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關系史上，有一個永遠繞不開的一個名字：亨利·基辛格。

這位于2023年秋離世、享年100歲的老人，曾百余次渡海而來，被中國官方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世人多記得他秘密訪華的外交壯舉，卻少有人追問：究竟是什么讓一個猶太難民出身的美國學者，能夠穿越意識形態的鐵幕，在雙方之間架起信任的橋梁？

答案，也許藏在他的兩本經典著作《世界秩序》與《論中國》之中。

秩序，何以為繼？

在《世界秩序》的開篇，基辛格開宗明義地拋出了一個判斷：人類歷史上從未存在過真正全球性的秩序。

這個聽起來有些刺耳的判斷，揭示了一個基本事實：不同文明各有自己的秩序觀。歐洲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強調主權國家之間的均勢，中東的秩序觀與伊斯蘭教的信仰傳統難以分割，亞洲則更加多元，而美國始終帶著一種“傳教士般的熱忱”試圖向世界推廣自己的價值觀。

這些秩序觀在同一時空下碰撞，構成了當代國際關系的底層矛盾。

那么，在這樣一個多元甚至有些雜亂的世界里，一個可持續的秩序究竟何以為繼？

基辛格的答案是：兩根支柱——合法性與權力。

他寫道：“合法性是指有一套明確規定了行動邊界的規則，這套規則為各國所接受。權力是指規則受到破壞時強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種均勢。”

簡單來說，合法性是指各國都認為這套規則是“正當的”，愿意在其中競爭而不是一有機會就掀翻棋盤。而權力，則是當有人不守規則時，其他人有足夠的力量讓它付出代價，從而維持基本的平衡。

這兩者缺一不可。沒有權力的合法性，是空洞的道德宣言。20世紀30年代的國際聯盟，面對法西斯國家的軍事威脅只能發出無力的譴責。而沒有合法性的權力，則是赤裸裸的強權政治，世界將退回弱肉強食、“誰拳頭大誰說了算”的叢林社會。

這個框架，拿來看今天的世界格局，也仍然具有高度的解釋力：貿易逆差、技術管制、地緣局勢……這些具體爭端之下更深的，其實是“權力”與“合法性”的脫節。

當雙方對“什么是正當的規則”不再有共識，每一場具體博弈都更容易滑向權力的對撞。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承認，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張力是歷史常態，亦即今天常被提及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但他同時認為，和平仍有充分的可能，前提是，雙方愿意在權力競爭之上，共同構建一套彼此接受的合法性規則。

他為此開出了一張具體的處方：進行“關于秩序本質的威爾遜式對話”，即超越具體利益的斤斤計較，就各自對未來世界秩序的愿景進行頂層溝通，尋找“文明的包容”而非對抗。

理解對手，讓對手也贏

基辛格的外交思想，根植于一段被遺忘的歐洲歷史。

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19世紀的歐洲外交家梅特涅與卡斯爾雷如何通過一套復雜的“均勢”體系，維護了拿破侖戰爭之后歐洲長達數十年的穩定。這段學術訓練，像一枚烙印，刻在了他一生的思想底色里。

“均勢”這個詞，今天經常被濫用，很多人以為均勢就是拉一個較弱的盟友去打另一個較強的對手。

但基辛格理解的均勢，其實更像是一種心理機制：它不追求消滅對手，而是通過力量的相互制約，防止任何一方產生“我可以徹底消滅你”的狂妄錯覺。

在《世界秩序》中，他寫下一句看似矛盾的話：“均勢引發了戰爭，同時也限制了戰爭的規模。”意思是說，盡管均勢并不能根除沖突，它本身也孕育著競爭和摩擦，但它可以將沖突控制在一個可承受的范圍之內，不至于滑向毀滅性的全面戰爭。

一個最能體現基辛格“均勢思維”的案例，是1973年的“穿梭外交”。

那一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但戰爭的烏云沒有局限于中東，當時的兩個超級大國再一次被推到了熱戰的邊緣。整個世界屏住了呼吸。

停火之后，基辛格做了一件前無古人的事。他沒有坐在華盛頓的辦公室里遙控指揮，而是親自飛往中東。從1973年11月到1974年5月，他頻繁往返于耶路撒冷、開羅、大馬士革之間，34天內飛行了41次。

每到一個首都，他先耐心地聽對方發火、抱怨、甚至是威脅。然后，他拿出剛從另一位領導人那里得到的承諾片段，循循善誘：對方已經讓步了，你也讓一點，如何？

他沒有聯合國的授權，沒有任何國際法依據。他唯一的籌碼，是美國的實力，以及他在各方之間慢慢積累起來的個人信用。

最終，以色列與埃及、敘利亞分別達成了脫離軍事接觸的協議。這場戰爭，最終沒有走向全面攤牌。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從此成為外交史上的經典教案，被一代又一代的外交官學習。

