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反對派領袖納夫塔利·本內特和亞伊爾·拉皮德已聯手，試圖擊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領導以色列的下屆政府。盡管他們對內塔尼亞胡有諸多批評，但對于他在加沙及該地區其他地方的戰爭，他們卻幾乎沒有疑慮。

這些戰爭——特別是已造成超過72,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加沙種族滅絕——使以色列在國際上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不受歡迎。但曾擔任過總理的本內特和拉皮德似乎押注，如果能在必須于10月底前舉行的選舉中掌權，他們將能夠修復以色列的全球聲譽。

今年4月，在政治上屬于以色列極右翼的本內特在發起執政競選時向選民承諾了一個“糾正的時代”，一個由“只考慮以色列利益”的“專業人士”領導國家的時代，而不是內塔尼亞胡帶來的分裂與孤立。

在國際上，以色列發現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孤立。聯合國的一個委員會已認定以色列在加沙確實犯下了種族滅絕罪。在歐洲，西班牙、挪威、愛爾蘭共和國等諸多國家都對以色列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歐盟內部暫停與以色列貿易協定的壓力越來越大。即使在其最堅定盟友美國的民眾中，民意調查也一再指出，政治分歧雙方都對以色列的多場戰爭及其對美國政治顯而易見的影響力感到日益憤怒。

當然，內塔尼亞胡本人也因戰爭罪被國際刑事法院通緝。

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政策研究員貝絲·奧本海姆告訴半島電視臺：“以色列正變得越來越孤立。”她同時指出了美國和歐洲的民調數據。“目前，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在公開場合仍保持著‘兄弟情誼’，盡管在伊朗和黎巴嫩戰爭期間出現了裂痕，總統在Truth Social上對以色列發出了羞辱性的命令。”

她補充說，在歐洲，以色列也日益孤立，只有對大屠殺的記憶以及在貿易和軍售問題上更務實的關切，阻礙著歐洲形成統一的回應。

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的戰爭以及占領巴勒斯坦人土地的問題上，本內特和拉皮德幾乎沒有批評——有時甚至說內塔尼亞胡做得還不夠。

本內特去年沒有談及以色列自2023年以來在加沙殺害的數萬人，也沒有談及飛地幸存者面臨的嚴峻人道主義局勢，而是將巴勒斯坦組織哈馬斯描述為本質上已嵌入加沙剩余的民用基礎設施中，從而為以色列的持續襲擊辯護。

分析人士認為，本內特-拉皮德聯盟在安全政策方面能提供的、與內塔尼亞胡不同的東西寥寥無幾。

以色列前駐紐約大使兼總領事阿隆·平卡斯告訴半島電視臺：“本質上，他們只是依賴于一種假設，即全世界憎恨的不是以色列，而是內塔尼亞胡。這沒問題，但人們評判他們的標準不會是這個。評判標準將是政策，而到目前為止，他們一直在互相競爭，看誰更好戰。”

“兩人從未質疑過以色列在黎巴嫩、霍爾木茲海峽甚至伊朗問題上立場的前提，”平卡斯說，“他們有沒有問過，如果政權垮臺了，為什么人民沒有像內塔尼亞胡所說的那樣起義？或者提出對巴勒斯坦的新政策？沒有。他們所做的一切就是批評停火。”

盡管歐洲領導人對以色列的批評比過去更加公開，但對以色列而言最重要的關系——與美國領導人的關系——依然穩固。而本內特和拉皮德將把維持這一關系作為優先事項。

“本內特會希望讓特朗普站在他這邊，”政治民意測驗專家米切爾·巴拉克告訴半島電視臺。

談到以色列公眾對歐洲的憤怒缺乏關切時，他說：“歐洲和西方的許多人會做他們該做的事。但對公眾影響最大的，是以色列的安全以及與美國的關係。目前，內塔尼亞胡擁有這種關系，但我們知道特朗普可能難以預測，而且，如果內塔尼亞胡看起來快要失勢，特朗普討厭輸家。”

分析人士稱，以色列在歐洲的孤立程度有多深，也值得商榷。

奧本海姆指出，西方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從以色列收集的情報中獲益，也從與以色列的貿易中獲利，尤其是其尖端技術和間諜軟件。最高領導層的人員變更，可能足以向國際社會的大部分人發出回歸的信號。

“雖然西方公眾對以色列越來越敵視，但大多數政府仍然希望他們不必采取行動。一個更易于接受的新政府將給各國領導人提供一個與以色列重置關系的機會，”奧本海姆說。

“但一個新的以色列政府不會改變根本的發展軌跡。它可以對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采取更務實的政策，打擊定居者的恐怖主義，也可能更有條件做出外交讓步，”她說，“事實上，所有猶太復國主義政黨在拒絕巴勒斯坦建國、同時推行更具挑釁性的安全理論方面存在共識。內塔尼亞胡的主要挑戰者納夫塔利·本內特是一個真正的意識形態右翼分子，而加迪·艾森科特、亞伊爾·拉皮德和其他中間派按以色列的標準實際上在用鷹派言論互相競爭，試圖壓倒對方。”

因此，歐洲國家面臨著一個考驗。他們可以將內塔尼亞胡的下臺視為一個緩解對以色列壓力的機會——這種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公眾對以色列行為感到厭惡所帶來的政治必要性。或者，他們可以發出信號，表明以色列必須改變其行為方式，而不一定是其領導人——這實質上是告訴以色列，對以色列支持度的轉變將是長期的。

“一個更禮貌、能發出正確信號的以色列領導層，可能正是讓西方政府得以重啟關系的契機，”奧本海姆說，“但如果政府的政策不改變，從長遠來看，以色列將無法避免與西方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