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陳閩之 資深危機處理專家，南京大學商學院EMBA行業導師，南京大學商學院AACSB國際認證顧問委員會委員，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兼職研究員，南京大學校友總會監事

2026年4月至5月，一場由退學博士耿同學掀起的學術打假風暴，以“一周一所高校”的節奏，將中國學術圈最頂尖的那批人逐一拉下馬。從同濟大學到南開大學，從中山大學到上海大學，被舉報的對象無一例外是國家杰青、長江學者、院長級人物，論文多發表于Nature及其子刊。這不是孤立的個案，而是一次對高校學術治理體系的集中壓力測試。公眾驚訝地發現：那只曾經被視為“黑天鵝”的偶然事件，正以不可阻擋之勢，演變成一頭橫沖直撞的“灰犀牛”。

一、風暴軌跡：從“同濟樣本”到“系列連續劇”

耿同學，本碩畢業于吉林大學，博士就讀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博五退學后全職做科普博主。他在三聯生活周刊的采訪中坦言，自己打假并非刻意瞄準大佬，而是因為只有高水平期刊才強制要求上傳原始數據，只有這些論文才值得被當作榜樣論文學習，被發現問題“只是遲早的事”。

4月8日，第一條打假視頻上線，直指同濟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王平團隊在Nature發表的論文存在疑似數據造假。視頻迅速出圈，成為學術圈內外的熱議話題。4月16日，同濟大學回應“成立調查組，啟動調查程序”。5月6日，同濟大學發布最終通報：確認第一作者金佳麗存在學術不端，通訊作者王平“失察失管”。處理結果：免去王平院長職務、降低專業技術崗位等級兩級、取消崗位聘用等資格24個月；第一作者解除聘用關系。

“同濟樣本”就此誕生。它向外界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號：這一次，高校不打算護短。然而，風暴并未停歇。耿同學的舉報鏈條持續延伸：

4月25日，舉報南開大學生科院院長陳佺（院士候選人）；

5月6日，舉報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康鐵邦；

5月8日，舉報中山大學生科院副院長鄺棟明；

5月12日，舉報上海大學轉化醫學研究院院長蘇佳燦，稱其Nature Nanotechnology論文存在“等差數列式”數據造假；

5月17日，再次加碼：“杰青造假的素材我手里還有，而且不止一個”，涉及同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湖南大學、中山大學四所高校、五個杰青。

輿論從最初的震驚，逐漸演變為持續的追更式關注。各高校紛紛以“成立調查組”統一口徑回應，但只有上海大學在事發當天即發布通報，其余高校則陷入“通報有，結論無”的等待期。

二、今年與往年：三大根本性變化

學術不端事件年年有，但2026年的這一輪，正在改寫游戲規則。

變化一：舉報者從“圈內人”變成“跨界監督者”。

過去，學術打假多由同行學者或內部人士發起，往往礙于情面或擔心報復而不了了之。耿同學沒有體制內的身份，不需要看任何“大佬”的臉色，他以一個退學博士的身份，用專業知識逐條拆解論文數據，將“肉眼可見的編造痕跡”公之于眾。正如前清華大學教授沈陽所言：“互聯網時代，每一個受過良好專業訓練的人，都可能成為學術監督的獨立力量。”

變化二：輿情節奏從“慢燒”變為“速燃”。

2021年曹雪濤院士事件，從質疑到最終結論耗時超過半年，輿論從憤慨走向麻木。而今年，同濟大學從舉報到處理結果公布，全程不到一個月；各高校在接到舉報后，均在24-48小時內發布“成立調查組”的聲明。輿情周期被極度壓縮，高校的應對窗口期也在縮短。

變化三：公眾心態從“看熱鬧”變為“要結果、比尺度”。

同濟大學的處理結果，為公眾設立了一個明確的參照系。當其他高校的調查結論陸續公布時，輿論必然會進行橫向比較：處理速度是否一致？處罰力度是否相當？責任劃分是否清晰？任何偏離“同濟樣本”的做法，都可能被解讀為“護短”或“看人下菜碟”。

