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益：元朝獨一份的“稀缺物種”

這個狀元有點“冷”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還真就搞過科舉。雖然那會兒科舉就像冬天的火鍋，時有時無，火候也總差那么點意思，但確確實實有這么一位山西老摳，嘿，還真就考中了狀元。

這人叫張益。

今兒個咱們就聊聊，這位元朝獨一份的“稀缺物種”狀元。保證跟您以前聽的那些才子佳人的老套故事不太一樣。

還沒開場，先得說兩句

在聊這位張狀元之前，咱得先把場子給墊明白了。您別一聽說“狀元”倆字，就把電視里那種“跨馬游街、公主拋繡球”的畫面往里套。在元朝當狀元，那可是個苦差事，甚至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

元朝這朝廷，它骨子里是瞧不起讀書人的。當時有個說法，叫“九儒十丐”，雖然學術界一直在吵吵，這個排名到底是不是官方的，但在老百姓心里，讀書人也就比要飯的強那么一丟丟。

您想想，在那個年頭，您要是跟人說“我是讀書人”，感覺就跟現在說“我是搞純文學的”差不多。不是說不體面，關鍵是您得先能填飽肚子。

蒙古貴族們覺得，會騎馬射箭、能收稅撈錢，那才是真本事。你讀書讀得再好，能把天上的大雕給讀下來嗎？所以，元朝的科舉考試，搞得像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斷斷續續的。有時候科舉一停就是好幾十年，搞得那幫書生們“頭懸梁、錐刺股”準備了半輩子，結果臨到考期，朝廷發一通知：今年不考了，大家該干哈干哈去。

就在這么個“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的大環境里，咱們的主角張益，愣是殺出了一條血路。

張益是山西西河人，也就是現在的呂梁孝義一帶。

山西那地方，自古出商人，出票號，出那種精打細算的實在人。張益身上也帶著這股“一根筋”的勁兒。那時候，大多數人都覺得讀書沒出路，還不如去學門手藝，或者跟著同鄉去做生意，可張益偏不。

他老師叫王天祺，也是個挺有名的學問家。張益跟著他學，學得那叫一個扎實，性子也磨得“性資醇厚，器度溫恭”。就是那種典型的“老實孩子”，長得敦厚，看著就讓人放心。

到了元泰定元年，也就是公元1324年，朝廷終于又開恩科了。這一年，張益大概二十多歲，正值青春年華，滿腹經綸，背著一袋子干糧，就進京趕考了。

這里得插一句，元朝的科舉跟咱們想象的不一樣。它搞“左右榜”。蒙古人、色目人考一邊，漢人、南人考另一邊。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現在跑步比賽，有的人跑一百米，有的人跑兩百米，最后發獎狀的時候，還都發一樣的。您說這公平嗎？

但對于張益這樣的漢人書生來說，甭管公平不公平，這是唯一的出路。

考試的過程嘛，咱們也不必細說，反正就是“過五關斬六將”。張益可是一把好手，寫文章那叫一個花團錦簇，深刻得不得了。

放榜那天，激動人心的時刻到了。

張益，第一甲第一名！狀元！

按理說，這應該是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紅旗招展、人山人海吧？電視里不都這么演的嗎？狀元公騎著高頭大馬，那家伙，那場面，那是相當大。真是：笑聲叫聲歡呼聲，聲聲入耳；你樂我樂大家樂，樂作一團。

實際情況呢？冷清得很。

您想啊，在元朝，真正有權有勢的蒙古貴族子弟，根本不屑于來考這個。在他們眼里，這是給漢人留的一條小縫。所以張益這個“狀元”的含金量，拿到大宋朝或者大明朝去比，那是要打點折扣的。

元朝的皇帝雖然按規矩，也得接見一下新科進士。但那排場，就跟應付差事似的。既沒有瓊林宴，也沒有跨馬游街。大概就是皇帝坐在上面，打個哈欠，說一句：“嗯，寫得不錯，去翰林院上班吧。”這事兒就算完了。

張益就這么冷啟動了他的仕途。

得罪“大佬”還全身而退

張益的第一個官職，是翰林院修撰。通俗點說，就是給皇帝當秘書，兼修國史。這官兒不大，但勝在清貴，天天跟筆墨紙硯打交道，不用風吹日曬。

在那個亂世，當個太平秘書，拿份死工資，不顯山不露水，等退休了回山西老家抱孫子，這不挺好嗎？

可張益偏不。

他這人，骨子里有山西人的那股“擰”勁兒。看著朝廷里那些亂七八糟的事兒，他坐不住。

當時，朝里有個大人物，叫欽察臺。這名字一聽就不是漢人。這位老兄官做得很大，當過中書省的宰相，后來又去四川當平章政事（相當于省長）。這欽察臺可不是個省油的燈，史書上說他“反覆不忠”，是典型的“墻頭草”加“危險分子”。這種人，大家躲都來不及，見了面都得繞著走，生怕沾上晦氣。

可張益，一個小小的監察御史（這時候他已經調任了），偏偏就要摸一摸這老虎的屁股。

那天上朝，張益揣著奏折就站出來了。那陣勢，像極了《讓子彈飛》里張麻子說的那句話：“我來鵝城，就辦三件事，公平，公平，還是他媽的公平！”

