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韓松剛攜新書《批評的抵達》做客南京先鋒書店,與作家畢飛宇,評論家汪政、何平,主持人葉子展開對話,一同聊聊當代的文學批評。
作為文學博士、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得主,韓松剛長期深耕中國當代文學現場,著有《詞的黑暗》《謊言的默許》等作品。新近譯林出版社出版的《批評的抵達》,收錄了他十余年批評實踐的重要成果。全書分四個部分,從畢飛宇、劉亮程、范小青等名家長篇小說的精微解讀,到余華、胡學文、馬金蓮等不同代際作家的創作勘察;從“80后”寫作的持續追蹤,到地方性、新生代寫作等問題的理論反思。每一篇都試圖回答:批評如何穿透文本的表象,抵達文學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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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批評家的“綜合能力”之書
“我不贊同把作家和批評家進行人為的割裂。”在《批評的抵達》的后記中,韓松剛如是說。
在他看來,好的作家一定有“批評”的眼光,好的批評家也少不了“創造”的沖動。在這個意義上,作家和批評家是一個人,而不是兩種身份。書名“批評的抵達”蘊含了韓松剛的寫作初衷:“一個批評家,不管面對文本,還是面對生活、面對世界,總是要通過批評的方式去抵達世界和人心的角角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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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飛宇對此書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認為,一個優秀的批評家需具備三種能力:作品論、作家論和代際或思潮研究。作品論更多考驗審美能力、走進作品的能力、分析作品的能力以及最后的表達能力;作家論要把一個作家的全部作品、美學軌跡、與周邊作家的比較進行宏觀認識;代際或思潮研究則視野更加廣闊。因此,文學批評家的成長遠比小說家、詩人艱難。
畢飛宇坦言,作為小說家,自己雖寫過《小說課》這樣的作品論,“但要讓我寫作家研究、代際研究或思潮研究,我寸步難行,因為我文學史的基礎沒打過,文藝美學完全是按興趣閱讀,不成體系。”正因如此,他對韓松剛這樣在青年時期便具備綜合能力的批評家格外欣賞。
何平注意到書封上的風帆圖標,聯想到“星河欲轉千帆舞”“風正一帆懸”的詩句。他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在“千帆舞”的時代,這本書作為“一帆懸的小帆”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何平批評了當下流行的“產品養護式評論”——那種流水線生產、復述作品內容即占去三四千字的“二創式寫作”。他認為,好的評論家應該是“接力賽”中的第二棒、第三棒……“在接棒之后繼續往下跑”。不少作家格外關注業內評價,正是因為評論者不同的解讀,直接影響著作品的傳播與延展。
“不少新作一經發表,便會倉促開展對談、批量組織評論,有的在專業評論人手不足時,召集碩博學生流水線式生產評論。這種程序化、功利化的運作模式,背離了文學批評的初心,也消解了文學評論的專業性與嚴肅性。”何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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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80后寫作,深耕“同時代人的批評”
聚焦同代寫作、深耕“同時代人的批評”,是《批評的抵達》最鮮明的特色。作為80后批評家,韓松剛將對同代人寫作的持續關注作為自己批評實踐的重要方向。他在《小說評論》開設“對話80后”專欄,系統追蹤80后作家的創作軌跡,為同代人發聲。
何平對此充分肯定:“一個80后批評家、作家的成長跟同時代的批評是有關系的。如果說同時代批評家不去關注同時代的作家,同時代的作家是很吃虧的。”他以70后作家為例指出,“70后優秀的作家很多,但在大家印象中卻成為了一群長不大的作家,跟同代批評力量缺失有很大關系。”何平認為,“韓松剛近幾年把它作為一個事業在做,關注同時代人的寫作,這個事功不可沒,某種程度上也是批評家的公益性,是對他自己同時代作家的責任。”
畢飛宇進一步闡釋了韓松剛同代批評的三個獨特角度。他表示,當80后作家最初登上文壇時,前輩曾認為他們“開口太小”,難以形成整體風貌,但韓松剛恰恰從這種個性化敘事中發現了“文學共同體”的形成機制。關于“有限啟蒙”,畢飛宇認為,80后作家可能沒有把啟蒙話語使用得很全面很深刻,但客觀上通過個性化人生和個性化文本起到了有限啟蒙的作用。至于鄉土敘事,畢飛宇指出,在許多人看來鄉土小說已在60后作家那里終結,但韓松剛敏銳地捕捉到80后寫作中的鄉土新質——“他們雖遠離傳統鄉土生活,卻通過想象性建構重塑鄉土書寫模式,開創了新時代鄉土文學全新的生產方式”。
汪政補充,韓松剛的同代批評實現了“在場又超然”的平衡。作為同代人,他能共情80后作家的成長經驗與情感認知;作為專業批評家,他又能跳出個體局限,理性審視同代寫作的優勢與短板。這種兼具溫度與理性的批評,讓80后文學的創作價值與時代意義得到準確闡釋。
流量時代,做“堂堂正正”的文學批評
談及韓松剛的批評風格,文學前輩們不約而同地使用了“正”這個字。
汪政說:“韓松剛有一個什么東西,他很正。你們看他的書,他的批評文章,堂堂正正的。”這種“正”體現在他對批評對象的審慎選擇、對表達方式的克制把握,以及貫穿始終的責任意識。“一個形象很正的批評家,他是有責任的。在一個流量時代,他不會去博什么眼球,也不會去追逐那些泡沫一樣的東西——雖然在太陽光下會閃出七彩光澤,但注定短時間就要破碎。他會透過泡沫、透過水的表層,去看到潛藏在下面的那些暗流,而那些東西才是主宰大江大河流向態勢的東西。”
在人工智能時代,汪政特別強調了“人的批評”的重要性。“把文本輸進去,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寫作特點、社會作用全都出來了,但那是‘機器的話’,不是‘人話’。”批評家的批評應該是“具身批評”,是在場的、帶著體溫和經驗的那種批評。“文學批評如何抵達人心,就在于批評家在什么時候都不要忘掉:我首先是一個人,一個活生生的人;我不但在文學現場,更在真實的社會當中。韓松剛的批評恰恰不是人工智能那種機械規整的產物,而是能夠觸動我們內心深處柔軟的部分。”
何平表示,“正”并非貶義詞,“他是在建立自己的批評家形象”。韓松剛的“正氣”風格傳承自南京大學純正的文學批評傳統,延續了新文學以來的啟蒙精神與人文立場。縱觀全書,“人”“啟蒙”是貫穿始終的關鍵詞,彰顯了清晰且堅定的批評底色。不同于當下一些青年批評者套用固定理論模板、流水線式產出評論的浮躁風氣,韓松剛的批評拒絕套路化學術生產,堅守文學批評的純粹性與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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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松剛表示,從在南大讀研時受董健、丁帆、王彬彬等老師影響建立對文學的認知,到擔任評論刊物編輯漸漸確立自己的批評趣味,再到文學現場中不斷觀察、反思,并稱“自己尚未確立一個完全穩定的批評方法和體系”。“我只是覺得,在面對不同作家、不同文本的過程中,需要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批評的敘事方法。每個作家一定不一樣,每個文本也非常不同,你不能用一種方法去解讀。”在難度中尋找批評的話語和路徑,正是他批評實踐的樂趣所在。
現代快報/現代+記者 陳曦
(出版社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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