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楊國榮談從“照著講”到“接著講”的學術進路。視頻采訪：澎湃新聞記者 王俊期(04:57)

【編者按】

值“5?17”重要講話發表十周年之際，上海社聯聯合澎湃新聞推出“潮頭·先聲”25位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學者訪談專題。專題以“研究真問題、真研究問題”為導向，聚焦知識創新、理論創新和方法創新，探索立足中國發展實踐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路徑。學者在服務國家戰略，研究國家重大現實課題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當前，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方興未艾，卻也面臨諸多現實問題：何為真正的學術原創？如何跳出“照搬西方”與“以中釋中”的二元誤區？在新質生產力勃興、人工智能重塑知識生產的當下，哲學該如何走出書齋，回應現實之問？

原創理論不是閉門造車的孤芳自賞，它既需要深植民族思想的歷史根脈，也離不開鮮活社會實踐的滋養。為探索有中國立場的原創學術理論如何產生，3月16日，澎湃新聞記者對話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楊國榮。楊國榮教授長期深耕中國哲學史與中西哲學比較，持續思考形而上學、倫理學及實踐哲學等領域的理論建構。2011年，他提出“具體形上學”，目前圍繞該理論已經出版了《道論》《倫理與存在——道德哲學研究》《成己與成物——意義世界的生成》《人類行動與實踐智慧》《人與世界：以事觀之》《以人觀之：走向人性化的存在》等一系列原創性著作。2023年，他提出的“以事觀之”成為學界熱詞，為中國哲學的當代發展開辟了重要路徑。2025年該理論入選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十大原創學術理論。

“哲學不是空中樓閣，而是扎根于‘事’的土壤；所有深刻的理論，都源于對現實‘事’的觀察、反思與提煉。”楊國榮提到，要讓哲學理論與現實實踐同頻共振，共同回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等時代議題；而在“自主”與“開放”的平衡中，需摒棄“以中釋中”的狹隘，積極吸納西方哲學的優長，彌補自身理論短板。他所主張的“史與思統一”“學無中西”的治學路徑，正是要讓理論思考扎根歷史積累，讓歷史研究具備理論深度，在多元互鑒中打造經得起檢驗的學術成果。

楊國榮也希望，更多青年學者能夠腳踏實地追求智慧，以開闊的視野、歷史的觀照和對現實問題的敏銳關切，投身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他認為，從學術史的大視野看，隨著國家的整體發展，真正的原創成果，必將是既有中國底色，又具世界視野，能與全球學術對話、為人類思想賦能的厚重突破。

從“照著講”到“接著講”，以“史思統一”為治學進路

澎湃新聞：您的學術生涯貢獻了諸多原創性研究成果，請問這些原創理論的產生契機是什么？您從最初的思想萌芽到形成系統理論，經歷了怎樣的探索過程？

楊國榮：我的學術生涯一直以“史思統一”作為基本進路。最開始我專注于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走的是“史”的路子，到本世紀初，才正式轉向系統的哲學理論思考。

之所以會從哲學史研究轉向理論建構，核心原因很簡單：僅僅停留在哲學史的梳理層面，不足以對現實與思想領域的各類現象做出深刻分析。哲學研究既要回溯歷史脈絡，更要直面時代問題、做出理論回應，這也是“史思統一”的核心要義——讓理論思考扎根歷史材料，讓歷史研究具備理論深度。

基于這樣的思考，我開始系統推進理論建構工作，到目前為止，圍繞“具體形上學”已經出版了六部著作。整個理論體系的形成并非刻意“造體系”，而是在史思互鑒、持續思考中自然成型的，是一步步從思想萌芽走向系統完善的過程。

澎湃新聞：您將治學路徑概括為“史與思統一”，從198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轉向21世紀“具體形上學”建構，完成了從“照著講”到“接著講”的轉向。這種轉變源于怎樣的學術自覺？是什么契機推動您開啟原創理論構建？

