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樸云

編輯/郝鳴

“田保姆”劉輝

作為土生土長的黑龍江哈爾濱市巴彥縣人，十多年前，劉輝就發現屯里的年輕人大部分都進城務工了，留下的老人大多不會用新農藝和大農機，守著土地卻干不動了。

當種地這件事隨著屯里的人一起開始變得“老齡化”，很多老人不得不選擇把土地流轉出去，但到手的收入也并不高，種地的心氣兒也越來越低。

“你干不動，我來幫你種。我收托管費，包括農機、耕種、防收這些我全給你干了，同時能給你一個保底收入，產量高了還有分紅。”發現了這個痛點后，2014年，劉輝在當地成立了種植專業合作社，當起了“田保姆”，嘗試一套以“土地全程托管”為核心的現代農業服務模式，覆蓋選種、播種、田間管理、收割到銷售的全鏈條。

12年過去，借助新的模式和智能農機，對于種地的理解在劉輝身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曾經跟著幾口家人一起種自己那20多畝地，到現在帶著團隊里的47個新農人在當地種出16萬畝托管土地。2025年，合作社托管土地的大豆平均產量為556斤/畝，而同年全國大豆單產為271.8斤/畝。

劉輝不僅僅在土地上種地，還在線上“種地”。他通過快手這個“大喇叭”，用大白話分享自己的托管模式和種植技術，講述自己走過的坑。他希望在“老齡化”的農村，更多農民能通過新模式和技術提高自己的單產，多打糧。

在劉輝的記憶中，種地一直被看作是件靠天吃飯、辛苦又不體面的事。小時候，父親會告訴他：“小子，你要是不好好學習，將來就回家跟我種地。”而現在，通過短視頻來找他的不僅僅是種地的“老把式”，還有很多年輕人，他們希望以新的思路回到土地上。

近日，快手聯合新華社拍攝《新新老鐵》記錄短片，走進黑龍江巴彥縣，探訪“田保姆”劉輝和他的16萬畝托管田

入“坑”

“我爺是農民，我爹是農民，我也是農民。”劉輝在介紹自己時說。雖然三代都是農民，都和土地打交道，但家族中每一代人對于種地的理解都不一樣，尤其是到他這一代。

劉輝的爺爺和奶奶帶著自己的六七個子女，在當年種了15畝地。后來，他的父母帶著他和姐姐種了20多畝地。而現在，他帶著47個人，種了16萬畝地。這個數量級的變化是他曾經想都不敢想的。

雖然從小跟著父親種過地，但劉輝認為自己之前一直是個種地的門外漢。在入坑種地之前，他在巴彥縣的營生是養豬，“抓豬羔子”的——把這家豬羔子買來賣給另一家。種地這件事，不管對于他還是屯里其他出去務工的年輕人來說，都是一件辛苦又不體面的事。

只有老人還守著土地，但也種不動了。劉輝記得，大概在2012年前后，他發現屯里的老年人越來越多，他們在地里干不動了，也不會用新農藝、大農機，“守著土地累夠嗆，也掙不到啥錢”。很多老人會選擇把土地流轉出去，但自己獲得的收入并不高。

劉輝想建立一種土地流轉之外的新模式。“你干不動，我來幫你種。我收你一部分種子、化肥、農藥錢和托管費，然后包括農機、耕種、防收這些我全給你干了，同時能給你一個保底收入，產量高了還有分紅。”

2014年，劉輝在當地組建起了種植合作社，推廣“土地全程托管”的現代農業服務模式——覆蓋選種、播種、田間管理、收割到銷售的全鏈條，做村民的“田保姆”。

這個新模式在當時很難一蹴而就。不僅家人和朋友都看不懂他為什么要這么干，村民也有不少疑慮：你是個抓豬羔子的，我的地憑啥給你種啊？你種不好咋整？產量低了咋整？你帶著錢跑路怎么辦？

劉輝給出的解釋是，種子、化肥、農藥，還有旋耕、打壟、播種，全不要錢，到秋天你看我種的這東西行不行？種好了，產量高了，你把托管費給我。種不好，托管費不要了。

起初，他也種不好地。別人家都打一千五六百斤糧食時，他種的地只能打一千二三百斤，為此他也賠過錢。但他認為自己的模式沒有問題，因為未來的農業發展的前景就是要規模化、現代化，不足的地方可以一點一點學，看別人咋干的。

