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日常：唐人歷史世界的另一種書寫》，黃正建著，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440頁，98.00元

真實的歷史具有唯一性，但人們認知歷史的視角各有不同，呈現出的歷史面貌也因此多種多樣。在隋唐三百余年的歷史進程中，政治、制度、經濟、社會等諸多層面均歷經變遷，自然涌現出諸多值得探究的研究議題。正因如此，隋唐史領域的研究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學界對這一時期的歷史面貌也形成了多元認知與解讀。

黃正建先生所著《不止日常：唐人歷史世界的另一種書寫》收錄了作者三十余年來圍繞唐代日常生活之外歷史議題撰寫的二十余篇學術論文，涉及武則天母親的出身、唐人對安史之亂的認識以及唐代“釋褐”等多個主題，為我們認知唐人的歷史世界提供了別具一格的解讀視角。

不止日常：歷史解讀的一個視角

武則天作為中國古代唯一正式登基稱帝的女皇帝，其母楊氏的出身問題長期是學界爭議的焦點。陳寅恪先生曾指出，楊氏乃“隋宗室觀王雄弟始安侯達之女”，即隋宗室楊達的女兒。楊達官至納言，身份地位尊崇，若此說屬實，楊氏出身顯然相當尊貴。然而，與武則天相關的史傳對此記載卻寥寥無幾；相反，在唐高宗欲立武則天為后時，反對派以其“出身微賤”為由極力阻撓，后來駱賓王更是直斥她“地實寒微”，可見當時朝野對其出身普遍存在鄙夷態度。黃正建先生通過梳理墓志、碑刻與政書等多重史料指出，楊氏為楊達之女的說法，實為武則天登基后刻意營造的政治宣傳，其目的在于抬高自身出身，而楊氏原本出身不高，甚至可能曾是楊達家中的侍女。這提示我們，歷史解讀常被后世的政治建構所遮蔽，而重新發掘當時人的日常認知與行為，正成為解讀歷史的重要新視角。

《唐后行從圖》

本書標題“不止日常”包含多重意涵：一方面旨在與作者此前的《走進日常：唐代社會生活考論》（中西書局，2016年）形成學術脈絡的呼應與定位區分。黃正建先生早年深耕唐代日常社會生活研究，《走進日常》一書運用傳世史籍、出土文物與域外文獻等多元史料，細致勾勒出唐代官民的日常生活圖景，揭示服飾、飲食、節令、婚喪等日常實踐背后的社會物質形態與文化認同內核。相較之下，本書收錄的論文則更側重探索“日常”之外的研究議題。

另一方面，“日常”概念的運用實則暗含著當下歷史研究范式與方法論的轉向。隨著史料范疇的拓展與歷史理論的體系化建構，歷史研究已發展出諸多取向與維度。傳統史學因傳世史料的固有屬性與研究視野的局限，史家多將目光聚焦于王侯將相的史事，尤其專注于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領域的“重大”議題，這種偏向性早已引發學界的諸多討論與批評。相較而言，伴隨著新史學思潮的興起，“日常”不僅成為新的研究對象，更日漸成為認知歷史的重要視角，常被置于“自下而上”與“日用而不自知”的論述框架下，以此區別于宏大歷史的敘事邏輯與結構。

圍繞王侯將相與重大歷史事件的“自上而下”宏大敘事，固然極易引起史家與大眾的關注，但按照“二八定律”，民間與基層群體的日常生活才是推動歷史演進的主要脈絡。“自下而上”的研究視角則聚焦多數人的日常，既能以更宏闊的維度審視歷史全貌，也拓展了當代歷史研究的方向與議題范疇。正如侯旭東先生在《什么是日常統治史》中指出：“日常統治放在關系思維下去研究，便突破了傳統自上而下的單向模式，可以并觀統治/被統治/抵抗。”這種對“日常”的關注，正是對單向度歷史觀察模式的突破。趙世瑜先生《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以明清北方地區廟會與民間信仰為研究對象，深入剖析普通民眾社會結構的形成過程，并明確指出“自下而上”之“下”“就是民間文化、基層社會、普通群眾、日常生活，它們是整個人類歷史的基礎和主題”（第2頁）。可以說，宏大敘事恰似歷史星空中的恒星，而廣袤的民間社會、基層群體與普通大眾則如點點繁星與流星，共同構成了歷史星空的主體。

