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科名家講義》，王國維等撰，陳斐編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7月即出

商務印書館是中國近現代首屈一指的出版社，于1897年2月11日創辦于上海。它的創辦，標志著中國現代出版業的開始。經營出版的同時，商務印書館也熱心教育事業，堅持走出版、教育融合發展的道路。創辦人夏瑞芳、高鳳池等都支持教育。1902年張元濟加盟后，更是確立了“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的辦社理念。在這一理念指導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共和國教科書》《萬有文庫》《現代教育名著》等數量眾多、飽受好評的教科書及教輔、教參、教育理論圖書，創辦了《英語周刊》《教育雜志》《自然界》等一系列有重大影響的教育期刊，編纂了《辭源》《國音學生字匯》《中國人名大辭典》等頗便教學、自修的大型經典工具書，制造了不少價廉物美的教具、玩具，甚至拍攝了《長江名勝》《猛回頭》等“冀為通俗教育之助”的電影……這些出版物和產品，為開啟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識、傳播文化、扶助學術做出了重大貢獻，有力推動了中國教育及社會的現代轉型。

商務印書館老標徽

不寧唯是，商務印書館還利用得天獨厚的媒介平臺優勢和豐厚優質的人力資源優勢，呼應社會教育需求，直接創辦了一系列定位精準、特色鮮明、成效顯著的附設學校，如師范講習所、尚公學校、養真幼稚園、商業補習學校、儀器標本實習所、藝徒學校、國語講習所、國語師范學校、勵志夜校、平民學校、師范講習社、單級教授講習社、新體師范講習社、東文學社等。這使主營出版的商務印書館成為彪炳中國近代教育史的“另類明星”，正如李伯嘉所言：“在我國出版業中，把出版書籍工作的剩余力量用在實際教育事業方面，最有成績的就是商務印書館。”正是考慮到商務印書館在“扶助教育”方面的巨大貢獻，1917年11月，國民政府頒給其“敬教育才”匾額一方；陳云亦稱贊它“是中國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業單位”。

商務印書館舊貌

商務印書館創辦的函授學社

1915年7月創辦的函授學社，即是商務印書館影響最大、持續最久的附設學校，也是中國人自主創辦的第一個函授教育機構。當時中國交通不便、戰事頻仍，教育資源極度匱乏，很多人因為家境貧寒、居處偏僻、錯過學齡、職務纏身、時局動蕩等原因失學，“函授”這種從歐美引進的打破時空限制、形式靈活、費用低廉的開放式教育模式，在商務印書館的精心經營下，很好地滿足了國人急切、巨大的社會教育需求，正如1915年3月13日《申報》刊布的《商務印書館附設函授學校英文科廣告》所云：

欲謀教育之普及，不能不兼恃校外之教育，函授學校即其一也。凡人有志求學，或僻處遠方，或已過學齡，或執有職業，不能直入學校者，均可以通信教授，且無班次時期之牽掣，人咸稱便。敝館前發行師范講義，及現在之單級教授講義，并于《教育雜志》附設答問，略師此意，稍竭壤流。近日屢得學界來信，要求敝館設立函授學校，分別科目，任人選習，而以英文一科為言者尤多。敝館延聘英文專家，編輯英文教科書籍，素蒙學界信用，今承不棄，復以函授見囑，敢不勉竭綿薄，藉副厚望。現擬先設英文一科，一俟擬定章程，即行刊布，先此通告。伏祈，鑒察。

這是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發布的預備招生廣告。此前，該館在其所辦小學師范講習所已嘗試過函授教育模式，所編《教育雜志》也有向讀者答疑解惑的欄目，由它出面，總結以往經驗，呼應社會吁求，發揮自身優勢，創辦專門的函授學校，可謂水到渠成。商務高層也對函授學社非常重視，委任編譯所所長張元濟兼學社社長。

