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算法歧視引發行業倫理反思，當數據邊界成為市場關注焦點，數字金融的規范化發展正迎來關鍵節點。技術紅利在提升金融服務觸達效率、賦能普惠金融的同時，也對風險防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5月18日至19日，由清華大學主辦、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承辦的“2026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在成都舉行。論壇期間，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長貝多廣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時，以“車速越快，駕馭難度與潛在失控的風險也隨之增大”的比喻，形象闡釋了技術效率與監管審慎之間的平衡之道。

貝多廣認為，對待金融創新應持辯證態度，既要避免“一刀切”的因噎廢食，也要防止無底線的放任自流。針對當前貨幣傳導機制的優化空間，他指出癥結不在于總量寬松，而在于實體經濟的深層動能轉換。而對于困擾市場許久的“首貸難”問題，他直言，若銀行業不打破對傳統抵押物的路徑依賴，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將難以真正打通。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長貝多廣 圖片來源：主辦方提供

數字金融的AB面：擁抱趨勢，對技術應用邊界保持警覺

針對數字金融伴生的算法歧視問題，貝多廣認為，新生事物的演化往往伴隨雙重效應，既要看到其提升效率的一面，也要正視潛在的衍生風險。

他將數字技術的發展比作高速行駛的車輛：“車速越快，駕馭難度與潛在失控的風險也隨之增大。”他表示，對于數字金融這一必然趨勢，業界應當持擁抱態度，因為它正深刻重塑商業底層邏輯。他同時強調，必須對技術應用的邊界保持警覺。

“算法歧視并非抽象概念，而是用戶的真實體感。”貝多廣舉例指出，移動端過度營銷、隱私窺探以及基于大數據的差別化對待，已引發普遍的“不適感”。更嚴重的是，算法可能構建隱蔽的篩選機制，將特定群體排除在服務范圍之外，形成數字化“黑名單”。

面對這些挑戰，貝多廣反對采取“一刀切”的封堵策略。“在順應技術大勢的同時，必須將負面影響降至最低，這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他特別提到數據治理的國際借鑒意義：“歐洲模式偏向保守審慎，而中國實踐則更為激進。在經歷了快速擴張后，回過頭來審視歐洲的監管哲學，我們會發現其謹慎態度的合理性。通過雙向借鑒與動態調整，中國的數據治理體系得以在實踐中迭代升級。”

這種務實的認知表明，數字金融的監管不應是靜態的圍堵，而應是與時俱進的制度完善過程。

警惕“流動性陷阱”：通過結構性改革釋放新增長動能

除了微觀的技術倫理，貝多廣還將目光投向了宏觀經濟政策。針對當前財政與貨幣政策協同發力，但市場仍關注資金傳導效率的現象，貝多廣提出了冷靜的審視：“以前我們研究貨幣的老先生都說過，貨幣是第一推動力。”

貝多廣直言，經歷過多年經濟發展，尤其是近年來經濟增長動能的轉換，業內應深刻體會到“實體經濟才是根本”。金融家不應高估自身的作用，試圖單純通過擴大貨幣供應來扭轉周期。

“當經濟此前處于上行通道，而這幾年進入調整階段，一個大趨勢發生變化時，僅靠貨幣政策單向托舉，往往難以阻擋周期性力量。”貝多廣表示，金融家不應誤以為多發貨幣就能輕易撬動經濟，現實遠沒有那么簡單。

為了佐證這一觀點，他援引了日本的教訓。“回顧日本過去三十年的歷程，其貨幣政策已將利率降至零甚至負值。但經濟學上有一句話叫‘流動性陷阱’，即當利率降至極限，無論流動性如何充裕，也無法有效刺激投資和消費，貨幣政策便陷入了失效區間。”

雖然貝多廣認為中國目前還遠未達到那個程度，但必須警惕這種邊際效應遞減的苗頭。“我們現在不能說已經達到那個程度，但是要警惕這種現象。”他直言，如果政策制定者簡單地以為靠增加貨幣投放就能解決結構性問題，那是低估了形勢的復雜性。“簡而言之，還是要解決經濟背后的深層原因，通過結構性改革來釋放新的增長動能。”

普惠金融破除“首貸難”：要求銀行重構風控邏輯

在微觀層面，隨著國有大行服務重心下沉與數字信貸工具的普及，涉農及基層信貸仍是亟待突破的重點領域。貝多廣指出，問題的癥結兼具技術操作與制度邏輯雙重屬性。

“兩方面因素都存在。在基層調研時，你會發現很多具體問題。”貝多廣在分享實地見聞時描述了一個頗具代表性的場景：村干部面對金融機構時直言，村集體有發展意愿和資金需求，卻難以獲得銀行貸款，政策性擔保支持也未能有效覆蓋。

“深入了解后發現，銀行要求借款主體必須具備企業法人資格，而村委會作為基層自治組織無法滿足這一前置條件。”貝多廣指出，現行銀行標準化的信貸基礎設施，與基層經濟組織的實際形態存在明顯錯配。

更深層次的制約在于對抵押物的路徑依賴。“抵押物固然重要，但如果普惠金融始終盯著抵押品，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貝多廣以全球知名的格萊珉銀行模式為例強調：“普惠金融的本質是無抵押的信用貸款。該模式的精髓恰恰在于服務那些缺乏傳統抵押品的群體。核心在于金融機構是否具備精準識別風險的能力，能否通過有效的風控手段將還款率維持在高位，這才是真本事。”

他表示，部分銀行簡單套用服務大企業的風控標準來服務普惠客群是一種錯位。“如果沿用給大企業放貸的那一套原則，設置過高的準入門檻，達標則貸、不達標則拒，這種邏輯與普惠金融的初衷背道而馳。普惠金融本質上要求銀行重構其底層運作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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