侯旭東著《什么是日常統治史》

趙世瑜著《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

引入“日常”這一概念的意義，還在于彌補宏大敘事歷史研究的局限：這類研究雖能從宏觀層面探尋歷史規律、梳理歷史變遷脈絡，卻容易忽視歷史中“鮮活”的維度。譬如受史家視野、史書篇幅與體例所限，傳統正史通常不會刻意描摹基層民眾的社會生活，但普通人的喜怒哀樂、生老病死與信仰實踐，同樣是歷史不可或缺的核心組成部分。因此，我們以“日常”作為研究對象與切入視角，便能在正史搭建的宏大時代背景之下，借助筆記小說、金石碑拓、敦煌吐魯番文獻等多元史料，探尋正史遺忘的小人物蹤跡，勾勒出更為鮮活立體的歷史圖景。

魯西奇先生《喜：一個秦吏和他的世界》（北京日報出版社，2022年）以睡虎地秦簡中名為“喜”的基層小吏為切入點，深入梳理其生平檔案、經手的法律文書與留存的私人記錄，系統呈現出秦統一進程中基層吏民的生存圖景。羅新先生的《漫長的余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北京日報出版社，2022年）則以墓志銘殘石與正史的零散記載為線索，復原出底層女性王鐘兒跨越六朝更迭的七十余年生命軌跡，印證了個體命運雖微如塵埃，卻能如棱鏡般折射出制度變遷、民族融合與權力結構的深層褶皺。盡管受史料稀缺等因素影響，學界對魯西奇、羅新二位先生同年出版的這兩部專著褒貶不一，但從“日常”研究的理路來看，二者實則以更細致的角度佐證了“日常”絕非宏大敘事的附庸注腳，而是關注個體、不讓其被遺忘的微觀透鏡。

魯西奇著《喜：一個秦吏和他的世界》

羅新著《漫長的余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

本書的“不止日常”還可被理解為對“日常”研究邊界的拓展，不僅更全面地呈現唐人世界的另一面，同時恰好能與當下政治史、制度史及思想史的復興趨勢相呼應。除服飾、飲食、節令、婚喪等日常實踐外，日常生活還涵蓋對國家大事的品評、社會觀念的形塑、任官路徑的抉擇等多重維度。“日常”的研究對象與視野，不僅限于衣食住行等具象的物質生活范疇，更囊括政治參與、價值判斷與命運抉擇等精神層面的實踐。它們是觀念、抉擇與行動交織而成的無形經緯。例如書中便提出，唐人很可能并不將“安史之亂”視為“胡亂”——這恰好是對唐人日常生活中關乎國家大事的普遍認知的補充與深化。

由此觀之，“不止日常”實則彰顯出黃老師研究理路中方法論與研究范式的自覺：研究者既要深耕日常細節的細微肌理，更要敏銳捕捉不同群體對國家、社會及身份歸屬的深層叩問。唯有如此，方能將“日常”動態演進的歷史過程，進一步為解讀歷史變遷的普適性規律提供依據。

動手動腳比史料：歷史學的研究方法

與現代“知識分子”群體的評價分歧相似，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的歷史認知同樣存在顯著爭議。黃正建先生通過系統比對《舊唐書》《新唐書》與《宋史》中“士大夫”一詞的出現頻次及語境差異，揭示出唐代“士大夫”概念的模糊性，其內涵混雜新舊社會因素，直至宋代才形成明確的階層定義。例如《舊唐書·李安遠傳》記載其“晚始折節讀書，敬慕士友”，而《新唐書》則改寫為“晚乃折節向書，從士大夫”，可見唐代僅稱讀書人為“士”，至宋代已可統稱“士大夫”。又如《新唐書》常將《舊唐書》中承擔輿論評判功能的群體明確為“士大夫”，典型如將“然議者以（張）廷圭之言為是”改為“士大夫服其知體”；反之，又將《舊唐書》部分“士大夫”稱謂改作“舊地”（特指南北朝高門士族），反映宋人已將傳統士族排除于“士大夫”范疇之外。這種通過不同史料對比揭示群體認知演變的方法，為理解古人的日常觀念提供了重要路徑。