商務函授學社國文科招生廣告，《東方雜志》第22卷第8號，1925年4月25日。

函授學社創辦伊始，最先設立的是社會吁求最高、自身資源最為豐厚的英文科。后又于民國“十一年，添設算學與國語兩科；十二年，添設商業科；十四年，又添設國文科”。起先分科教學，每科采取學歷式的“本科”（又稱“正科”）和提高某一方面能力的“選科”雙軌結合模式。“本科”分數級，每級課程讀完，如平均分在七十以上，即發給該級修業證書，最高級讀畢，則發給該科畢業證書，學歷程度約相當于當時的高小至高中。“選科”每門課程讀畢，即發給單科結業證書。1938年6月，增擴為中學部和大學部。中學部設國文、英文、日文、算學、自然、史地及圖書館學七科；大學部設哲學、文學、史學、法律、政治、經濟、商學、物理、化學、生物、算學、教育、工學、農學、醫學“十五學系，六十學程，均系主要科目，各學院咸備”，“除由各科專家擔任改卷外，并聘請大學校長、教授及各科專家多人為顧問”，如哲學系顧問馮友蘭、唐鉞，文學系顧問鄭振鐸、韋愨，史學系顧問何炳松、黃維榮，多是名人。

從1915年7月發布廣告正式招生，到1946年12月底停辦，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堅持辦學達三十一年之久，不僅為商務贏得了較為豐厚的利潤，擴大影響并促進了書刊銷售，而且以“歷史最悠久的、設備最完善的、成績最卓著的補習教育機關”的身份，有力推動了中國教育的現代轉型，使其更具實用性、民主性、科學性和開放性。據統計，函授學社學員遍布全國，甚至分布在日本、朝鮮、菲律賓、緬甸、新加坡等亞洲諸國，涵蓋工、商、學、政甚至宗教界等社會各界。截至1931年6月，函授學社五科共有學員三萬六千余人，“畢業而升入大學者、出洋游學者、游學歸國已在社會任要職者亦六千三百余人”，著名報人王蕓生、歷史學家朱杰勤等都曾在函授學社學習。至1937年7月，函授學社在讀學員已達五萬六千余人，其容納學生總數相當于二百二十所普通中學，占到全國中學生總數的1/5.5。由此可見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為中國近代教育普及與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它那顯著的成績和光榮的歷史，贏得了時人和后人的一致贊譽。

函授學社之成功依賴優質教材和課程設置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之所以取得如此卓著的辦學成效和社會影響，除了得力于制定從入學、自學、面授、輔導、答疑、作業到考試、畢業、獎勵等一套完善的函授教育流程，并重視各個環節的高質高效落實外，還與它利用編纂教科書的成功經驗與人脈資源，編制科學合理、循序漸進的課程計劃并廣聘名家泰斗編寫教材、兼任教員或顧問密不可分。學界名流參與編寫的優質教材，是其能夠在函授界長期獨占鰲頭的核心競爭力。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重訂的《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簡章》（下文簡稱“《簡章》”）第四章《課程》對國文科所開課程及所用教材有詳細介紹：

第五條 國文科分初、中、高三級，其課程如左：

（甲）初級：一、《讀本文法作文合編》，十六冊；二、《尺牘教本》，四冊；三、《程式文范本》，二冊；四、《書法教本》，二冊（楷書及行書）。以上為課本。五、《讀書法講義》，一冊；六、《字源學講義》，一冊。以上為講義。

（乙）中級：一、《讀本》，十二冊；二、《文法》，六冊；三、《作文》，二冊；四、《尺牘教本》，四冊；五、《程式文范本》，三冊；六、《書法教本》，二冊（楷書、行書及草書）。以上為課本。七、《文學小史講義》，一冊；八、《文學概論講義》，一冊；九、《小說概論講義》，一冊；十、《論理學淺說講義》，一冊；十一、《英文漢譯法講義》，一冊。以上為講義。

（丙）高級：一、《讀本》，十冊；二、《文法》，六冊；三、《作文》，三冊；四、《名人尺牘選本》，四冊；五、《程式文范本》，三冊；六、《書法教本（各體書法）》，二冊。以上為課本。七、《經學概論講義》，一冊；八、《史學概論講義》，一冊；九、《諸子概論講義》，一冊；十、《集部概論講義》，一冊；十一、《詩學概論講義》，一冊；十二、《詞曲概論講義》，一冊；十三、《英文漢譯法講義》，一冊。以上為講義。

