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中國漫長的官場史上，馮道是一個繞不開的爭議人物。他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卒于后周顯德元年，七十三載的人生橫跨晚唐與五代亂世。他歷仕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四朝，先后侍奉過后唐莊宗、明宗、閔帝、末帝，后晉高祖、出帝，后漢高祖、隱帝，后周太祖、世宗共十位皇帝，期間還向遼太宗耶律德光稱過臣，二十余年始終位居宰相、三公、三師之列。
這樣一份履歷，放在任何朝代都堪稱奇觀。后人因此送他"官場不倒翁"的綽號，他自己則在晚年寫下《長樂老自敘》，自號"長樂老"，頗有幾分自得之意。然而正是這份自得，讓他在身后陷入長達千年的口水官司。
馮道出身瀛州景城一個亦農亦儒之家，年輕時品行淳厚，孝親好學，即便大雪壓茅檐、灰塵滿席也安之若素。他最初在幽州軍閥劉守光麾下任參軍，因犯顏直諫險些喪命獄中。
馮道做官的特點，是逢迎當時新主，卻又不慕權位、廉儉自守。隨軍前線，他只搭一間茅屋，連床席都沒有，睡覺鋪一捆牧草；俸祿拿出來與隨從共享，不計較名分尊卑。
父親去世后他回鄉守孝，正遇饑荒，便把積蓄全部賑濟鄉鄰，自己反住進茅棚。這些事跡，連最痛罵他的歐陽修也無法否認。在朝堂之上，他善于在權臣之間斡旋，又敢于舉薦寒門子弟、抑制浮華之徒，史稱"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
馮道一生最具爭議的，是后晉亡國之后那段歷史。開運三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大軍南下，攻陷汴京，滅后晉。
馮道入朝拜見，耶律德光問他："天下百姓，如何可救？"他答道："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這句話表面是奉承，骨子里是勸誡——胡騎南下，每每伴隨屠城；馮道把救人之責加在新主身上，讓殺心頓起的契丹君主下不了刀。
后來中原士民免遭夷滅，史家公認是馮道與趙延壽暗中庇護的結果。被擄掠的婦女流落北地，他凡遇到便傾囊贖買，再設法送其與家人團聚。即便是斥他不知廉恥的歐陽修，也不得不寫下"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
除了護民，馮道留給后世的另一份重要遺產，是雕版印刷《九經》。后唐長興三年，他奏請明宗以唐代開成石經為底本，由國子監主持刻印儒家經典。
馮道畢竟違背了儒家忠君的根本原則。北宋之后，士大夫以重整綱常為務，對他的批評愈加苛刻。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痛斥其"無廉恥者"，認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五代道德淪喪的標志；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更進一步，罵他是"奸臣之尤"，認為他做再多好事也不過茍且偷生。
但同樣在宋代，王安石卻把他比作孔子所許的管仲，蘇軾贊其有"菩薩行"，富弼引孟子之言為他辯護。后世王世貞、李贄也曾仗義執言。這種針鋒相對的評價，本身就說明馮道的復雜遠非"奸臣"二字所能概括。
平心而論，五代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亂世之一，五十余年間中原換了五個朝代、八姓十四帝，皇位多由刀兵奪取，君主合法性本就脆弱。在這樣的時代，要求每一位臣子都為速朽的"一姓一家"殉葬，未必合乎情理。
馮道既算不上慷慨赴死的烈士，也并非賣國求榮的漢奸。他是亂世里務實的政治家，是把"忠于一姓"換成"忠于蒼生"的特殊樣本。
讀其一生，與其簡單貼上千古罵名或亂世救星的標簽，不如把他放回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深處，去理解一個普通士人如何在洪流之中艱難地守護他認為值得守護的東西。這或許才是馮道留給今人最值得思索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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