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60年加繆死于車禍時，他隨身攜帶的包里有一份未完成的手稿。六十多年過去，這位諾獎作家的公眾形象卻像被凍在了1940年代——要么是"荒誕哲學(xué)"的標簽，要么是存在主義的注腳。新譯者瑞恩·布魯姆的712頁《加繆筆記全集》試圖打破這個僵局。
布魯姆不是新手。他譯過加繆的南美日記、戲劇集，以及筆記第三卷。這次他把1935到1959年的全部筆記重新梳理，連1933年最早的讀書札記也沒落下。但真正引爆學(xué)界的是1988年才出土的《奧蘭筆記》——1938至1942年間，加繆在阿爾及利亞寫《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話》時的私密記錄。
這批筆記的風(fēng)格讓熟悉加繆的人意外。他向來以克制著稱，這里卻寫得直接、私人，幾乎不像同一個人。研究者能從中看到兩部成名作的真正來路，而非后來貼上去的理論標簽。
翻譯私人日記有個陷阱：它們不是成品，是后臺、是倉庫、是排練場。布魯姆的解法是把筆記放回與公開作品的對話關(guān)系里。1942年出版的《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話》因此顯得陌生了——不是更熟悉，而是更復(fù)雜。
加繆的誤讀史本身就是個案例。死后出版的《快樂的死》《第一人》沒能扭轉(zhuǎn)形象，反而被既有框架吸收。這次全集能否成功，取決于讀者是否愿意放棄那個方便的剪影——那個由崇拜者、漠不關(guān)心者和反對者共同投射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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