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霍爾木茲海峽圍繞布雷威脅與反水雷作戰展開的較量，再次成為美伊海上博弈的重要體現。表面上，這是一次航道安全保障行動;從體系層面看，則構成對海上通道控制能力的一次現實檢驗。哈德遜研究所兵棋推演顯示，在“無人系統未受到實質性抵抗”的理想條件下，美軍可在數周內完成掃雷。然而，這一結論依賴通信鏈路穩定與對抗缺失等前提，而現實中，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仍具備以小型艇群、無人平臺及電子干擾手段實施持續擾動的能力，使其難以成立。這種假設條件與實戰環境之間的差距，折射出當前美軍反水雷體系的關鍵特征——在降低人員風險的同時，其作戰效能高度依賴外部條件。本文據此分析其體系運行邏輯與潛在脆弱性，并探討相關啟示。

關鍵詞：霍爾木茲海峽;反水雷作戰(MCM);美軍反水雷體系;無人反水雷;無人潛航器(UUV);兵棋推演;美伊海上博弈;海上通道控制

一、伊朗水雷體系的非對稱拒止邏輯

霍爾木茲海峽具有典型的節點型通道特征：全球約20%的石油經此運輸，美軍第5艦隊駐扎巴林，區域安全環境高度敏感。

在這一背景下，伊朗的水雷、小型快艇與岸基火力單元客觀上構成了一種以水雷為核心的多層次拒止結構。其水雷庫存約6000枚，涵蓋沉底水雷、系留水雷、漂雷以及吸附水雷等類型，代表型號包括300公斤級的Mersad-3和Mersad-7，兩者均采用磁—聲復合引信，可在目標進入作用范圍后實施非接觸引爆。

圖1：霍爾木茲海峽位置示意圖(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圍繞水雷這一基礎手段，小型快艇可實施襲擾與補充布雷，岸基導彈可威懾大型艦艇接近，三者疊加形成布設、襲擾與打擊相結合的拒止效果。該結構的關鍵不在單一平臺性能，而在成本與效應之間的顯著不對稱：單枚水雷成本較低，但在高密度航運通道中，可通過不確定性擴散放大其影響范圍，進而對區域通行秩序與能源運輸穩定性產生外溢效應。

二、美軍反水雷體系的鏈式運作機制與作戰模式

美國海軍退役上將斯·斯塔夫里迪斯曾指出，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需要2個航母打擊群及約12艘水面艦艇。這一兵力需求折射出水雷戰的核心特征：低成本手段牽引出高成本的體系化應對，這正是美軍反水雷體系面臨的深層困境。從霍爾木茲行動看，美軍反水雷體系已形成“水下感知-目標識別-精確清除-外圍保障”的鏈式結構，核心為以無人系統替代人員前出，代價是對技術可靠性和環境條件的高度依賴。

(1)水下感知與探測網絡

美軍已從艦艇進入雷區探測轉向無人系統前出、母艦后撤的模式。

水下方面，Mk 18“王魚”和“刀魚”無人潛航器(UUV)自主前出雷區，利用側掃聲吶構建海底圖像。

遠程聲吶方面，AN/AQS-20拖曳系統集成4部聲吶，單次航行可完成從海底到近水面的全深度探測，該系統已被成功整合至無人水面艇。

空中方面，MH-60S直升機搭載機載激光水雷探測系統(ALMDS)，快速掃描浮雷和近水面系留水雷。

圖2：配備ALMDS的MH-60S直升機正在識別漂浮或淺層水雷

美軍反水雷探測已形成UUV精細成像、拖曳聲吶全深度覆蓋、直升機快速掃描的分層協同模式。

(2)目標識別與數據融合

美軍依托反水雷(MCM)指揮控制系統，整合多源水文數據庫及衛星環境數據，對UUV、聲吶、直升機回傳信息進行融合處理，生成水下目標圖譜，判定威脅等級，并分配清除任務。

該環節采用機器探測與人工判讀結合的人機協同模式，數據回傳后，由雷區外操作人員進行目標識別與任務分配。

(3)遠程清除與消耗式作業

識別完成后，美軍采取遠程化與消耗化結合的清除模式，核心邏輯為以無人系統替代人員進入高危區域。

其清除手段包括：“射水魚”遙控裝置(長約2米，攜帶爆炸物，通過電纜回傳視頻，單枚成本數萬美元)、AMNS機載滅雷系統(從直升機釋放小型機器人飛向水雷引爆)、無人掃雷滑橇(由USV拖曳，可引爆或收集水雷)、UISS無人感應掃雷系統。在特定情況下，也會使用潛水員，包括用于情報收集。

(4)UUV母艦平臺與區域防護

阿利·伯克級驅逐艦“弗蘭克·E·彼得森”號(DDG 121)和“邁克爾·墨菲”號(DDG 112)在相關行動中主要承擔區域防空、反艦警戒和編隊護衛任務，并可為反水雷無人系統提供外圍安全保障。

(5)體系綜合評估

整體來看，美軍反水雷體系呈現如下四個特征：

一是駐巴林4艘專用掃雷艦2025年已退役，由瀕海戰斗艦(LCS)搭載無人系統接替，但作戰效能存疑;

二是人員后撤，無人系統前出，作業風險由無人系統承擔;

三是反水雷行動嵌入海上控制體系，掃雷力量需驅逐艦提供區域防空反艦保護;

