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同樣面對日月輪轉、山河更迭的世間萬變，為何中國人沉淀出善學善變、順勢而為的處世智慧，西方卻執(zhí)著于追尋永恒不變的終極真理？國人刻在血脈里的好學與變通究竟從何而來？兩種文明對“變化”的認知分歧，又藏著怎樣的哲學底層邏輯？在《這就是中國》節(jié)目中，嘉賓深度溯源文化本源，拆解中華文明變通特質的由來，透徹剖析中西哲學思維的核心差異。
5月11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主持人何婕、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副院長吳新文教授，一同圍繞中華文明善學習、善變通的核心特質展開深度探討。
節(jié)目中，張維為教授表示，熱愛學習、善于變通，是中華文明極具代表性的重要特質。這種特質并非憑空形成，而是千年文化傳承自然積淀的成果，經由歷代古訓、先賢思想與無數實踐慢慢鑄就。從“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到“三人行，必有我?guī)煛保t遜好學、求新求變早已成為中華文化的正向價值標桿。中國人秉持開放的學習心態(tài)，即便面對對手與敵人，也會主動借鑒其優(yōu)點，學習的最終目的是實現超越與趕超，這是中華文明傳承至今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中國人變通觀念的萌芽，源于對大自然的長久觀察。吳新文教授強調，日月運行、江河奔涌、四季更替，世間萬物時刻都處在變化之中。古人觀天地萬象，悟出“變”是世間常態(tài)，而變化之內自有恒定規(guī)律，正如四時輪回有序可循。因此中式認知里，變與規(guī)律從不割裂，始終融為一體。
而中西方對“變”的理解，有著本質的哲學分歧。吳新文教授指出，西方雖也承認世間存在變化，卻將世界割裂為經驗世界與超驗世界。在西方認知中，現世的變化是不可靠的，唯有永恒、唯一、不變的存在才是絕對真理，這份終極本源要么是柏拉圖的理念世界，要么是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高高在上的人格神成為一切變化的源頭。
吳新文教授強調，在哲學思維上，西方執(zhí)著追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而中國講究凡事依托具體條件，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一種做法在此處、此時是正確的，換一種環(huán)境與時機或許便不再適用，沒有刻板恒定的標準答案。
更深層的思維差異體現在認知路徑與處世理念上。吳新文教授表示，中國人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講究天人合一，認知世界主張“反身而誠”，先認清自我再通達天地。遭遇危難困境時，中華文明始終信奉人力可為，秉持人定勝天的信念，如大禹治水便是依靠自身力量戰(zhàn)勝天災。
在吳新文教授看來，西方則是線性推導思維，認為萬事皆有因果，不斷向前溯源，最終將本源歸結于外在神明。面對災難困境，往往寄托上帝庇佑、等待外力救贖。也正因這種思維，西方認知里存在多重割裂的世界，而中華文明始終堅守一個完整、統(tǒng)一的世間，這也造就了中西文明截然不同的發(fā)展格局與處世智慧。
編輯: 周雯飛
責編: 張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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