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絞刑架，又一次把聯合國推到臺前。

300多名聯合國專家、諾貝爾獎得主、前高級官員和人權人士聯名致信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要求聯合國對伊朗不斷上升的處決潮采取行動。

這封信最狠的指控是：伊朗正在用死刑鎮壓抗議者和政治犯，而很多審判根本不符合國際標準。

這封信由“伊朗1988年大屠殺受害者正義組織”推動，簽署者包括前聯合國伊朗人權報告員賈維德·雷赫曼、前國際刑事法院院長宋相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喬迪·威廉姆斯和烏克蘭人權律師奧萊克桑德拉·馬特維丘克。

加拿大前司法部長歐文·科特勒、瑞士前總統露特·德雷富斯也在簽署名單中?，F任聯合國隱私權特別報告員安娜·布賴恩·努格雷斯也加入聯名。

他們要求聯合國做三件事：建立國際問責機制，迫使德黑蘭停止處決，釋放政治犯。

這不是普通的人權口號，而是對伊朗政權的一次公開點名。

今年以來，伊朗內部抗議、戰爭壓力和安全清洗同時疊加。聯合國人權高專圖爾克此前稱，自美以戰爭開始以來，伊朗至少處決21人，并以國家安全相關罪名逮捕4000多人。其中至少9人的處決與1月抗議有關，10人被指控與反對派組織有關，2人涉及間諜罪名。

人權組織給出的數字更重。

總部在紐約的“伊朗人權中心”稱，從3月17日到4月27日，伊朗至少處決22名政治犯，其中10人是在今年1月全國抗議期間被捕的示威者。該組織稱，這些案件普遍存在秘密審判、強迫認罪、酷刑逼供和缺乏正當程序的問題。

伊朗政府的邏輯很清楚。

戰爭讓外部壓力變大，抗議讓內部壓力變大，政權最熟悉的手段就是用死刑制造恐懼。對外，它可以把政治反對者說成外國代理人；對內，它可以用絞刑告訴普通人，走上街頭的代價可能不是拘留，而是死亡。

這也是為什么聯名信要求聯合國建立問責機制。

如果只是譴責，伊朗聽過太多。真正讓德黑蘭忌憚的，是未來可能追責，是法官、檢察官、情報官員和監獄系統人員被納入國際調查，是證據被系統保存，是個人責任不再被國家機器遮住。

伊朗死刑問題早已不是個案。

伊朗人權組織和ECPM今年4月發布的年度報告稱，伊朗2025年至少處決1639人，比2024年的975人增加68%，創下1989年以來最高紀錄。這個數字說明，死刑在伊朗已經不是單純司法工具，而是政權維穩機器的一部分。

最刺痛國際社會的是，很多被處決者不是因為普通刑事犯罪，而是被套上“危害國家安全”“敵對上帝”“與反對派有關”等政治標簽。

這些罪名在伊朗司法體系里彈性極大。一個抗議者可以被說成暴徒，一個異見人士可以被說成間諜，一個政治犯可以在沒有獨立律師、沒有公開審理、沒有充分上訴機會的情況下被送上絞刑架。

伊朗當局當然會反駁。

德黑蘭長期指責西方和人權組織把司法問題政治化，稱相關案件涉及恐怖主義、間諜活動和暴力犯罪。伊朗也經常強調國家安全，尤其是在美以打擊伊朗之后，政權更容易把內部反對聲音包裝成外部敵人的延伸。

但問題是，國家安全不能成為秘密審判和酷刑認罪的通行證。

如果一個政府可以在戰爭狀態下大量逮捕、秘密審判、快速處決，那么戰爭就不只是外部沖突，也會變成內部清洗的保護傘。對伊朗普通人來說，最可怕的不是街上有沒有坦克，而是家人被帶走后，再也不知道被關在哪里、何時受審、會不會突然接到處決通知。

這封聯名信真正要問聯合國的是一句話：還要等到多少人被吊死，國際社會才不再只發聲明？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今年1月已經延長伊朗事實調查團和伊朗人權特別報告員任期，并要求對2025年底以來抗議相關嚴重人權侵犯展開緊急調查。現在300多名專家和諾獎得主再度施壓，就是要把處決問題從“觀察名單”推到“追責名單”。

伊朗現在面對的不只是外部戰爭，還有內部恐懼。

一個政權越頻繁動用絞刑架，越說明它不相信自己還能靠正常治理獲得服從。死刑可以讓人閉嘴，卻不能讓社會真正穩定；恐懼可以壓住街頭，卻壓不住越來越多家庭失去親人的憤怒。

這場聯名行動未必立刻改變德黑蘭。

但它至少把一個事實擺上桌面：伊朗處決政治犯的問題，已經不是伊朗國內事務，而是國際人權追責問題。聯合國如果繼續只停留在譴責層面，下一批被處決者的名字，很快就會出現在新的聯名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