治描述成一種“生死存亡狀態”。

在這種邏輯里，傳統規則已經不再重要。如果國家已經處于崩潰邊緣，那么非常手段也就變得合理。

菲爾德認為，這種思想后來一路延伸，最終進入了2020年大選爭議和“國會山事件”的政治邏輯。

她尤其注意到克萊蒙特派內部一種非常危險的傾向：他們越來越相信，真正的“真理”只掌握在少數精英手中。

這種思維本來來自施特勞斯學派的“隱微寫作”傳統。施特勞斯認為，古代思想家在政治高壓環境中，經常會把真正觀點隱藏在文本深處，只讓少數有能力的人讀懂。

但到了特朗普時代，這種思維逐漸演變成一種對“隱藏真相”的執迷。

菲爾德認為，這也是為什么部分新右翼知識分子后來極易滑向陰謀論。從“深層政府”到“大替代論”，再到2020年大選被“竊取”的說法，其實都共享一種思維結構：

真正的權力和真相被隱藏了，普通人看到的只是表象。

四、從學術討論，到“政變備忘錄”

《狂怒的心靈》最讓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展示了一條完整鏈條：思想如何一步步進入現實政治。

書中最典型的人物之一，是約翰·伊斯特曼。

他不是街頭陰謀論者。

他畢業于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曾擔任美國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的書記員，是正統法律精英。

但正是他，在2020年大選后撰寫了那份后來臭名昭著的“政變備忘錄”。

這份備忘錄試圖論證：副總統彭斯可以拒絕認證部分州的選舉人票，從而推翻拜登勝選結果。

中國讀者如果不熟悉美國制度，可能會覺得這里很奇怪。

美國總統并不是全民直選，而是由“選舉人團”制度決定?？偨y大選結束后，各州會確認選舉結果，并由國會在次年1月正式認證。

伊斯特曼的理論核心，就是試圖利用認證程序中的模糊空間，讓副總統擁有“決定哪些州選票有效”的權力。

問題在于，美國憲法和歷史實踐從未賦予副總統這種權力。

甚至連很多保守派法律人士都認為，這套理論完全站不住腳。

菲爾德引用了彭斯律師與伊斯特曼的郵件爭論。

律師直言不諱地說：

“你的理論根本不會在法院獲勝?！?/p>

但伊斯特曼依然堅持。

而最終，2021年1月6日，支持特朗普的人群沖擊美國國會大廈。

對于很多中國讀者來說，美國國會山事件可能更多是一場電視新聞中的政治騷亂。

但在美國政治內部，它的象征意義極大。

因為這是美國兩百多年歷史中極少數針對權力交接程序本身的直接沖擊。

菲爾德最尖銳的批評之一，就是她認為：

部分新右翼知識分子并不是在阻止這種情緒，而是在不斷為這種情緒提供理論正當性。

五、“自由主義為什么失敗”