楊國榮：從歷史研究到理論建構的轉換，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并非刻意為之。在我看來，“史”和“思”從來不是割裂的：研究哲學史的過程中，我從未脫離理論思考；做理論建構時，也始終帶著歷史的觀照。

這種學術自覺，根源在于我的學術傳統傳承。從金岳霖先生到馮契先生，都秉持著“哲學史研究與哲學理論建構相統一”的治學思路——馮契先生先是做哲學理論研究，再深耕哲學史，最后又回歸哲學史的理論反思，我基本沿襲了這一治學路徑。

我從來沒有抱著“要創造一個理論體系”的功利心態去做研究，原創理論的萌發，是學術傳統浸潤、史思融合思考、現實問題倒逼等共同作用的結果，是水到渠成的學術探索，而非刻意設計的目標。

澎湃新聞：您年輕時有多樣職業實踐經歷，也提出“哲學不是空中樓閣，而是扎根于‘事’的土壤”，您的“以事觀之”還成為2023年學術熱詞。這些現實實踐對您的原創理論建構有哪些具體影響？實踐是否是原創學術理論產生的必要路徑？

楊國榮：實踐對我的理論思考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我的理論從來不是空洞的書齋空談。我年輕時經歷過各類基層實踐，這些看似與哲學無關的生活歷練，恰恰成為我理論思考的重要根基。

在我看來，現代人的理論思考，必須依托實踐的土壤。哲學研究絕不能走“從理論到理論”的封閉路徑，必須扎根于生活實踐、社會實踐。我之所以提出“哲學扎根于‘事’的土壤”，正是因為親身經歷讓我明白：所有深刻的理論，都源于對現實“事”的觀察、反思與提煉。

可以說，實踐不是原創理論的“可選選項”，而是不可或缺的根基。脫離實踐的理論，注定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更談不上真正的原創。

澎湃新聞：您始終堅持“史思互鑒”，既回溯中國哲學歷史脈絡，又深耕自身理論思考，這種路徑對“具體形上學”“以事觀之”等原創觀點有怎樣的支撐？原創理論中，“史”的積累與“思”的突破如何實現統一？

楊國榮：“史思互鑒”或者說“史與思的統一”，是我提出“具體形上學”“以事觀之”等原創理論最核心的治學根基，為整個理論建構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撐。

一方面，“史”的積累是理論建構的基礎。中國哲學數千年的發展歷史，蘊含著取之不竭的智慧資源，從先秦的孔孟老莊，到宋明的王陽明等思想家，他們的思想成果，都是我理論思考的重要源頭。如果沒有對中國哲學史脈絡的深耕與把握，理論建構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失去自身的學術根基。

另一方面，“思”的突破是讓傳統資源煥發新生的關鍵。如果只有“史”的梳理，沒有理論層面的深層思考，就只能停留在“照著講”的層面，無法實現“接著講”的理論創新。無論是“具體形上學”還是“以事觀之”，都是在對中國哲學史的深層把握之上，通過現代哲學的理論視野與問題意識，對傳統哲學智慧進行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而“史”的積累與“思”的突破的有機統一，核心就在于不能將二者割裂開來。在研究哲學史的過程中，始終保持理論的視野與反思的自覺，不做純粹的史料梳理；在展開理論思考的過程中，始終保持歷史的觀照，不做脫離思想史脈絡的空洞思辨。二者不是先后割裂的兩個階段，而是相互交融、彼此成就的過程，這也是中國哲學史上一以貫之的治學傳統，更是實現原創性理論突破的核心路徑。

摒棄“以中釋中”，融匯中西哲學思想豐富資源

澎湃新聞：您主張“學無中西”，提出將中國哲學納入世界哲學視野，在中西互鑒中推進創新。原創理論構建中，該如何把握“自主”與“開放”的平衡，既不照搬西方，也不局限于單一傳統？

楊國榮：“學無中西”的理念，我是從馮契先生那里繼承的。馮契先生以會通中西、融貫古今的方法建構“智慧說”體系。王國維曾言“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這句話的核心，是世界哲學的視野，也與馬克思“世界歷史”的觀點相契合——近代以來，人類社會進入世界歷史進程，哲學發展也走向中西互動、全球融合。