三、高校被架上“天平”：橫向比較的三重壓力

后續被點名的高校，已經置身于一個公開的考場。每一份通報、每一個決定，都將接受輿論的檢視和比較。這種橫向比較的壓力，至少來自三個維度：

第一重壓力：自下而上的“標尺壓力”——同濟樣本成為不可回避的參照系。

同濟大學的處理結果已經公之于眾：免去院長職務、降低崗位等級、取消科研項目申報資格24個月、第一作者解除聘用關系。對于后續高校而言，公眾的邏輯簡單而直接：“同濟可以做到，你為什么不能？”任何偏離這一尺度的處理，都可能被立刻指責為“高舉輕放”或“有意護短”。高校的裁量空間被極大壓縮，必須在“同案同判”的期待下證明自己的處理不是雙重標準。

第二重壓力：左右夾擊的“群演壓力”——多校同時被舉報，誰也不愿當“最差考生”。

事件在短時間內接連發生在多所頂級名校，這本身就形成了一個“高校群”。在學術打假的聚光燈下，各校都不敢輕易退場，更不能在同一個舞臺上顯得比其他學校動作更慢、處罰更輕。這種彼此觀望的狀態，使得任何一方的拖延或輕判，都會立刻被放大為“系統性的不誠信”。南開大學、中山大學、上海大學，每一所都在被追問：“你的調查進度條到哪了？”當公眾拿著同濟的答卷去比對其他學校時，“誰更護短”就會成為下一輪熱搜的燃料。

第三重壓力：自上而下的“政治壓力”——上級部門的問責利劍高懸。

教育部已明確要求高校必須以“刀刃向內”的態度處理學術不端，杜絕“護短”行為，并且實行“終身追責”。任何一所高校在輿論的聚光燈下出現調查不力或處置不當的情形，都可能面臨來自上級部門的嚴肅問責。這種壓力不僅來自輿論，更來自行政體系內部的考核與評價。高校管理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學術誠信問題上，態度曖昧本身就是一種失職。

四、觸及“大人物”：院士難處理的深層原因

當學術不端的矛頭指向院士或院士候選人時，情況會變得更加復雜。這并非高校“想護短”，而是存在多重難以逾越的結構性障礙。

深層原因一是學術聲譽與社會關系的雙重加持。院士是學界塔尖，也是學校的門面。他們不僅擁有巨大的學術影響力，更在全國范圍內編織了廣泛的學術網絡、門生故舊。一旦確認造假，對校方乃至整個學科的打擊都是毀滅性的。因此，高校在處理時會天然地更加審慎，甚至產生“投鼠忌器”的猶豫。

深層原因二是既往處理的“寬松”范例形成了負面預期。2021年對曹雪濤院士等知名學者的調查，最終結論雖認定“未發現有造假、剽竊和抄襲”，但指出其存在“圖片誤用”和“實驗室管理不嚴謹”等問題。這種處理方式讓外界對處理“大人物”抱有“高舉輕放”的預期——只要不是直接造假，就能以“失察”或“管理不善”的名義輕輕帶過。當耿同學的舉報直指“等差數列式”編造數據時，公眾會質問：如果連這種肉眼可見的造假都能被容忍，那過去那些“圖片誤用”的結論又算什么？

深層原因三是復雜的外部聯動與學術倫理審查機制。針對“大人物”的學術不端調查，往往不是高校能夠獨立完成的。涉事學者的利益相關方可能包括上級主管部門、學會組織、期刊編輯部乃至更高層級的聯合調查機制。調查過程涉及多個部門的協調，任何一方的猶豫都可能導致調查陷入僵局。此外，院士層級的人物往往手握重大科研項目，調查結論還可能牽涉到科研經費的審計與追責，這使得問題更加錯綜復雜。