我們對于“日常”的歷史研究，核心便在于史料的運用。史學界素來有“歷史學即史料學”的傳統觀念，傅斯年先生提出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治學主張，正是這一理念的經典詮釋。盡管該觀點需結合理論建構方能完整闡釋歷史，但史料學作為歷史學專業訓練的核心課程，其基礎地位毋庸置疑。筆者師從游自勇教授攻讀碩士學位期間，尚未開學即被要求通讀黃永年先生《唐史史料學》（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中華書局，2025年再版），并系統梳理隋唐史典籍目錄，以此構建對該領域史料體系的整體認知。因此，任何歷史論述都必須以史料為根本依據，絕不能憑空虛構或主觀臆斷。史料的合理運用與精準解讀，不僅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更是衡量史學從業者專業素養的核心標準。

黃老師在書中提到，他的治學習慣之一便是以比較法梳理史料，這一方法的養成受其導師唐長儒先生的影響。唐先生學術造詣深厚、論著等身，尤其擅長運用比較研究法，以宏觀歷史視野切入具體歷史問題的探討。其《唐書兵志箋正》（科學出版社，1957年），正是他以比較法處理史料的典范。黃老師在書中對兩《唐書》列傳、輿服志及刑法志展開的比較研究，或許便承襲了這一學術脈絡。

史料比較方法之所以在隋唐史研究中被廣泛運用，還與這一領域的自身特點密切相關。比較方法看似簡單，實際應用中卻可細分為多種具體手段，比如古籍校勘中常用的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與理校法等。而相較于中國歷史上其他時期，隋唐史的史料豐富度恰好處于先秦秦漢魏晉與宋元明清之間的中間位置：隋唐時期的史實記載雖難言詳盡完備，但相較于唐前史料，往往能找到可相互印證的其他記載，有效規避了“孤證難立”的困境；而與宋元以降的史料相比，又不至于陷入浩如煙海、紛繁蕪雜的史料迷宮，耗費不必要的精力。諸如兩《唐書》《資治通鑒》《唐六典》《唐會要》以及唐傳奇等，都是適合開展比較研讀的可靠史料，更遑論還有大量出土碑刻與敦煌吐魯番文獻等可供利用。

這種史料留存的“恰到好處”，恰恰為史料比較法的運用提供了理想土壤——既能通過校勘異同辨析真偽，又能透視制度演進與觀念流變的內在節律。正因如此，在本書中我們能看到對多個史料文本的反復比勘，例如對《舊唐書》中涉及“安史之亂”的用語進行梳理比較，對出土石刻墓志與文集中所載墓志的異同加以比勘等等。這些實踐不僅體現了史料比較方法的應用，更彰顯了其史學方法論價值。

總而言之，黃老師所倡導的史料比較法，不僅有助于錘煉我們的文本閱讀理解能力，更能深度培養我們對歷史語境的敏感度與批判性思維。如書中論及武則天身世時提到，李嶠所撰《攀龍臺碑》雖敘事編排較為圓融，但與兩《唐書》《資治通鑒》等史籍相較，可見其記載不實，故后世修史者均未采信（16-17頁）。由此可見，史料比較法要求研究者不能止步于字面釋讀，更要追問史料生成的時空背景、撰述意圖及文本流變，進而在多重敘事的張力中逼近歷史實相。這種訓練，正是當下數字人文浪潮中愈發珍貴的史學基本功。

