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美國總統特朗普結束訪華離開北京。經常讀我文章的朋友可能能看出來，我是不喜歡特朗普這個人的，我平時對特朗普的內外政策也多有批評。但對于特朗普訪華我是表示歡迎的。因為特朗普訪華，是作為美國國家元首、代表美國政府前來訪問的。我歡迎的不是特朗普個人，而是希望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中美友好世代相傳。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我從每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切身利益出發，都希望中美友好相處。因為中美關系的發展，對中國的國運有著重要影響。

5月15日下午，美國總統特朗普結束對中國的國事訪問，乘專機離京。

在歷史上，美國對中國的重大幫助主要有三次：

1、1945年，在羅斯福、杜魯門總統執政期間，幫助中國打贏抗日戰爭。

2、1979年，在卡特總統執政期間，實現中美建交，幫助中國改革開放。

3、1999—2001年，在克林頓、小布什兩任總統的接續推動下，接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美國每一次對中國的重大幫助，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國的國運。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中國人的運氣還是比較好的。

2001年11月，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簽字儀式。

二戰后的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以色列，以及越南近30年來的經濟起飛，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跟美國關系搞好了，融入了美國主導的貿易與技術體系，融入了全球化的體系，融入了世界市場，實現了經濟騰飛。其中，德國、日本、越南，都是在與美國化敵為友后實現經濟繁榮的。1979年，我們的總設計師訪美時，曾經無不感慨地說：“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國家，都富起來了。”

2023年9月10日，阮富仲舉行儀式，歡迎時任美國總統拜登訪問越南。

還有一個反面例子，以前是美國的朋友，后來成了美國的仇敵，以前是中東一個很繁榮的“準發達國家”，結果現在民生困頓，老百姓的日子過得很緊很苦，這個國家就是伊朗。1979年之后的中美關系和伊美關系，成為影響國運的正反兩方面的典型。2018年12月，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中國原駐伊朗大使華黎明先生在《參考消息》上發表《從孤立的斗爭到平等的博弈——親歷改革開放40年中國外交》一文，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發人深省：

1978年前在巴列維統治下的伊朗是個全盤西化的國家，20世紀70年代油價上漲促進了經濟高速發展，恰在此時伊朗爆發了“革命”，成千上萬民眾走上街頭反對巴列維，迎來一個“不要西方也不要東方”的伊斯蘭革命政權。幾乎同時，中國打開了國門，我所在的伊朗關上了國門。1979年中美建交，同年伊朗與美國斷交，并隨后與伊拉克血戰八年，經濟和民生一落千丈。40年過去，中國已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伊朗至今還在“革命”中掙扎。每當我對比這兩國40年歷史的發展總是感慨無比。

1979年，這些慶祝的伊朗年輕人，他們根本不知道隨后將迎來什么。

正如“海濤評論”在《被“強暴”的宿命》中一針見血地所寫的：

1979年是伊朗的重要轉折點，也是中國的重要轉折點，都體現在與美國的關系上。當中國放棄反美走向改革開放，伊朗新生的宗教政權開始激烈反美，走向封閉。兩國的國運從此一個上升，一個下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