他一開口就是：“陛下，欽察臺此人，反復無常，包藏禍心，不可不除！宜削官遠竄！”

這一嗓子喊出來，朝堂上頓時鴉雀無聲。估計當時在場的不管是蒙古大臣還是漢臣，心里都在給他豎大拇指：“這小子膽兒真肥啊！”

您想想，欽察臺那是什么段位？那是政壇老狐貍，樹大根深。張益在人家眼里，頂多算個剛出道的青銅。這簡直就是雞蛋碰石頭，螳臂當車。

可結果呢？

元文宗還真就把欽察臺給辦了！不僅罷了官，還把人家老婆孩子老小，一股腦全發配到了廣東，永遠不許回朝。

讀到這兒，您可能會覺得，哎呀，這皇帝挺圣明啊，可謂從諫如流。

其實不然。皇帝未必多信任張益，是早就看欽察臺不順眼了，正愁沒人遞刀子呢。張益這愣頭青正好沖上來，皇帝就順手借了他這把“刀”。

說到這里，我就想起個笑話。

說有個小職員，開會時當面把老總給懟了。第二天，居然沒被開除，還升了職。同事們都來請教秘訣。小職員說：“這有什么難的？我當時就是把老總想對老板娘說的心里話，當著全公司的面給喊出來了唄！”

張益這波操作，大抵也是如此。他不是膽子大，他是看得準。

就因為這事兒，史書上大大地夸了他一筆，說他“剛直不阿”。

不過，咱們要是用現在的話說，這張益就是個“愣頭青”，或者說得好聽點，叫“職場清流”。在那一潭渾水的元朝官場里，他就像一塊石頭扔進了泥坑里，雖然濺起了水花，但很快就被淤泥給淹沒了。

國子監司業是個什么官

張益后來官做得最大的，也就是“國子監司業”。

這官聽著挺唬人，“國子監”，那是當時最高學府，相當于現在清華北大加中央黨校。“司業”是副長官，一把手叫“祭酒”。

所以，張益最后大概是當了個中央大學的副校長。

這官兒大不大呢？

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按現在的級別算，大概是個副局級或者正局級的巡視員，手里沒太多實權，但勝在地位清高。

這就很有意思了。咱們看別的朝代狀元，那最差也得當個市長（知府）起步，混得好的直接進政治局（軍機處或內閣）。張益倒好，折騰了半天，最后去當了個大學副校長。

這倒也挺符合他的人設。張益這個人，史書說他“博學多識”，而且“持身雅有法度”，就是他特別守規矩，對自己要求很嚴格。這種人啊，往往當不了太大的官。為什么？因為官場需要妥協，需要和光同塵，太過方正的人，在那個大染缸里是走不遠的。

讓一個方正的人去搞教育，去管學生，這反而是老天爺對他最好的安排。

想象一下當時的畫面：

在元朝的大都，也就是現在的北京，國子監里。張副校長穿著官服，在一群蒙古貴族子弟和漢族學生中間穿梭。那些蒙古孩子可能還在調皮搗蛋，畢竟人家根腳硬，不把漢人老師當回事。

張益呢，也不生氣，也不發火，就那么板著臉，拿著一本《四書章句》，一字一句地講著“仁義禮智信”。

這股子“不管你們聽不聽，反正我得講”的勁兒，也是挺滑稽又挺悲壯的。

那個叫張益的“小透明”

說到這兒，您可能會發現，整篇文章看下來，這位張狀元好像也沒啥特別驚天動地的事跡。沒有像文天祥那樣的“人生自古誰無死”，也沒有像唐伯虎那樣的“風流韻事”。

他就像一顆流星，在元朝那短短幾十年的夜空中，“嗖”地一下就劃過去了，留下的亮光其實挺微弱的。要不是《山西通志》和《汾陽縣志》里記了那么兩筆，連他死在哪兒都搞不清楚。

根據地方志的記載，張益最后歸葬在汾陽，具體地方叫馮家莊。到了1973年，那里修水渠，還把墓給挖開了，里面也沒什么值錢的金銀財寶，估計就剩下一雙朝靴（留在孝義的衣冠冢里）。

最讓人感慨的是他的后人。

張益的兒子叫張大猷，也是個學霸，考中了進士。這在當時叫“父子進士”，別提多光宗耀祖了。在汾陽縣學的鄉賢祠里，第一個牌位供的就是張益，第二個就是張大猷。

您看，這就有意思了。在那個漢人地位低下的元朝，張益靠著一支筆，硬生生給自己的家族，撕開了一個口子。他雖然沒當上什么大官，也沒有留下萬貫家財，但他留下了“讀書”的種子。

直到今天，在山西孝義的小垣村，還住著張益的后人。據說已傳了二十多代，有七八百人。而且，這個村子里，后來還出過清華的大學生，搞無人機的，還有搞書法的。

所以說，這才是張益最牛的地方。

他不是那種轟轟烈烈的大英雄，他是個“種樹人”。在那個大家都覺得讀書沒用的年代，他偏偏就要讀書，還要讀個全國第一給你看。

寫到這里，我不禁想起一句網絡流行語：時代的灰塵，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但反過來，個人的那點微光，即便是在黑暗的時代，也能給后人照個亮。

元朝的張益，就是這么一束微弱的光。他在那個混亂的世道里，守住了讀書人的體面和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