如果說克萊蒙特派更多強調“美國建國傳統”，那么另一批新右翼思想家，則開始直接挑戰自由主義本身。

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圣母大學政治學教授帕特里克·德尼恩。

2018年，他出版《自由主義為什么失敗》，迅速成為美國保守主義世界最重要的書之一。

德尼恩的核心觀點非常簡單，但也極具沖擊力：

自由主義不是“出了問題”，而是因為太成功，所以必然走向失敗。

他認為，自由主義不斷強調個人自由、個人選擇與個人權利，最終會摧毀傳統共同體。

家庭會瓦解。

地方社區會衰弱。

宗教會失去影響力。

人與人之間不再有真正穩定的紐帶。

最終，社會只剩下孤立個體與龐大國家機器。

對于很多中國讀者來說，這種批評其實并不陌生。

過去十多年里，全球范圍內都出現過類似討論：

現代社會是否過于原子化？

互聯網和資本主義是否正在摧毀傳統社會結構？

為什么越來越多人感到孤獨、失去意義感？

也正因如此，菲爾德并沒有簡單否定德尼恩。

她承認，自由主義社會確實存在很多問題。

但她認為，德尼恩的問題在于：他把自由主義描述成了一個單一、穩定、沒有內部變化的東西。

更重要的是，德尼恩后來逐漸從學術批評走向了更激進的政治主張。

他開始強調“政權更替”，強調必須利用國家權力重新塑造社會秩序。

這意味著，新右翼已經不再滿足于批評自由主義，而是開始思考：

如果自由主義秩序崩潰之后，新的政治秩序應該是什么？

六、“共同善憲政主義”：誰來定義“善”

比德尼恩更激進的，是哈佛法學院教授阿德里安·弗米尤勒。

他提出一個極具爭議的概念：“共同善憲政主義”。

簡單來說，他認為，美國憲法不應該只是限制政府權力，更應該主動塑造“良善社會”。

國家有權通過法律培養公民德性。

如果必要，甚至可以強制塑造人們的行為習慣。

這一思路明顯不同于傳統自由主義。

傳統自由主義強調，國家應盡量保持中立，不替公民決定“什么是好生活”。

但弗米尤勒認為，這種中立本身就是幻想。

所有政治制度都會隱含價值判斷。

既然如此，不如公開承認國家應該追求某種“共同善”。

菲爾德尤其警惕的一點，是弗米尤勒長期研究德國法學家卡爾·施米特。

施米特是20世紀極具爭議的政治理論家。他曾為納粹政權服務，最著名的理論之一，就是強調政治的核心在于“敵我劃分”。

在施米特看來，自由主義最大的問題，是它試圖消滅政治沖突。

但現實中，政治永遠意味著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而在危機狀態下，主權者必須擁有超越正常規則的權力。

菲爾德認為，這種思維正在深刻影響部分美國右翼知識分子。

他們越來越不相信程序、協商與妥協，而是更強調政治斗爭本身。

七、民族保守主義：從邊緣論壇走向共和黨主流

近年來，美國右翼內部最活躍的概念之一，是“民族保守主義”。

它的代表人物約拉姆·哈佐尼出生于以色列，長期研究民族國家理論。

他認為，現代世界最穩定的政治結構，不是全球化自由主義，而是擁有共同歷史、宗教和文化傳統的民族國家。

在他看來，自由主義普世價值往往會演變成一種新的帝國主義。

因為它總試圖把同一種政治模式推廣到全世界。

民族保守主義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理論本身，而是它的組織能力。

過去幾年，“民族保守主義大會”逐漸成為美國右翼重要平臺。

越來越多共和黨政客、媒體人和思想家開始參加。

菲爾德特別追蹤了一個變化：

最初，民族保守主義組織者還試圖與白人民族主義保持距離。

但幾年之后，很多更激進、更極端的人物，開始陸續進入這一體系。

這種“邊界不斷右移”的過程，是《狂怒的心靈》中反復出現的一條主線。

原本被視為邊緣觀點的東西，正在逐漸進入主流。

八、大學、媒體與文化戰爭

中國讀者理解美國新右翼，往往會遇到一個問題：

為什么美國右翼如此執著于大學、課程和文化議題？

菲爾德對此給出了重要解釋。

因為新右翼普遍相信一句話：

“文化決定政治。”

他們認為，美國左翼過去幾十年真正成功的地方，不是贏得了某次選舉，而是控制了大學、媒體、教育體系與文化工業。

因此，右翼必須發動“反向長征”。

這里有一個重要背景。

20世紀60年代以后，美國大學逐漸成為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思想的重要基地。種族、性別、身份認同、多元文化等議題，長期由左翼學者主導。

