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完了兵力，再來看看另外兩個重要當事人，御駕親征的明英宗，以及傳統歷史敘述中慫恿他的奸臣，太監王振。如果用傳統歷史道德觀評價明英宗，第一個標簽肯定就是昏君，輕信身邊宦官的讒言，冒進出征，不僅斷送了幾十萬明軍精銳，還讓自己當了俘虜，直接讓明王朝陷入了危機。

但是，從另一面看，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只有22歲，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個雄心勃勃，一心想要大展拳腳的少年天子。

明英宗自從繼位以來，對明朝北方邊防的局勢就非常關心，持續通過詔書不斷表達自己的決定和考慮，包括指示將領加強戰備與巡邏，進行反擊，對瓦剌和其他蒙古部落發出頻繁的安撫，警告和訓斥。當然，這些旨意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皇帝身邊朝廷大臣的建議。綜合來看，這些意見也并非全是昏聵錯誤，而是貫徹了自明成祖以來的方針，恩威并用，分而治之。另外，根據史料記載，朱祁鎮從小因為耳濡目染了明成祖朱棣和父親朱瞻基的戰功，就表現出了在邊防問題上的勇氣和果決。有一次父親問他，如果有敵寇來訪，你敢不敢率領軍隊，前往迎戰討罪，小朱祁鎮毫不猶豫，就回答了一個“敢”字。其次，明英宗和其他歷代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一樣，得到的信息都是官僚精心篩選，甚至假造的正面信息，掉入了“信息繭房”而渾然不自知。在他的認知里，京營官兵的戰斗力，依舊保持著明朝初年的水平，可以與入侵的蒙古鐵騎平分秋色；同時，以儒家士大夫為主的朝廷官員，看似也提不出什么更好的建議，他們只會從道德角度，強調用兵的慎重，同時激烈批評皇帝的好大喜功和冒險精神。對于一個20出頭，還在青春叛逆期的青年，這種勸誡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奏勸誡的大臣里，也包括后來臨時奉命，肩負保衛北京重任的于謙。

所以，明英宗得知瓦剌入侵，明軍在大同慘敗后的當天，就決定，率領文武百官，御駕親征。和也先的出兵一樣，朱祁鎮的迎戰，也是想用一場軍事上的勝利，樹立自己的權威。從專業軍事學標準來看，御駕親征的準備工作非常倉促，近乎兒戲。知兵善戰的明成祖朱棣每次出征，準備工作長達5到9個月，而明英宗的這次出征，籌備工作只花了五天。7月16日，大軍就宣布開拔出師，根據皇帝的旨意，每個士兵發一兩白銀，攜帶一個月的軍糧，然后再給每三名士兵配備一頭驢馱輜重給養。同時，由于明軍承平日久，裝備都不全，所以明英宗緊急下令，從武器庫里臨時取出八十萬件武器發給部隊。很難想象，以明王朝落后的行政管理能力，能夠在短時間內把這些紙面上的物資落實配發齊全，只能說這次輕率出征，是一次軍事冒險兒戲。

根據史料記載，大軍開拔離開北京不久，就因為紀律渙散，指揮不利，出現了夜驚現象，風聲鶴唳。更糟糕的是，大軍發現自己后勤供應困難，沿途沒有補給站倉庫，士兵們被迫每頓飯咀嚼生米充饑，渴了只能搶喝沿途河流池塘中的泥水，狼狽不堪。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宦官王振。在明代歷史典籍中，王振因為一向專橫弄權，為一己之私，慫恿甚至脅迫皇帝出征，已經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然而，如果我們仔細復盤，卻發現，從某種程度上，王振承擔了比自己實際作為更嚴重的罵名，是個替罪羊。

首先，從權力結構來看，宦官集團的權力，本質是皇帝自身權力與意志的延伸；嚴格來說，前者是后者的工具人。在明代，無論是劉謹還是魏忠賢這樣的權宦，一旦作為權力唯一中樞的皇帝撤回信任和委托，他們就瞬間塌臺，冰消瓦解。所以說，王振的罪行，最多只是巧取上意，同時在貫徹君主意愿的執行中，夾帶有限的私貨。況且，如果王振真的是挾持了皇帝，后面明英宗復位之后，應該對已經死亡的王振和黨羽集團進行清算，而明英宗的舉動卻是為他重新舉辦了隆重的葬禮和祭典，念念不舍，這也讓“挾持”一說不成立。王振是怎么得寵的？按照朱元璋一手制定的大明祖制，宦官是禁止識字讀書的，怕他們憑借這一點干預政事；而到了宣德年間，皇帝朱瞻基直接設立了讓宦官讀書識字的“內書堂”，并讓大學士當老師。理由很簡單，權力的高度集中，讓皇帝不堪重負，繁重的政務處理必須要增添一些秘書，執行的職能人員來進行，而宦官由于親近皇帝且地位低下，是最好的人選。王振，本來是個落地秀才，因生計無著，被迫當了宦官。由于通文墨，他在英宗童年時代便隨侍左右讀書，與朱祁鎮亦師亦友亦奴，在親情缺失的大明宮廷中，沒有人比王振陪伴朱祁鎮的時間更長。由于王振不僅有文化，而且情商高，善于揣摩主子的意圖，兩人由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朱祁鎮即位后，尊稱王振為“先生”，幾個月后，就將王振提拔為司禮監掌印太監，司禮監太監擁有替皇帝用朱砂筆，在奏章上抄寫皇帝處理意見的職責，可以說距離權力中心又近了一步。

親情與依戀只是一方面。朱祁鎮親政后，王振及宦官集團又成為了朱祁鎮某種意義上的政治盟友，亦步亦趨的服務于皇帝的個人政治利益，幫助英宗抵御及化解來自士大夫文官集團的政治壓力。需要指出的是，為了坐實王振的替罪羊身份，明代歷史上針對他，系統構建了一個專橫跋扈，好大喜功的形象。比如正統三年，明王朝決定對滇西大舉用兵，史書上就說，王振就是鼓吹開戰的第一助推者；但史書故意隱去的是，開戰幾乎是朝廷百官的共識，甚至和王振不對付，頂著名將和開國元勛之后光環的英國公張輔，也積極主張動武；而百官之所以如此積極，也是感受到了年輕的明英宗，有好戰尚武的秉性。王振，不過是春江水暖鴨先知。

站在英宗的角度，王振無疑更忠心。士大夫的“忠君”是道統意義上的，服務對象是王朝和體制，有時并非皇帝本人；當兩者發生沖突時，許多士大夫的選擇是“社稷為重，君為輕”；而如王振這樣的宦官，與皇帝的人身依附關系，決定了他的忠君更為絕對和私人化。反過來，王振就是明英宗制衡，對付文官集團的一把刀，既聽話高效，事后還可以對他進行切割，舍棄他如同舍棄工具。從這個角度而言，英宗自少年始親近王振、重用王振，非但不是所謂的“昏聵”，反倒是個人政治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在1449年7月16日，這樣一對相互依存，利用的主仆，就跟隨浩浩蕩蕩的大軍，走上了征途，對于前面等待他們的結局，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