另一個支持他的動力是心里的一個目標：如果1畝地能掙200塊，我種1000畝地就能掙20萬。但現實的公式要比這個復雜得多，他“入坑”的前三年，不僅沒賺錢，反而賠了不少。

有一年，買化肥的錢也拿不出來了。劉輝賣了自己的車，但他“怕磕磣”，跟別人撒謊說：這車不好了，再買個好的。“那感覺老不得勁了。”劉輝說，“沒有偷著哭過的人，他就種不了這地。晚上下雨能睡著的，他也種不了這些地，因為刮風你莊稼倒了，（每畝）可能減產兩三百斤。”接踵而至的是，曾經借錢給他的人，看到他不行的時候，開始往回要錢了。

雖然妻子一直說不支持他種地，但劉輝記得，為了種地這件事，妻子把結婚前買的金子全賣了，還拿了房照去貸款。

“老天爺也給我上了一課。”劉輝印象最深的是，2020年9月3日的臺風。臺風過后，72000畝地的玉米全倒伏了，合作社面臨的不僅有收割壓力，還有資金壓力——一畝地可能要賠一兩百塊。

“禍兮福所倚吧，那年村民都不要糧了，只要個最低保障，臺風對產量的影響也不是很大。”劉輝說，“而且由于臺風的影響，糧食價格還上來了，玉米的價格從七毛六長到了一塊零六分。所以那年也成了我們合作社收益最大的一年。”

劉輝的合作社采用機械化種植

種地不是一場賭博

合作社托管的一個重要保證就是：不管年景如何，有無天災，不管價格如何，都保證村民的最低收益。

但“年景”充滿了不確定性。在那場臺風之前，2018年，劉輝還經歷過春季的旱情，地里的出苗率大幅降低。合作社當時采取二次補救，改種其他早熟品種作物，降低損失，部分耕地減產也出錢補上。

“總有人跟我說這個行業跟賭博似的，但說這句話的人都不了解農業。”劉輝說，“這里面一點賭的成分都沒有，假如說我2026年虧了，2027、2028、2029年賺了，不就把前面的抵消了嘛。年景不好了，是有可能某一年出現不賺錢，但長期看呢，它是賺錢的。”

盡管如此，劉輝仍舊覺得做農業是件挺難的事。它難在要把良種、良田、良機、良技，以及好的年景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才能最終提高產量。這中間哪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可能會導致結果的滑坡。

做合作社托管土地的這12年來，劉輝越來越發現從事農業的高門檻，他甚至認為，未來你要具備從事農業的這些能力，相當于要去“考個985”——你要懂種子、化肥、農藥，要懂農機、農技和貿易，還要有社會責任感和承受打壓的能力，畢竟農業一定程度上要看天吃飯，今年賺了，明年可能就賠了，它的波動“就跟心電圖似的”。

雖然產量會波動，但合作社要讓農戶的收益穩定，零風險。作為合作社的理事長，劉輝與農戶們的約定是這樣的：農戶交每畝460元的托管費，合作社來當“田保姆”種地，涵蓋種子、化肥、農藥，負責科學化管理和規模化、機械化種植，農戶交完錢不用管任何事，秋天合作社直接把收好的糧食送上門。與此同時，合作社會保證農戶的最低收益，產量高了還會分紅。

隨著這些年托管模式的推廣，很多分散的小農戶被連接進規模化農業體系，原本依賴個人經驗的生產決策，轉化為可復制、可標準化的服務能力。2025年秋收，合作社托管的12萬畝土地，大豆平均產量為556斤/畝，苞米平均產量2527斤/畝。而同年全國大豆單產為271.8斤/畝，玉米單產893.4斤/畝。

今年，合作社托管的土地面積增加到16萬畝。依靠智能農機組成的“機械化部隊”，和劉輝一起種地的團隊成員只有47人，包括耕種、播種、植保、收割等不同作業團隊，“海陸空全有”。

對于農機手而言，他們的收益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績效有關。“假如說你承包四千畝地，這四千畝地產生的效益你拿走。”劉輝說，“合作社有額外產生的效益，還會二次分紅。”