很多保守派因此認為，大學已經變成一種“意識形態機器”。

于是，圍繞教育體系的戰爭開始升級。

特朗普政府時期出現的“1776委員會”，就是這種思路的產物。

該委員會試圖重新定義美國歷史教育。

它強調美國建國傳統、愛國主義與民族認同，反對“1619計劃”等強調奴隸制歷史與結構性種族問題的敘事。

中國讀者可能不熟悉“1619計劃”。

這是《紐約時報》發起的一項歷史敘事項目，試圖把1619年第一批非洲奴隸抵達北美，視為美國歷史真正的開端。

保守派認為，這種敘事會把美國描述成一個建立在奴隸制原罪上的國家。

而1776委員會，則試圖重新強調美國建國理想。

菲爾德對這份報告的批評極其嚴厲。

她指出，報告在前半部分幾乎完全回避奴隸制問題，卻大量攻擊“身份政治”。

在她看來，這并不是嚴肅歷史討論，而是一場意識形態反擊。

但值得注意的是，菲爾德并沒有因此完全站到自由派大學一邊。

她坦率承認，美國高校內部確實存在嚴重問題。

例如意識形態同質化、學術官僚主義膨脹、政治分裂加劇，以及大學越來越脫離普通社會。

這也是《狂怒的心靈》最有意思的地方。

它并不是一本簡單的“反特朗普”作品。

菲爾德真正關心的問題，其實是：

為什么自由主義秩序會失去越來越多人的信任？

九、“觀念優先”：一種危險的政治思維

全書最深刻的部分之一，是菲爾德對“觀念優先”思維方式的批判。

這種思維在美國保守主義知識界極其常見。

他們相信：

思想決定文化，文化決定政治。

因此，一切現實問題最終都可以追溯到某種錯誤觀念。

菲爾德認為，這種思維的問題在于，它很容易脫離現實。

一旦人們過度沉迷宏大理論，就會忽略具體歷史與真實社會。

她舉了很多例子。

例如，一些新右翼思想家不斷強調美國建國原則，卻刻意淡化奴隸制歷史；不斷強調“傳統價值”，卻回避現實中的種族壓迫問題。

在菲爾德看來，這是一種典型的抽象化政治。

宏大的概念掩蓋了真實經驗。

更危險的是，當人們相信自己掌握了某種“終極真理”后，就容易把政治斗爭理解成善惡之戰。

而一旦政治變成“生死斗爭”，民主制度中原本必要的妥協空間就會迅速消失。

十、為什么這本書重要

《狂怒的心靈》最值得認真對待的地方，并不是它對美國右翼的批評本身。

真正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一種全球性現象：

當社會陷入長期焦慮時，知識精英會如何重新發明意識形態。

在很多人印象中，今天的政治極化似乎主要來自社交媒體、短視頻和情緒化傳播。

但菲爾德提醒讀者，真正危險的變化，往往發生在更深層。

那些最受過教育的人，正在重新為反自由主義政治尋找理論基礎。

而且，他們并不認為自己是在破壞民主。

恰恰相反，他們認為自己是在“拯救文明”。

這也是為什么，《狂怒的心靈》遠不只是一本關于特朗普的書。

它真正討論的是：

一個社會的知識階層，為什么會逐漸失去對自由主義制度的信心。

更進一步說，它討論的是一個更普遍的問題：

當一個國家長期陷入文化戰爭、身份撕裂與制度失信時，政治會不會重新滑向“朋友與敵人”的邏輯？

而這，或許正是今天美國最深層的不安。

菲爾德在書的結尾并沒有給出簡單答案。

她承認，自由主義社會存在很多問題；也承認，新右翼提出的一些批評并非毫無道理。

但她最終仍然堅持：

自由主義的問題，不能通過更激進的反自由主義來解決。

因為一旦政治徹底淪為敵我戰爭，最終被摧毀的，很可能正是那個原本允許不同意見共存的公共空間。

而這，正是《狂怒的心靈》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

它讓人意識到，美國今天發生的，并不僅僅是一場黨派斗爭。

而是一場關于“美國究竟是什么”的長期思想戰爭。

并且，這場戰爭仍遠未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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