第六條 課本在使學者熟習應用文字之技術，概用文言編纂，惟初級文法之注解，則用語體。講義輔助課本，使學者略知國文學之門徑，其文字兼用語體文與淺近之文言文。

第七條 徑入中級肄業者，補給初級講義；徑入高級者，補給初、中兩級講義。惟課本概不補給。

第八條 英文漢譯一道，不特可為練習翻譯之指導，且可以比較印證之法，輔助國文學之進步；惟是項課程，專為已習英文之學員而設，不習者聽。

按，增設大學部之前，函授學社國文科初、中、高三級的學歷程度，約相當于同時期的高小至高中，但所授內容更為豐富、集中、高深。《簡章》第五章《入學程度及修業期限》第十一條云：“入國文科初級肄業者，須有與初級小學畢業同等之程度，或能領會極淺近之語體文，中、高級入學程度準初級遞進。”至于課程設置及教材體例，則融合了中小學國文（國語）課及大學中文系的一些做法：“課本”大體與中小學國文（國語）課本對應，“講義”則借鑒了大學中文系的分科及編法，但更為簡要。這符合函授學社承擔社會教育職能之外，拓展中小學學校教育的宗旨，正如《簡章》第二章《宗旨》第二條所云：“本社宗旨，在輔助不能入校修業者，或在校修業而欲增進其程度者。”學社介紹亦云：“函授為輔助教育之最良方法，故教育發達如美國，其函授學社，各地盛行。返觀吾國，自幼失學，長而就業，始覺學識不足之苦，欲兼修學業，又無釋疑解惑之人，是以函授為最相宜。即中學以上學校之青年，除二三課本外，雖有教師耳提面命，尚不足饜足其求知識之欲望者，亦不可勝數。則函授之設，于教育前途，至有關系。”

整體來看，商務函授學社國文科的課程設置及教材編纂，約有如下特點。

第一，素養與技能并重。《簡章》第二章《宗旨》第二條云，學社宗旨，在使學員“各具有國文學或英文學必要之智識，并能撰述應用之文字”，明確規定了專業素養與實用技能并重的培養方針。《經學》《史學》《諸子》《集部》《文學概論》《詩學》《詞曲》等“講義”，皆為提升學員的國文及國學素養而設。《讀本》《文法》《作文》等“課本”，則為培養學員的國文表達技能而設。《尺牘》《程式文》《書法》等課程的開設，更是照顧到了學員的日常應用需求。在國文《讀本》的編寫中，亦滲透著結合范文講解文章寫作技法的實用精神。如《高級國文讀本》卷首之《學者須知》云，“本編所選，皆切合適用之文”，“本編注重文法之解釋，對于篇、章、句、字，說明不厭求詳，庶使學者恍然于作文之有法，而知所規摩焉”。

第二，專業與通識兼顧。課程中，既有屬文學一科者，如《讀本》《文法》《作文》等“課本”以及《文學概論》《詩學》《詞曲》《小說》等“講義”，也有國學基礎或門徑、通識性的《書法》“課本”和《經學》《史學》《諸子》《集部》和《讀書法》《字原學》“講義”，還有國民通識性的《論理學淺說》（刊本實際題“邏輯淺說”）和《英文漢譯法》“講義”。邏輯是日常說理交流的前提，也是“一切學問之母”，可謂現代國民的基本素養，然而，它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非常匱乏，就是在今天的基礎教育中也依然缺席。有時，我們難免感覺社會上戾氣流布，重要原因在于國民普遍欠缺邏輯常識。而英文及其漢譯法，則是了解世界、走向世界，更清醒地認識自身特點與處境的基本工具，況且，翻譯還有助于學習文法，提升作文水平。邏輯和英文漢譯法列入課程，順應了時代潮流。至于課程編排，則頗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之用心。“課本”不必說，“講義”的分級，亦充分考慮了專業與通識的深淺難易、銜接溝通及學生的接受次第：古人常說，讀書須先識字、知門徑，故初級先設《字原學》《讀書法》；接著，中級導入《文學小史》《文學概論》《小說》等概論性或接近語體、易于理解的專業課，同時設置《邏輯淺說》《英文漢譯法》等國民通識課；對專業概貌從縱、橫兩個維度有了一定了解，高級再進階學習《經學》《史學》《諸子》《集部》和《詩學》《詞曲》等比較專深的國學或國文課程，就比較容易了。