在劉輝看來，農機手分的越多，合作社的效益才能越來越好。對于農戶而言，只有產量越高，他們的錢包才能鼓起來。“如果我不分紅，我沒有效益，老百姓托管入庫就沒有效益，農機手也沒有效益，是不是？我希望他們掙得越多越好。”

劉輝和新農人在地里

通過“大喇叭”，各處開花

劉輝曾經擔心的“屯里的老年人種不動地怎么辦”的問題，現在有了新的解法，它不僅關乎土地托管這種新種植模式的推廣，也讓農村“老齡化”的土地迎來了新農人。

2024年開始，他越來越多地把自己種地的一線經驗發到快手上。在他看來，自己像是找到了一個“大喇叭”。他一邊記錄自家田地從播種到收獲的日常，一邊在快手上分享玉米、大豆高產栽培、病蟲害綠色防控技巧，還結合市場分析價格走勢，成了很多農戶信賴的“田埂軍師”。

劉輝在快手上分享農業技術

在這些視頻里，劉輝會笑呵呵地用大白話拆解很多專業的農業技術，從地塊深耕、種子篩選到精準播種、水肥管理，每個環節他都講得細致入微。比如說，對于大豆種植不能蔭蔽，他會拆成“大豆不能相互遮擋，如果遮擋，一邊拔高，底角透氣性就不好”，還會把他種植經驗里最合適的壟間距以可感的方式呈現出來，讓“大壟密植”這種專業概念，變成農戶能看得懂的講述。

之所以這么做的原因，劉輝解釋說，是因為很多農村老人，尤其是傳統農民，可能會對當下和未來的先進種植模式、種植技術不了解。通過這些視頻，他希望能深度分享一些農技、農機知識，讓這些傳統農民也有機會提高自己的單產，“一畝地多打200斤糧”。

通過快手，這些種植模式和技術正在被巴彥縣以外的更多人了解，很多年輕人找到劉輝。這其中的很多人剛剛進入這個行業，想通過劉輝更多地了解用種、施肥、種地以及糧食價格情況。一個吉林的年輕人，在快手上找到劉輝后，通過學習他的一些經驗，把自己的糧食產量從1800多斤提高到了2600多斤。

劉輝希望能看到更多年輕人回到土地上，通過農業改變自己的生活。他始終記得，自己小的時候，父親對他說：“小子，你要是不好好學習，將來就回家跟我種地。”種地這件事在很多人看來都是辛苦又不體面的營生，很多父母都非常抵觸讓孩子從事農業。

但現在的劉輝認為，種地是件“了不起的事”。“未來農業一定是規模化、現代化的，還要加入新農人進來。”劉輝說，農業不僅僅是個辛苦活，“你要懂技術，懂科技”。

劉輝的女兒今年21歲，正在學農業專業，但在他看來，女兒現在“連草和苗還分不開呢”，書本上學的東西和實際發生的是不完全一樣的。他經常帶著女兒在田間轉，希望她能把實際和理論結合起來，把線上和線下結合起來，“這些大學生、年輕人寫論文的時候，應該把論文寫在大地上。”

劉輝知道新農人的“脆弱”。雖然很多人想學他入行農業種地，但他們可能沒有基礎設施和資金，也經受不起大的風險。劉輝一方面帶著新農人種地，出種子、化肥、農藥的資金，以及農機、農技的支持，幫助他們抗風險。另一方面，他也計劃著未來在快手多分享自己曾“在哪兒疙瘩遇到了坑”，講述自己遇到過的問題，讓更多年輕人能避開這些坑。

對于種地，劉輝始終覺得自己還有很多要去學習的地方，因為農業是多元化的，即便有一套可復制的模式，但它需要因地制宜，不能簡單化地一刀切。“我現在只是對我們當地，或者說我了解的區域的種植技術、農機、地利比較了解，還有很多區域是我不了解的，我也在學，和大家相互學習。”劉輝說。

在快手上，劉輝給自己起名叫“大蟲兒”。“大蟲兒”在東北話里是老虎的意思，他希望東北的農業能有東北虎一樣的氣勢。他特別喜歡往地里跑，尤其是出苗的時候，“苗出得都刷齊刷齊的、焦綠焦綠的。早上起來那個小苗頂上都掛著露珠，真跟畫畫似的，有一種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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