然而，值得強調的是，2026年的這場風暴已經形成了新的范式。教育部明確要求“雙一流”建設高校實行“終身追責”，國家衛健委啟動為期3年的醫學科研誠信專項治理。同濟大學對院長王平的處理證明，即便是“大人物”，在確鑿證據面前也無法全身而退。高校管理者必須清醒認識到：在輿論和政策的雙重夾擊下，過去那種“看人下菜碟”的彈性處理空間，正在被急劇壓縮。

五、預測：被點名高校的處理大概率參照“同濟模式”，但“解聘”可能性較低

基于輿情走向、先例以及高校內部的決策邏輯，我們可以對尚未公布處理結果的幾所高校——南開大學、中山大學、上海大學——作出如下預測：

1. 處理框架：高度參照“同濟樣本”

各校最終通報極可能沿用同濟的“三段式”結構：查明第一作者承擔直接責任（造假實施者），通訊作者承擔“失察失管”責任；對第一作者予以解除聘用關系（若為在校學生則開除學籍）；對通訊作者免去行政職務、降低專業技術崗位等級、取消一定期限內崗位聘用及項目申報資格。

2. 具體處罰力度：與同濟基本持平或略輕

南開大學（陳佺，院士候選人）：由于陳佺身份特殊，且有院士評選的壓力，調查會更審慎。但一旦查實，大概率參照王平模式：免去院長職務，保留教授資格，降低崗位等級，取消2年左右的項目申報資格。第一作者（可能是其博士生或博士后）解除聘用關系。

中山大學（康鐵邦、鄺棟明）：兩位均為副院長級別，處理力度很可能接近王平：免去行政職務，降低崗位等級，暫停招生或項目申報。不排除其中一人因情節更嚴重而被進一步加重處罰。

上海大學（蘇佳燦）：當天即成立調查組，顯示校方對輿情高度敏感。預計處理結果也會較快出爐。若數據造假查實，同樣是免去院長職務，降低崗位等級。

3. 會不會出現“解聘”（開除出校）？可能性極低。

學術不端處理中，“解聘”通常針對直接造假且情節極其惡劣的第一作者，而非通訊作者。王平作為院長、杰青，仍保留了教授身份。這符合高校人事管理的慣例——事業編制人員若無嚴重違法犯罪，一般不會直接開除。后續高校大概率會延續這一邏輯：院長可以不當，杰青稱號可以收回，但“教授”身份仍會保留，以規避法律風險。不過，若耿同學后續爆出的“四個高校五個杰青”中有重復造假、屢教不改者，不排除出現更嚴厲的個例。

4.輿情預期與校方處理之間的落差：可能有“二次爭議”

公眾通過同濟樣本形成的預期是“嚴懲不貸，以儆效尤”。但高校的實際處理往往需要考慮法律合規、程序正義、人事制度等現實約束，不可能完全滿足輿論的“情緒化訴求”。因此，當其他高校的通報發布時，大概率會出現兩極化反應：一部分人肯定校方“敢于處理”，另一部分人則批評“還是太輕”“隔靴搔癢”。尤其是涉及院士候選人時，公眾對“輕拿輕放”的容忍度會更低。高校需要做好心理準備：無論怎么處理，都可能面臨一定程度的輿論反彈。關鍵在于，通過充分的調查細節披露、責任劃分說明，讓公眾理解“為何這樣處理”而非“處理了什么”。

六、高校的決策困境：五重考量的艱難權衡

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外部壓力，高校內部的決策機制變得極其復雜，至少需要平衡以下五重考量：

第一重：調查的權威性與程序的嚴謹性。最終的定性必須有確鑿的證據支撐，嚴格遵守學術委員會的調查、審議、聽證等程序，確保處分決定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任何程序瑕疵，都可能成為當事人申訴或訴訟的突破口。

