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要想弄清楚這一切，首先我們得把時間跳轉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的瑞典并不像今天這樣富裕，整個國家面臨著嚴重的經濟衰退和人口危機，出生率大幅下降，底層民眾生活艱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當時的瑞典社會民主黨提出了一個非常宏大且誘人的政治藍圖，名字叫做人民之家。
這個構想承諾，國家將像一個溫暖的大家庭一樣，包攬公民從搖籃到墳墓的所有生活保障，提供免費的醫療、豐厚的養老金以及平等的教育機會。這個藍圖聽起來十分美好，也是今天北歐高福利社會的雛形。
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維持這樣一個龐大全能的福利機器，需要海量的資金支持。國家財政的算盤打得很精細，既然政府要為每一個公民的生存兜底，那么每一個公民就必須是健康的、有生產力的，能夠為國家貢獻稅收。
如果社會上存在大量患有疾病、智力低下或者缺乏勞動能力的邊緣人群，他們就會像黑洞一樣源源不斷吞噬掉寶貴的福利資源。為了不讓這些所謂的負擔拖垮人民之家的地基，瑞典的精英階層開始尋找解決辦法。
1934年瑞典正式通過了絕育法案。這場沒有硝煙的清洗就這樣在一片為了國家未來的贊美聲中拉開了帷幕。法律的初衷總是被包裝得很嚴謹。1934年的法案最初宣稱只針對那些患有嚴重精神疾病或者遺傳病，無法照顧自己后代的人進行絕育。
但權力的閘門一旦打開，標準就再也不受控制了。1941年瑞典又出臺了新的范圍更廣的絕育法案，這一次法案不僅包含了醫療原因，還堂而皇之加入了社會原因和優生原因。什么叫社會原因？這就給基層執法者留下了無限的解釋空間。只要社會福利局的官員認為你生活貧困、居無定所，或者生活方式不符合主流社會的規范，你就有可能被判定為不適合生育的人。
在這個設計精密的社會機器里，到底什么樣的人會被蓋上劣等基因的印章？答案可能會讓今天的所有普通人感到不寒而栗。首當其沖的就是那些處于社會最底層的窮人和流浪漢。在當時的瑞典官方評估體系里，貧窮本身似乎就成了一種可以通過血液遺傳的基因缺陷。如果一個家庭因為失業或者多病向地方政府申請了貧困救濟，社工就會上門進行家訪調查。
如果社工發現這個家庭的房子很擁擠，衛生條件不好，或者覺得這位母親連自己現有的孩子都喂不飽，他們不會去反思是不是社會救濟不到位，而是直接在報告里寫上該婦女缺乏管理家庭的能力，智力發育遲緩，建議實施絕育手術，以免產生更多的社會負擔。
除了窮人，瑞典社會中的少數族裔也是被精準打擊的對象。比如一直在北歐地區流浪的塔塔爾人，他們沒有固定的住所，靠打零工或者做小買賣為生，生活習慣與傳統的瑞典中產階級格格不入。在瑞典種族生物學研究所的眼里，這些流浪者的生活方式就是基因低劣的證明。很多塔塔爾女性在去醫院看病或者生孩子的時候，會被醫生以各種理由扣留，直接推上手術臺切除輸卵管。
更讓人不寒而栗的是，這場清洗的范圍不僅涵蓋了窮人和少數族裔，甚至連那些身體健康僅僅是性格有些反叛的年輕女孩也難逃厄運。
在那個年代的瑞典，社會對女性的道德要求非常嚴苛。如果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在青春期表現出叛逆，比如晚上經常在外面游蕩，喜歡穿時髦的衣服，和男孩子去舞廳跳舞，甚至只是因為在學校里成績不好和老師頂嘴，她就有可能被學校的老師、當地的牧師或者鄰居舉報到兒童福利委員會。
這些女孩會被貼上道德缺陷，具有反社會傾向或者生活作風不檢點的標簽，然后被強行送進少管所或者專門的勞教機構。在這些封閉的機構里，女孩們每天要進行繁重的體力勞動，還要接受嚴苛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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