在近代之前，中西哲學各自獨立發展，各有長短：西方哲學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始，就高度重視形式邏輯，分析方法嚴謹，但存在形式主義傾向，容易出現體用分離、形而上與形而下割裂的問題；中國哲學自古強調“體用一源”，注重形上與形下的貫通，這是核心優勢，但在形式邏輯等方面存在短板。

把握自主與開放的平衡，關鍵是取長補短、為我所用：一方面，要把握學術主體性、堅守中國哲學的自主根脈，不盲目崇拜西方，摒棄其形式主義、體用分離的缺陷；另一方面，要保持開放的視野，不局限于單一的中國哲學傳統，積極吸納西方哲學的優秀經驗，彌補自身的理論短板，在多元互鑒中打造更經得起檢驗的學術成果。

澎湃新聞：您批判“以中釋中”的狹隘視野，那么如何通過中西互動實現超越地域性的理論創造？

楊國榮：我始終不認同“以中釋中”的觀念，這種思潮在當下尤其在青年學者中有一定市場，本質是隨著中國哲學地位提升、國家綜合實力增強產生的盲目樂觀。

但是不管我們如何長進，西方哲學還是我們重要的參考資料。哲學的發展需要多種資源，既需要西方哲學的資源，也需要中國哲學的資源。僅把關注點放在中國哲學的單一傳統，就會忽視更為豐富的智慧資源。現代西方哲學就面臨這樣的問題，它忽視東方哲學的源頭，所以現在面臨枯竭的困境。如果我們走“以中釋中”的路，就是變相地重蹈覆轍。哲學發展只有打破地域壁壘，融合中西智慧，才能創造出超越地域性、屬于全人類的哲學理論，這才是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真正目標。

澎湃新聞：您強調理解古人需要“開闊的視野”和“理論積累”，否則無法讀出經典的深層哲學意義。在對莊子、王陽明等歷史人物的研究中，您是如何通過現代哲學的問題意識，激活傳統資源并使其成為原創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的？

楊國榮：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研究，除了對文本本身的深入梳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層的理論思考和開闊的理論視野。

從中國哲學的詮釋史來看，從先秦到現代，對中國哲學經典的詮釋歷經了一代又一代的更迭，每一代的詮釋都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比如佛教傳入中國之后，中國人開始用佛教的理論視野去詮釋中國哲學，為傳統哲學的發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到了今天，我們更需要用一種融合了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開闊理論視野，以高度的理論自覺反觀中國傳統哲學，才能真正挖掘出經典中蘊含的、跨越時空的哲學智慧。

在我對中國古代思想家的研究中，始終堅持的就是這樣的路徑。在研究過程中，我從來不是只做簡單的文本校注與思想梳理，而是帶著現代哲學的問題意識，去挖掘他們思想中能夠回應現代問題的哲學智慧。比如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其核心是對人的良知的喚醒，對道德麻木現象的批判與否定，也能幫助當下社會走出所面臨的某些道德困境。

同樣，莊子的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辯證智慧與對人的存在方式的深層思考，這些思想都能與現代哲學中的存在論問題形成深度的對話。通過現代哲學的問題意識，我們就能打破傳統與現代的時空隔閡，讓傳統哲學資源成為我們原創性理論建構的有機組成部分，實現傳統智慧的創造性轉化。

澎湃新聞：結合當前新質生產力發展、人工智能普及等時代背景，您認為這些新的時代議題，會為原創學術理論的產生提供哪些新的研究視角和空間？學者應如何回應時代需求，推動原創理論與現實實踐同頻共振？

楊國榮：要讓原創理論與現實實踐同頻共振，核心就在于要始終把握好哲學研究的“源”與“流”。所謂“流”，就是思想史的脈絡，對思想史的梳理與研究，是哲學研究不可或缺的根基；而所謂“源”，就是現實問題，這是哲學理論發展最根本的源頭活水。