四是作戰效能高度依賴環境條件。反水雷每一環節均依賴通信鏈路暢通與電磁環境穩定，作業前提是未受到對手實質性抵抗。

該體系的優勢在于降低人員風險，但整體效能高度依賴外部條件，在伊朗保有數百艘小型艇的現實面前，其實際表現仍需實戰檢驗。

三、兵棋推演視角下的體系依賴與結構性脆弱

2026年4月，哈德遜研究所在倫敦UDT 2026展會上公布了針對霍爾木茲海峽反水雷行動的兵棋推演(后文簡稱“兵推”)結果，該兵推在量化呈現美軍無人反水雷體系作業效率的同時，也揭示了其成立所依賴的關鍵前提。

(1)非對抗條件下的體系作戰效率

兵推設定霍爾木茲海峽存在兩個潛在雷區，各長40公里、寬100公里。以獵雷聲吶平均掃描寬度600米計算，每個雷區需70次掃描，總計280次，每次約10小時，理想條件下可在數周內完成掃雷。兵力編成如下表所示。

表1：哈德遜研究所兵棋推演反水雷兵力編成

上表顯示，兵力編成體現出明顯的體系化特征：由“獨立”級LCS承擔指揮控制，駁船提供保障，sUSV負責拖曳聲吶與掃雷裝置，MUUV執行探測任務，形成有人后撤、無人前出的作業模式。這一結果表明：在條件充分保障的情況下，無人化體系具備替代傳統掃雷力量的潛力。

(2)關鍵前提——對抗缺失條件

上述結論建立在一個核心假設之上，即無人系統未受到伊朗軍隊實質性抵抗。但現實環境中，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仍保有數百艘小型船艇和無人艇，具備電子干擾、快艇襲擾、通信切斷等反制能力。這意味著兵推所依賴的“通信暢通、鏈路穩定、無人系統安全運行”的前提，在實戰中難以成立。

本質上，該體系作戰高度依賴非對抗條件，一旦進入對抗條件，其效率優勢將迅速下降。

(3)時間成本——體系作業的剛性約束

即使在兵推設定的理想條件下，僅完成兩個雷區的勘測任務，總平臺作業量亦高達約2800平臺小時。這一時間成本在實戰中將被進一步放大。兵推中“數周清除”的結論，本質上是基于特定假設的下限估計，在存在干擾與襲擾的情況下，實際周期可能延長至數月。

這表明，反水雷并非高強度作戰，而是緩慢且連續的體系工程。

(4)體系脆弱性

基于兵推假設與現實環境的對比，可歸納出美軍反水雷體系三方面結構性脆弱性。

1)平臺替代帶來的能力不確定性

“復仇者”級掃雷艦退役后，由LCS搭載任務包接替。但該模式依賴無人系統前出，作戰效能尚未經過高強度對抗驗證，且模塊化帶來高成本與維護負擔。

圖3：“堪培拉”號搭載掃雷任務包，吊裝無人艇

2)無人系統的抗干擾能力不足

反水雷鏈條高度依賴通信與數據鏈支持，一旦鏈路受擾，探測、識別與清除各環節均可能中斷，體系存在“單點失效”風險。

3)多任務并行下的兵力約束

掃雷行動需水面艦艇提供防護，而封鎖與掃雷難以同步展開，導致兵力分配面臨結構性矛盾。

綜合來看，此次兵推的真正價值不在于“數周清除”的結論，而在于揭示了其成立條件：美軍反水雷體系只有在“對手不抵抗、鏈路不受擾、環境可控”的前提下，才能實現高效運轉。而霍爾木茲的現實環境，恰恰不具備這一前提。

四、對我軍的啟示

美軍反水雷體系暴露出一個結構性矛盾：以無人化降低人員風險，卻顯著提高了對理想作戰條件的依賴。這一矛盾表明，未來能力競爭的關鍵，不在于裝備數量，而在于體系在對抗環境下的穩定性與韌性。

(1)壓縮“探測-識別-清除”鏈路，提升行動節奏

反水雷作戰的核心矛盾在于布設快、清除慢。現有模式以分段串行模式為主，探測、識別與決策環節脫節，由此制約整體效率。

據此，需加快構建“探測即識別、識別即打擊”的鏈路壓縮機制，重點突破水下目標自動識別技術，減少人工判讀依賴，同時強化探測平臺與清除平臺之間的直連數據鏈，降低指揮層級對作戰節奏的約束。

(2)強化體系韌性，提升無人作戰在對抗環境下的持續能力

美軍體系運行高度依賴通信暢通、鏈路穩定及對手干擾受限等前提，同時在有人平臺退役與無人體系尚未成熟之間出現能力斷檔，反映出體系對理想條件的依賴與結構性脆弱并存。

據此，相關建設可圍繞降低無人體系對外部環境的依賴展開，重點發展抗干擾通信與水下自主導航能力，構建多路徑冗余鏈路，并探索“人在回路”與“自主運行”的動態切換機制;同時堅持“先立后破”的能力建設路徑，保留必要的傳統平臺，形成前沿能力與穩定能力相結合的體系結構。

(3)構建攻防一體的水下作戰體系，提升關鍵海域控制能力

水雷作戰的關鍵在于成本不對稱，小成本手段可牽引對手高成本投入，并放大海上通道控制效應。

據此，應圍繞關鍵海峽與通道，構建集布雷、探測、清除與防護于一體的水下作戰體系，發展快速機動布雷能力與常態化水下監測網絡，提升對關鍵水道的持續控制能力。

總之，海上通道控制能力，正在由平臺優勢轉向體系韌性的競爭;水下空間，則成為這一轉變中最具不對稱性的關鍵維度。對我軍而言，這意味著水下作戰能力建設的關鍵，不在單一能力強化，而在于體系結構的優化與整體韌性的提升，并在對抗環境下保持作戰鏈路的可持續運行能力。(來源：北京藍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