第三，史論與作品結合。函授教材分“課本”和“講義”兩種，除了上引《簡章》第四章《課程》第六條所述差別——“課本”用文言，偏重技能培訓；“講義”用白話或淺近文言，偏重素養培養——之外，還有一點重要分工：“課本按級編制，實質與形式并重。講義補助課本，述各種學術之概要。”也就是說，“課本”偏重于典范作品之解析，選篇兼顧思想性與藝術性，而“講義”則提要鉤玄，分科闡述國文及國學的發展歷史及基本內容，提示經典并指點門徑。這已具備了今日中文系史論與作品結合的課程架構雛形。不過，二者在課時、旨趣等方面的差別也是非常明顯的。今日的中文系，文學史論教學占了絕大多數課時，幾乎不開設單獨的作品解析課程，僅在講解史論時偶爾拈取一二作品作為例證，以至于很多學生對文學史論知識頭頭是道，可以高談闊論，然而又因為很少閱讀作品，對作品的感悟力和鑒賞力低得嚇人，難以領略、體悟祖國語言文學的美與精髓，也難以通過中文系的學習讓表達水平得到提升。職是之故，戴建業稱今天的古代文學教學為“買櫝還珠”，呼吁從“以文學史為經”變為“以文學作品為本”。相較而言，函授學社的課程大概因為要參照并對接、拓展中小學國文（國語）課，則以作品為主，史論為輔。諸門課程教材，每冊字數大致相當。“講義”總共十三冊，而“課本”中，僅國文《讀本》就有三十八冊之多，《尺牘》《程式文》也是范文選。國文《讀本》每篇范文后，不僅有難詞、地名、制度、典故等的“解釋”，還有詳細闡發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的“指導”，布置的“練習題”也緊扣作品。凡此種種，務使學員在把握國文及國學流變大體的前提下，悉心體悟具體范文之美并知其所以為美的情思、法度，進而遷移、應用到自己的作文實踐中。函授學社的課程設置，無疑更能接續中華文脈，提升學員的國文素養和表達技能，頗值得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借鑒。

孫德謙像

第四，中學與西學同列。這在“講義”中體現得尤其突出。函授學社國文科興辦的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正是西方現代學術觀念、教育體制大肆輸入并占據主導地位的時期。彼時，中國傳統學術觀念尚有一定影響。商務這套“講義”，即鮮明體現了過渡期中學與西學同列、融通的特征，清晰折射了新、舊不同立場學人的治學宗旨與理路。屠孝實《邏輯淺說》、林玉堂《英文漢譯法》，乃西學產物。李笠《文學概論》、聞宥《文學小史》、劉永濟《小說》，主要是按舶來的西方現代“文學”“文學史”“小說”觀念撰著的。孫德謙《諸子》、謝無量《集部》、陳衍《詩學》、徐珂《詞曲》和胡韞玉《字原學》，觀念、路數都比較傳統。王國維《經學》、柳詒徵《史學》和梁啟超《讀書法》，則以傳統為主，積極吸納、融合西學。從科目上看，《文學概論》《小說》等之外，另設《經學》《史學》《諸子》《集部》等，顯然是為了構建、發揚“國學”，夯實“國文”一科的根基，而這，又與“西學”的刺激、影響密不可分。衍至今日，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仍是中國學人的重大使命，先賢的做法與思考，或許能提供不少切實的啟示。

柳詒徵《史學概論講義》書影

可見，科學合理、適時順勢的課程和優質精要、深入淺出的教材，是商務函授學社在同業長期保持領先地位的關鍵因素。國文科教材中，“課本”未署名，應是社里組織員工編寫；“講義”的作者，大都是當時相關領域卓有建樹的名家泰斗。商務約請他們撰稿，不僅可利用名人效應推廣函授業務，而且為現代學術催生了寶貴的論著。現代學人述學，已經以專題論文或著作為主，沒有外界約稿，一般不會撰寫概論性著作。今天，概論性著作大多粗制濫造，成了“大路貨”“陳腐”的代名詞。但這些名家泰斗非常“愛惜羽毛”，是用獅子搏兔之力精心結撰的。王國維《經學》稿本今存，與刊本相比，差異很大，足見大師著述之嚴謹。總體而言，這些“講義”非泛泛的陳說綜述，而是濃縮著心得、新見，閃爍著才情、個性，與著者的其他專題論文、著作有互文關系，為理解后者提供了極為難得的宏觀背景。若其他論文、著作有所散佚或未及完成，“講義”的文獻價值就更大了，可藉其仿佛大概，孫德謙《諸子》即是如此。因此，這套“講義”，不僅是普通民眾提升國文水平和國學素養的絕佳讀物，也是專家學者研究國學及現代學人、學術史、語文教育史的珍貴文獻。

不過，由于“講義”非正式出版物，人們不大注意保存，雖然僅過百年，查找起來卻非易事。后人為著者編的文集，如《謝無量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陳衍詩論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柳詒徵文集》（商務印書館，2018年）等，或未收錄，或未找到商務刊本補、校，頗多殘缺、訛誤。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將推出全套十三種“講義”的整理本，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