數據的力量：定量分析與歷史研究

黃正建老師在書中還推崇量化與統計方法，這實為史料比較法的進一步延伸。以安史之亂這一影響唐代歷史走向的重大事件為例，學界對其性質歷來存在“胡亂”“藩鎮之亂”“階級斗爭”等多種解讀。部分學者以現代視角回溯，將其定性為安祿山建立“征服王朝”的政治嘗試，卻忽視了唐人自身的認知語境。通過系統搜集并量化分析唐人著作中的相關表述，黃正建先生發現：唐玄宗至唐德宗時期的官方文本始終以“反逆”“大兇”“寇難”等詞匯定性該事件，并未將其視為胡人群體對漢人政權的奪權行動；普通民眾的記載則聚焦于幽薊將領的叛亂屬性，同樣未強調族群身份標簽。這種基于時人認知的史料量化路徑，不僅有效避免了“以今律古”的認知偏差，更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扎實的實證支撐與方法論啟示。

正如黃正建先生所強調，史料比較法絕非簡單的異同羅列，唯有依托可靠的量化數據，方能構建嚴謹的學術結論。史料搜集構成比較研究的基礎，而對史料進行系統性量化整理與統計分析，則是形成準確歷史認知的關鍵環節。歷史學研究傳統上多依賴因果推導等定性分析，雖能梳理歷史發展脈絡，但敘述中易出現模糊含混之處。量化研究方法通過提供“趨勢分布”“頻次統計”“比例關系”等數據維度，可為定性分析提供堅實支撐，使隱性歷史特征顯性化呈現。正是通過這種量化分析，黃正建先生得以揭示：唐人對安史之亂的表述高度集中于“反”“逆”“叛”等道德評判詞匯，而非聚焦于胡人的族群屬性。

定量分析推動了歷史學研究視域的拓展與方法的革新，更促進了歷史學的科學化。起源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法國年鑒學派，以史學家馬克·布洛赫為代表，反對傳統史學，主張跨學科綜合研究，強調從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維度考察歷史，由此將經濟學領域的定量分析方法引入歷史學研究。后來的計量史學與社會歷史學派也深受年鑒學派影響，顯著提升了史料應用能力，使歷史研究更趨嚴謹與精準。其中，計量史學主要以“歷史的可計算性”為前提，是運用現代數學手段和統計學方法對歷史數量及數量關系展開定量研究的學科，旨在提升史學研究的精確化與科學化水平。它雖在二十世紀后期經歷方法論層面的反思，卻并未走向式微，反而在數字人文興起的當下重煥生機——數據庫建設、古籍OCR識別、文本挖掘與關系網絡分析等技術，正將傳統史料轉化為可計量的結構化數據。黃老師在書中亦提及，如今數據庫檢索等科技手段的便利，通過關鍵詞搜索可快速定位海量史料中的關鍵信息，進而展開統計分析。時代發展帶來的科技進步，正為史料量化分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度與精度。

不過，我們也需警惕數據本身的局限性。一方面，數據的數量與樣本質量受限于史料的性質與數量，其可靠性與普適性需審慎評估；另一方面，量化結果若脫離具體歷史語境與定性解讀，很容易陷入“數字幻覺”——看似精確無誤，實則空洞無物。因此，定性分析亦不應被全然摒棄。畢竟，定性分析通過問題挖掘與現象闡釋，側重對歷史事件的意義與經驗進行質性剖析。由此可見，定量與定性雖各有側重，但二者絕非彼此割裂。在史料比較與分析中，應當融合這兩種分析手段，從而在互證互補中構建起立體的歷史認知圖景。

《不止日常：唐人歷史世界的另一種書寫》憑借新穎有趣的選題與翔實可信的數據，彰顯出作者數十載深耕史學的治學積淀。書中雖無艱深晦澀的理論闡釋，卻在字里行間見微知著，透露出作者深刻的歷史思考與扎實的理論功底。因此，全書以跳出常規日常視野的獨特視角，依托嚴謹扎實的實證研究方法，為我們勾勒出唐代歷史世界中另一維度的鮮活社會圖景。盡管部分論題涉及傳統政治制度史，但研究的核心關切始終錨定在唐代人的日常實踐與社會生活之上。這種“日常轉向”并非旨在消解宏大敘事，而是在史料比對與量化分析的基礎上，將唐代歷史的另一種面向與真態娓娓道來。這不僅為專業歷史學者帶來深刻啟發，也為普通讀者理解唐代社會提供了深入淺出、易于理解的閱讀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