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陸棄

近日，德國汽車技術公司IAV因計劃在2027年前裁減最多1400個崗位，引發大規模工人抗議。數百名員工聚集在柏林總部外，反對公司關閉柏林工廠的決定。而幾乎與此同時，德國汽車工業協會發出更令人不安的預警：到2035年，德國汽車行業可能流失約22.5萬個工作崗位。保時捷關閉子公司、大眾利潤下滑、供應鏈企業持續收縮，一系列消息接連出現，讓外界開始重新審視德國汽車工業的真實處境。

這些現象看似只是企業經營壓力下的正常調整，但如果放在整個歐洲產業環境變化的大背景中觀察，就會發現，德國汽車工業如今面臨的，已經不是簡單的周期性低迷，而是一場深層結構性震蕩。那個曾長期代表歐洲工業榮耀、支撐德國經濟增長的汽車產業體系，正在經歷幾十年來最艱難的一次轉型。

過去很長時間里，德國汽車工業幾乎被視為全球制造業的“標準答案”。大眾、奔馳、寶馬、保時捷等品牌，不僅塑造了德國制造的全球形象，更構建起一套高度成熟的工業體系。從發動機、變速箱到精密零部件，從供應鏈管理到高端制造工藝，德國汽車產業依靠內燃機時代積累的技術優勢，在全球市場建立起極強競爭力。

更重要的是，這套體系并不僅僅意味著幾家大型車企的成功，它背后連接著龐大的中小企業網絡和數百萬產業工人。大量德國制造業崗位，實際上都依附于傳統燃油車產業鏈存在。也正因如此，德國汽車工業不僅是經濟支柱，更是德國社會穩定和中產結構的重要基礎。但問題恰恰在于，德國汽車工業過去最強大的優勢，如今正在電動化時代變成最沉重的包袱。

燃油車時代的核心競爭力，建立在復雜機械結構之上。發動機、變速箱、動力系統，需要大量精密零部件與成熟制造工藝支撐，而德國企業正是在這些領域形成長期壁壘。可電動車的邏輯完全不同。它不再高度依賴復雜機械系統，而是轉向電池、芯片、軟件以及電子架構。這意味著，大量圍繞內燃機體系建立起來的崗位，將在轉型過程中逐漸失去價值。

德國汽車工業協會之所以特別警告供應鏈崗位風險，原因就在這里。因為相比傳統燃油車，電動車需要的零部件數量明顯減少，許多長期依賴發動機和變速箱體系生存的中小企業，正在面臨被邊緣化的壓力。過去那些支撐德國制造業繁榮的精密機械優勢，在新的技術體系中，正在快速被削弱。

IAV的裁員，本質上正是這種變化的縮影。作為一家長期從事汽車軟件與工程研發的技術公司，IAV原本被視為德國汽車產業轉型的重要支撐力量。但即便是這樣的企業，如今也不得不通過關閉工廠、壓縮崗位來降低成本。這說明問題已經不再局限于傳統制造環節，而是整個產業鏈都開始進入高壓狀態。

保時捷近期關閉電池、電動自行車驅動以及軟件業務子公司，同樣反映出德國豪華車企正在重新調整戰略。過去幾年，歐洲車企曾大規模押注電動化，希望借助新能源浪潮完成產業升級。但現實卻遠比預期復雜。

一方面，電動化需要持續巨額投入。電池研發、軟件開發、智能化平臺建設，都需要長期燒錢；另一方面，市場需求增長卻開始放緩。尤其在歐洲本土，新能源汽車消費并未完全達到此前預期，而高昂成本又不斷侵蝕企業利潤。更嚴峻的是，德國汽車產業如今面臨的，并不只是技術轉型壓力。

俄烏沖突之后，歐洲長期高企的能源價格已經嚴重削弱制造業競爭力。德國原本就是典型的能源依賴型工業國家，高耗能制造業對穩定低價能源極為敏感。如今，能源成本、人工成本、稅負以及復雜監管體系疊加在一起，讓德國制造的整體成本不斷上升。

而與此同時，全球競爭格局也在迅速變化。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崛起，對歐洲傳統車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沖擊。過去德國車企能夠依靠品牌和機械技術占據優勢，但在電動車時代，競爭核心已經逐漸轉向電池成本、軟件能力、智能生態以及產業鏈效率。

偏偏在這些領域，中國企業正在建立越來越明顯的優勢。這也是為什么，德國汽車行業如今越來越頻繁地討論“技術開放性”。表面上看，這是在討論產業政策路徑；但更深層的問題，其實是德國開始意識到，單一路徑、過快推進的電動化轉型，正在讓整個產業承受越來越大的代價。因為當政策目標遠遠快于產業自身適應能力時，最先受到沖擊的，往往就是就業體系和制造業基礎。

過去幾十年，歐洲始終強調環保、高福利以及嚴格產業監管，這種模式在全球化紅利充足時期能夠維持穩定。但如今，全球產業競爭正在進入新的階段。技術迭代越來越快，制造成本越來越敏感，產業鏈效率的重要性不斷提升。當能源價格居高不下、產業政策缺乏靈活性，而外部競爭壓力持續加劇時，即便是德國這樣擁有深厚工業基礎的國家，也開始感受到明顯壓力。

真正危險的，并不是某一家企業利潤下滑，而是德國汽車工業正在陷入一種“舊優勢衰退、新優勢尚未形成”的尷尬局面。傳統燃油車體系正在走向衰落，但新的電動化體系卻還無法完全支撐原有產業規模。過去支撐德國工業競爭力的那套邏輯，正在被新的全球產業秩序重新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