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深秋，當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西北時，陜西已經率先扯起了革命的大旗。西安城里“秦隴復漢軍”的旗號一打出來，關中四十多個州縣就跟商量好了似的，幾天之內全換上了新招牌。

清廷急眼了，陜西要是丟了，整個西北都可能不保。

情急之下，清廷還是想起了兩個“狠人”。一個是前陜甘總督升允，蒙古鑲黃旗出身，標準的保皇派老頑固；另一個是甘肅的回族將領馬安良，手里握著號稱“精銳西軍”的私人武裝。這兩人湊一塊兒，準備給陜西革命黨來場“降維打擊”。

升允老哥長得頭顱碩大，陜西人背后叫他“升大sa”（sa在陜西方言里是頭的意思）。他在陜西當過巡撫，后來因為反對立憲被革職，心里憋著一股氣。辛亥革命一爆發，他就像打了雞血似的，覺得自己的“第二春”來了。清廷重新啟用他當陜西巡撫，督辦軍務，他立馬在甘肅拉起了五萬人的隊伍，分南北兩路殺向陜西。

馬安良更夸張，他放出豪言要“馬踏華陰廟，火燒長安城”。他在河州、狄道、循化等地強拔門兵，迅速擴編西軍到十六營，馬步齊全。他的父親就是馬占鰲，當年在太子寺之戰中打敗過左宗棠的清軍，然后轉頭就投降，被左宗棠賜名“安良”。

乾州（今乾縣）成了雙方必爭之地。這地方是西安的西大門，是西安“最后一道防火墻”。陜西軍政府派張云山率兩萬人守城，這位哥老會出身的將領打仗有一套，更厲害的是他會玩心理戰。晚上在城墻上多點燈火，還親自拿著軍號吹出各種號音，搞得城外的清軍摸不清虛實，以為城里兵力雄厚。

戰斗從1911年11月打到1912年2月，清軍什么招都使了。架云梯攻城，守軍就用炸彈、手榴彈甚至磚瓦石塊往下砸。挖地道，張云山早有防備。最絕的是升允還想出了詐降計，派管帶羅開福帶著人在北門外跪地舉槍假裝投降，想混進城去。結果被義軍識破，一頓炮火轟擊，死傷無數。城外騎兵云集，城墻上架著云梯，千瘡百孔。這大概是辛亥革命中最后的古典式攻城戰了。

馬安良親自到前線督戰時還差點栽了。有一次他帶幾十個護衛去乾陵附近視察，被埋伏的復漢軍包圍在武則天陵園的石人石馬之間。子彈打穿了他的馬靴，要不是升允及時帶兵來救，這位“馬踏長安”的豪言壯語就要變成“馬陵被擒”的尷尬現實了。

就在雙方打得難解難分的時候，1912年2月12日，宣統皇帝溥儀宣布退位，大清王朝正式玩完了。消息傳到前線，升允摘下頂戴花翎倒地大哭，“太后不該讓位，使我輩奴才，不能盡力！”

但是哭完擦干眼淚，他做了個決定，封鎖消息，繼續打！

皇帝都沒了，國家都改朝換代了，前線指揮官居然把電報扣下來不發，假裝什么都沒發生，繼續讓士兵賣命。這是典型的“信息繭房”，只不過這個繭房是人為制造的，代價是無數士兵的性命。

2月13日，張云山按照南北和議的電報精神，派行營執事官雷恒焱去跟升允談判。雷恒焱出發前，張云山在城南門外設宴餞行，擊案而歌，“旌旗烈烈陣云橫，萬馬蕭蕭仗策行。自是河梁餞蘇武，直當易水送荊卿。”各營升旗鳴炮，場面悲壯。

雷恒焱繞道到十八里鋪見升允，把清帝退位、應該罷兵息民的道理說了一遍。升允聽完大怒，直接把雷恒焱給殺了。而且是削鼻挖心，棄尸枯井。另一名使者朱長春也被釘死在禮泉東城門示眾。手段非常殘忍，以至于西安的記者都登報罵升允。