這項策略之所以成功，關鍵并不在于他有多能說會道，而在于他給了每一方一個“體面妥協”的理由。

他后來總結出一條經驗：外交談判的最高境界，不是“贏”過對方，而是讓對方相信，這場妥協對他自己也有利。

讓對方贏，是讓自己贏得持久的關鍵。這個道理，放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同樣適用。

基辛格認為，不能僅僅靠權力去壓制對方，你必須理解并尊重對方內心的“合法性”敘事，也就是對方認為什么是正當的、什么是不可觸碰的底線，然后在多種“合法性”的交匯處，尋找共存之道。

理解當然不等于同意，但它是對話的前提。

真正的外交，從放棄優越感開始

基辛格最驚世駭俗的實踐，是他向“鐵幕”的另一端伸出了手。

時間倒回到1971年7月9日，巴基斯坦伊斯蘭堡。

一位美國高級官員在記者招待會上突然“肚子疼”，被緊急送往總統別墅“休養”。但這位“病人”并沒有留在南亞，而是悄悄登上一架巴基斯坦民航飛機，飛往一個當時其他美國政客絕不敢踏足的地方。

四小時后，這架飛機緩緩降落于北京南苑機場。

那時，中美已經隔絕了22年。朝鮮戰爭的硝煙雖已散去，但隔閡仍然像冰層一樣厚重。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的陰影余溫尚存。基辛格的這次行程一旦泄露，他的政治生命可能就此終結。但他還是去了。

為什么要冒這個險？

因為在他的外交理念中：國家利益高于意識形態，而利益，常常藏在力量平衡的幾何學里。

當時的美蘇爭霸，美國處于守勢。蘇聯的軍事力量在不斷膨脹，第三世界的革命浪潮此起彼伏。基辛格敏銳地察覺到，引入中國作為戰略三角的一極，美國就能在冷戰中獲得關鍵的回旋空間。

在《論中國》一書中，基辛格對當時的外交選擇進行了更充分的介紹。

他沒有像許多西方學者那樣，對中國進行簡單的意識形態歸類，而是選擇嘗試以中國自身的歷史邏輯，去理解這個文明古國的行為方式。

他寫道：“中國的語言、文化及政治體制都是中華文明的標志。”并提醒西方讀者，“要理解‘一個中國’原則對于中國的極端重要性”。

他還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比喻：西方的地緣政治像國際象棋，目標是“將死”對方的王；中國的戰略思維更像圍棋，目標是占據有利位置，在棋盤上逐漸“圍”出空間。他認為，中美之間過去的許多誤解，都源于雙方用不同的棋規在下一盤棋。

這個比喻看似簡單，卻指向一個深刻的外交原理：真正高明的談判者，必須能夠進入對方的思維框架，從內部視角審視問題——對方的底線到底在哪里？哪些訴求是可以交易的？哪些是絕對碰不得的？

但真正能做到這些的，卻少之又少。

止損，比求勝更需要勇氣

基辛格的外交生涯中最受爭議的決策之一，是他結束越南戰爭的方式。

1973年1月，他與越南政治家黎德壽在巴黎簽署了《巴黎和平協定》。美國承諾從越南撤出全部軍隊。同年，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兩年后，越南北方軍隊攻占西貢（今胡志明市），越南南方政權徹底垮臺。基辛格試圖退回那枚獎章，但被諾貝爾委員會拒絕了。

越戰是美國在冷戰期間最慘痛的經歷之一。當基辛格接手談判的時候，美國已經在越南的泥潭里掙扎了近十年。超過5.8萬名美軍士兵喪生，國內的反戰浪潮撕裂了整個社會……軍方仍然在談論“光榮的和平”，但光榮早已遠去。

基辛格的選擇，在外人看來并不“體面”。他利用中美關系緩和的杠桿，通過中國向北越斡旋；他同意在協定中不提及南越政權的存續問題；他將撤軍分為多個階段，以換取美國戰俘的釋放。

基辛格的努力沒有為美國帶來勝利，但它換來的，卻是一次有秩序的撤退。其戰略邏輯，從“如何獲勝”轉向了“如何止損”。

在《世界秩序》中，基辛格進一步重申：政治家要學會與沖突共存，而不是妄想消滅沖突；止損，不是怯懦，而是一種更高級的戰略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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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5.16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