第二重：同行間的橫向參照壓力。如前所述，“同濟樣本”已經存在。后續高校的處理力度如果明顯低于同濟，輿論會立刻質疑。這種比較，迫使高校在裁量時不得不考慮“一致性”和“公平性”。

第三重：涉事學者的身份層級與學術影響力。當被舉報人是院士候選人、長江學者、國家杰青時，校方的審慎程度會呈指數級上升。這些學者不僅在校內擁有龐大的學術網絡，在全國乃至國際學術界都有深遠影響。處理不當，可能引發學科動蕩或人才流失。

第四重：來自上級主管部門的政治壓力。教育部已多次強調“零容忍”，任何在輿情風口上處置不力、拖延塞責的高校，都可能面臨問責。這種壓力倒逼高校必須以最快速度、最透明的方式回應。

第五重：長期聲譽與短期陣痛的抉擇。效仿同濟模式，意味著經歷嚴厲處罰帶來的短期陣痛，但可以借此一勞永逸地奠定“治校嚴謹”的口碑。試圖以“程序正義”為名拖延或輕放，則可能陷入更深的輿論泥潭，最終損失更大。

七、那些以為“和過去一樣”的高校，該醒醒了

過去幾年，學術不端事件的處理往往遵循一個隱秘的“潛規則”：能拖就拖，能輕就輕，能內部消化絕不公開。但2026年的這一輪打假，已經徹底顛覆了這套邏輯。

提醒一：別賭耿同學們手里沒有你的名字。“手滑”“疏忽”“誤操作”，這些借口在“肉眼可見的等差數列”面前毫無意義。耿同學明確表示，他的素材來自網友投稿，且自己會逐篇驗證。這意味著，任何一篇數據存在明顯編造痕跡的論文，都可能成為下一個靶子。

提醒二：別拿“正在調查”當擋箭牌。 上海大學當天回應的效率，已經樹立了新的速度標準。網友心里自動開始了倒計時：成立調查組那天，就是“公示期”開啟。拖得越久，公眾對“學校在等什么”的質疑就越強烈。一旦超過合理周期，結論的權威性將大打折扣。

提醒三：別用“處理個案”替代“制度反思”。 解聘一個第一作者、免去一個院長職務，只能平息一次輿情。要真正取信于民，必須同步公布制度優化方案——學術數據的審核機制、科研人員的考核體系、舉報響應的標準流程。只處理人不動制度，就像家中有人縱火，你只罵了放火者，卻從不更換那堆脆弱的線路。

八、未來走向：灰犀牛還會沖撞多久？

耿同學已經預告，他手里還有涉及四所高校、五個杰青的素材，且“請各位杰青自查”。這種公開喊話式的倒計時，把高校的調查節奏由被動變為相對主動。更深遠的影響在于：學術打假可能從“個人行為”演變為“社會化協作”。一旦形成規模效應，高校面臨的將不是一個耿同學，而是千千萬萬個“耿同學”。

與此同時，國際學術界的造假數據正在呈爆發式增長。一項對約250萬篇論文的分析發現，引用虛假參考文獻的比率在兩年內增長了12倍——從2023年的每萬篇論文約4篇，激增至2026年初的近57篇。國內層面，教育部明確要求實行學術不端“終身追責”，國家衛健委啟動了為期3年的醫學科研誠信專項治理。內外夾擊之下，學術不端的暴露概率正在指數級上升。

對于高校管理者而言，2026年的這場風暴是一個分水嶺。它標志著：學術誠信不再是掛在墻上的口號，而是隨時可能引爆的灰犀牛。面對這頭灰犀牛，唯一的出路不是掩耳盜鈴，而是主動迎擊——建立主動自查機制，推行透明化處理，完善“吹哨人”制度，將每一次危機轉化為制度改革的契機。

“黑天鵝”已悄然變成“灰犀牛”。當它沖過來時，裝睡的人，只會被撞得更痛。

編輯、審核：胡大可

版權聲明：本文經公眾號“不懼危機的陳老師"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