中國哲學從誕生之初，就有著直面現實問題的傳統：先秦的禮法之爭，本質上是對當時社會變革的現實回應；明清之際黃宗羲口中“天崩地解”的時代，社會的劇烈變動催生了全新的哲學思考；近代以來的中西古今之爭，更是圍繞著“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核心現實問題展開。到了今天，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質生產力發展、人工智能普及，都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的重大現實議題。

如果學者對現實問題麻木不仁，那么他的研究就必然會失去源頭活水，最終淪為空洞的思辨。只有走出書齋，直面時代提出的現實問題，讓理論思考扎根于現實實踐的土壤，才能真正實現理論與實踐的同頻共振，催生真正有生命力的原創性學術理論。

拒絕“偽創新”，腳踏實地追求智慧

澎湃新聞：您一直反對標語口號式的“偽創新”，結合您的原創理論經歷，學術界該如何區分“偽創新”與“真原創”？一套理論要具備哪些品質，才能被世界學術共同體認可為“自主”成果？

楊國榮：區分“偽創新”與“真原創”的關鍵在于，偽創新是浮于表面的標新立異，只有概念炒作、口號吶喊，沒有歷史積累、現實根基與深度思考；真原創是扎根哲學史積累、直面現實真問題、經過長期獨立思考形成的厚重突破，是能回應時代、解釋現實、傳承思想的理論成果。

至于被世界學術共同體認可的“自主”成果，核心有兩點：一是扎根中國文化根脈，具備中國哲學的獨特特質與思想底蘊，不是照搬西方理論的“山寨版”；二是具備人類文明普遍性，超越地域局限，能為世界哲學貢獻中國智慧，吸納人類文明共同財富，而非封閉在單一傳統里。真正的自主知識體系，是既有中國底色，又有世界視野，能與全球學術對話、為人類思想賦能的成果。

澎湃新聞：青年學者是理論創新的中堅力量，您認為青年學者追求原創理論容易陷入哪些誤區？有哪些具體建議？

楊國榮：青年學者是學術發展的未來，在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進程中肩負著重要的使命。青年學者一是要真正靜下心來，展開獨立的、深入的理論思考。原創性理論不是喊出來的，而是一步一個腳印做出來的，要腳踏實地地做好學術積累，直面真實的哲學問題，不要追求表面的、形式化的創新。

二是要堅持開闊的學術視野，不忽視現有理論，打破“中西之分”的壁壘，既要深耕中國哲學的自身傳統，也要積極吸納包括西方哲學在內的人類文明共同財富，夯實自身的學術根基。

三是要始終保持對現實問題的敏銳關切，讓自己的學術研究扎根于現實的土壤。要始終記得，現實問題是理論創新最根本的源頭，只有直面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回應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才能讓自己的研究有生命力，才能催生真正有價值的原創性理論。

希望青年學者能夠腳踏實地，深耕自己的學術領域，始終把追求智慧作為學術研究的核心目標。追求智慧不是一句空話，而是要深入思考、探索真理，擔負起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時代使命，用真正的原創成果，為中國學術、為人類文明貢獻力量。

澎湃新聞：構建原創性學術理論，除了學者自身努力，還需要社會、政府、媒體等哪些層面的協同推動？

楊國榮：原創學術的生長，需要良好的學術生態，需要多方協同發力。從社會層面看，要營造尊重真原創、摒棄偽創新的氛圍，對真正有價值的原創成果給予鼓勵與肯定，不要只喊口號、漠視已有成果，批評也是一種關注，要讓學界形成踏實研究的風氣。

從政府層面看，政府支持是必要的，但支持方式需要優化。現在各類基金、項目的支持存在形式化、整齊劃一的問題，未來要變革支持方式，切實、精準地支持真正的學術研究，摒棄形式主義的評價標準。

從媒體層面看，媒體要承擔起甄別真偽創新的責任，不盲目追捧標新立異的表面成果，聯合專家學者挖掘、宣傳真正有價值的自主學術成果，讓大眾了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原創成就，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