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6年陳賡將軍邀請楊登瀛前往北京做客，楊登瀛感慨含淚：原來首長們始終沒有忘記我！
1928年初冬的上海，法租界外灘燈火通明，黑色轎車在窄巷里穿梭，各方探子盯著同一棟樓——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新設的辦事處。這個機關剛剛掛牌，急需既懂外語又敢鉆營的人，而一名自稱楊登瀛的廣東人正準備敲門。
楊登瀛原籍香山，早年留學日本，回滬后做過生意，也混過煙草行。他與同鄉陳養山來往密切，后者暗地里已與中共特科保持聯絡。某晚，兩人在霞飛路咖啡館低聲交談，陳養山把口風放得極輕：“兄弟若能進去，彼此都有活路。”一句話點破天機，楊決定試水。
數日后，他拿著自籌的履歷進入調查科，先做普通干事，憑日語和社交本領很快抓住徐恩曾、陳立夫的眼球。為了幫這位新秀立功，中共特科挑揀一批并無保密價值的名單遞給他；幾次“情報”到手，他得到蔣介石親筆手諭，封為駐滬特派員，還配了汽車與槍證。陳賡在秘密會面時只說一句：“此事可行。”楊立刻回應：“愿全力以赴。”短短半年，他已能自由出入租界巡捕房。
上海的夜色下，抓捕與營救每天都在賽跑。1929年春，羅亦農被英捕房扣留。楊借“接管犯人”名義帶人闖進所里，硬把羅接出，惜因叛徒再次告密，羅數日后仍罹難。次年夏天，又輪到任弼時落網。楊遞上厚厚紅包，對值班警官輕描淡寫地說：“自己人，誤會。”任弼時由此脫身。不得不說，在那座十里洋場，一張國民黨委任狀比手槍更好用。
危險并未遠去。1931年4月，顧順章倒戈，調查科名單外泄，楊在南京被捕。因舊交張道藩出面，他得以取保，但與特科的聯絡自此中斷。抗戰爆發后，他被汪偽當局拉去主持感化院。表現如何，史料語焉不詳，只知那段灰色歲月讓他聲名盡失，也埋下后來的麻煩。
1949年南京解放，楊并未主動報到。1951年鎮反開始，他又被捕，被指控為“特務頭子”，一審即判死刑。面對法庭，他申述舊功，請求為昔日營救寫信作證。公函飛到朝鮮戰場，幾經輾轉落到志愿軍副司令員陳賡手中。陳復電：“鮑君甫確于1927年至1931年為黨工作，其間貢獻甚大；后期情況欠佳，宜予管制。”這封40余字的電文救了他一命。1952年1月25日，楊獲釋，改判三年管制。
出獄后的日子并不好過。一間漏雨的小屋、每日兩餐稀粥，他靠典當舊書維生。1954年冬，他鼓起勇氣寫信給李克農：“身體日差，無力糊口。”信件輾轉送到羅瑞卿案頭，批示給了地方民政部門，不久每月三十元補助到賬，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1956年3月9日，楊收到了久違的熟悉筆跡——陳賡來信邀他進京，“旅費已由南京軍區安排，抵京日即有人接站”。他揣著車票北上，16日傍晚抵達西直門，陳賡親自迎候。晚飯桌上，老戰友舉杯寒暄，氣氛非常克制。楊卻忽然哽咽：“首長們真的記得我。”陳賡遞過手帕，沒有多言，只讓秘書把事先備好的呢大衣和兩百元生活費輕輕放在他身旁。
北京停留三天，組織安排體檢、參觀，叮囑他安心養病。臨別時，李克農拍著他的肩膀：“過去的事已寫進檔案，你安心回去生活。”火車啟動，楊靠著車窗沉默良久。此后數年，他在南京圖書館旁的小院里過起半隱居的日子，偶爾有人來做口述訪談，他一再強調：“寫我可以，但別拔高，也別抹黑，我只做過自己該做的事。”直到1967年病逝，他的墓碑上仍刻著本名“鮑君甫”，留下一個時代的隱秘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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