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793年隆冬，漢城城門外積雪盈尺，一位戴木質腰牌的年輕人正排隊等候入闈。身旁的考官俯身低語：“姓氏？”“樸。”短短一字，卻足夠決定他的命運。因為木牌已說明，他不是兩班，注定難以翻越那道階層的高墻。
就是在這樣的門檻里，朝鮮的科舉走過了將近一千年。最早的開端可以追溯到958年，高麗王光宗請來中國高僧奭良主持考試，自此“制科取士”寫進律令。三五年一次，文武分途，榜下觥籌，表面與中原無異，骨子里卻另有乾坤。
翻開朝鮮實錄，能看到明代萬歷朝貢使的感慨：“彼邦舉業形似我朝，實則不及。”話不客氣，卻道出了實情。中國科舉面向“有教無類”，朝鮮卻偏愛門第，一張腰牌勝過十年寒窗。
“兩班”一詞最初僅指在朝文武官，自15世紀中葉起卻逐漸固化為世襲貴族。16世紀后，凡兩班子孫，自動獲得免役、減稅乃至考試優先權。于是大院君的遠支子弟與地方小吏的嫡長子，都可揮毫上場；而商販、屠戶、唱伎，卻連報名資格都沒有。
為了把身份鎖死，政府要求16歲以上男子隨身佩戴“號牌”。象牙是二品以上，牛角是中層，平民多半木片。守門兵只需一瞥，便知誰能踏進貢院。社會宛若靜止的階梯，下層拼命攀爬，卻常止步于門檻外。
具體流程也沿襲華夏傳統，卻更顯“層層設柵”。首先是生員試、進士試，相當于童試，三年一次，全國只錄200人。名額極少，卻已能獲基層官職；與明清生員無官可授形成鮮明對比。
接下來是鄉試。中國每屆千人左右，滿榜稱舉人；朝鮮240名左右，還不給頭銜，只算“同進”。名額按八道平均分配，首都漢城往往拿到近半，其余邊地學子只能望榜興嘆。
再往前是會試。此關幾乎不刷人，重在檢驗策問與經義。成績合格者直送漢城景福宮保和殿，參與國王親擢的殿試。
殿試錄取33名，稱“文科及第”。表面風光，卻并非終身制。當國王登基、世子出生乃至祭朝大典時，還要舉行“別試”。若屢試不過，會被剝奪功名，“昔日進士，轉眼白丁”并非危言。
這一點最令來訪的清朝使團側目。大清進士一經點名，即歸翰林或兵部，終身冠以“進士及第”。朝鮮文官卻年年擔心補考，含金量自然低得多。
名額上的差距也很驚人。清嘉慶十九年全國進士共256人，而同期朝鮮的文科及第不足清朝的七分之一。再考慮資格門檻，實際競爭并不激烈，一些兩班子弟甚至靠家族勢力“保送”進殿。
更尷尬的是，在外交場合，朝鮮進士排座次時需讓位給清朝的貢士，只有王世子護送隊伍里才可稍立前排。有意思的是，朝鮮士子回國后仍被族人頂禮膜拜，可對外他們明白，這份榮光金屬含量略低。
1894年，甲午風雷震動東亞，朝鮮在改革派壓力下宣布廢止科舉。自光宗開科至此，936年的歷史劃上句點。考試一停，階層并未松動，楊州、全羅等地的豪族依舊握著財政與武裝。
1910年韓日合并后，舊制度驟然瓦解，兩班登記冊被日方視作封建殘余而焚毀，曾經能決定命運的一塊象牙牌，從此成了隨處可見的古董。
回望那條千年考場路，不難發現：制度外殼可以模仿，但當出身凌駕于才學之時，功名也就難逃輕飄的結局。朝鮮的進士，聽起來尊貴，實則只是兩班家譜上的一道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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