升允為什么這么瘋？他已經不是在為清朝打仗了，而是在為自己的政治生命做最后一搏。他幻想著攻下西安，迎奉溥儀到西北建立偏安小朝廷，自己就是“中興功臣”。明明項目已經黃了，還非要砸鍋賣鐵繼續燒錢，總覺得再堅持一下就能翻盤。

馬安良那邊就現實多了，他雖然表面上還聽升允的，但心里已經開始打小算盤。他其實早就從城上射下來的傳單里知道了清帝退位的消息，也收到了陜西回籍革命黨人馬玉貴的勸降信。馬玉貴在信里說得很直白，“共和成立，五族平等，信仰自由無妨教典……兄執西北軍機牛耳，何不反掌成共和元勛？”北京的回族領袖王寬也發電警告，“勿為一姓盡愚忠，而拂萬兆之幸愿。”

馬安良的處境很尷尬，繼續打吧，沒意義了；突然倒戈吧，又怕被罵。他多次向升允請求退兵，升允就是不答應。于是馬安良開始私下跟張云山接觸，雙方在乾陵坡前會面，張云山一見面就說，“大哥，我給你磕頭。”馬安良連忙還禮，兩人就這么握手言和了。談判時馬安良還提了個條件，要把升允的眷屬從西安送到平涼。張云山答應了，不久就派人把升允的家眷送了過去。

3月初，陜西軍政府請出關中理學名士牛兆濂、張曉山去勸升允。這兩位老先生跟升允是老相識，常以理學相標榜。升允見到他們后放聲大哭，痛罵袁世凱誤國，然后從懷里掏出清室遜位停戰電文，說，“現今皇上退位，我已無君可事，惟有一死以報圣恩。至于議和條約，已由彭馬二公主持，我不過問。”

3月8日，雙方正式簽訂停戰協議。張云山和馬安良在乾陵坡前再次會面，兩軍互贈牛羊，甘軍還表演了馬上功夫，然后各自撤軍。仗打完了，仗打得莫名其妙，皇帝早沒了，雙方卻多打了快一個月。

戰后，升允逃到甘肅平涼后還不死心，給袁世凱寫信要求撤銷張鳳翙的大都督職務，由他接任，然后再自行辭職，還要袁世凱撥200萬兩白銀補償他的損失。這腦回路清奇得可以，你都把人家革命軍往死里打了，還想讓人家給你發“離職補償金”？

袁世凱當然沒理他。后來升允輾轉逃到青海、西伯利亞、東北，最后流亡日本，參與宗社黨的復辟活動，1931年死在天津租界。

馬安良撤回甘肅后，憑借西軍的實力一度權傾甘肅，被稱為“西北天子”。他在蘭州把南灘改為“帥府街”，坐鎮其中干預政局。但袁世凱只給了他一個甘州提督的虛銜，實際上把他排除出權力核心。1915年他被迫返回河州老巢，影響力大不如前。

張云山守住了乾州，乾州百姓在高等小學堂內給他建了生祠紀念。他回西安時乘四人抬的綠呢大轎，搴帷掛槍立于轎內，兩邊有背著春秋刀、雙手帶槍的衛士20名，后面跟著一百排騎兵，好不威風。不過這位哥老會大佬后來也沒落得好下場，1915年就病逝了。

乾州守衛戰牽制了清軍主力，保住了西安，為陜西革命政權爭取了時間。升允代表的是頑固的保皇派，馬安良代表的是地方軍閥勢力，張云山代表的是革命力量，三股力量在乾州城下碰撞，最終以一種近乎荒誕的方式收場。

這場仗打到最后，交戰雙方都知道皇帝已經退位了，只有前線的普通士兵還被蒙在鼓里。升允為了自己的政治幻想，讓成千上萬的士兵白白送死。馬安良則是在權衡利弊后選擇了對自己最有利的出路，反正“老板”已經破產了，趕緊找下家才是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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