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央行行長弗朗索瓦·維勒魯瓦·德加洛在發表的致總統最后一封信中警告，法國過去幾十年的“老年人主導型選擇”正在帶來后果。作家斯特凡·洛爾認為，這場討論已經到了必須正面展開的時候。

距離下一次總統選舉還有一年，各路候選人已經開始排兵布陣。但新的政策思路并沒有同步出現。因此，一旦出現一場有實質內容的討論，各政黨都不應回避。

由弗朗索瓦·維勒魯瓦·德加洛引發的這場爭論，正切中法國社會契約的核心：公共支出究竟流向哪里，社會又如何為未來做準備。維勒魯瓦·德加洛是法國中央銀行即將卸任的行長，他在5月4日發表的致總統最后一封信中提出了這一問題。

他說：“到目前為止，我們集體作出的取舍一直更偏向老年人：養老金和醫療支出，以及赤字融資。”他同時警告說：“如果我們的國家繼續作出這種老年人主導型選擇，就將無法為未來做好準備。”

法國是一個“老年人主導”的國家嗎？這句話足夠尖銳，因此激起了強烈反應；它又足夠含混，因此也可能引發一場對誰都沒有好處的代際對立。但問題并不在這里。

關鍵不在于讓退休者和勞動人口彼此對立，也不在于把道義責任歸咎于某一個群體，而在于以清醒的眼光審視我們的預算選擇，并正視其后果。

首先，以在職者繳費支付退休者養老金為原則的再分配型養老金制度，實際上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變了樣。如今，大約三分之一的養老金由納稅人和公共債務承擔。

勞動者繳費的隱含回報率已經大幅下降。養老金咨詢委員會計算顯示，繳費回報率已從1940年出生者的年均2.5%，降至1990年以后出生者的0.5%。換句話說，今天的勞動者必須拿出稅前工資的28%，投入一種強制性的超長期儲蓄安排，而它的投資回報并不確定。

因此，年輕一代正在積累的“權利”越來越有限，明顯低于他們的長輩當年獲得的水平，盡管后者所在的一代總體上繳納得更少。

法國國家金融機構儲蓄與托管局在2021年的一項研究顯示，超過一半接受調查的25歲至34歲年輕人預計，等自己達到退休年齡時，將根本領不到養老金。

年輕人的這種悲觀情緒并未在政治層面引發太多關切。但問題在于，未來幾代人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繼續接受這樣一種制度：他們為其出資，卻幾乎看不到獲得公平回報的現實希望？

更何況，公共債務已高到難以為繼，而養老金繳費人群又在縮小，這都意味著現行制度不可能長期維持退休者當前的購買力水平。

如今，退休者的平均購買力與勞動人口大體相當。根據養老金咨詢委員會的數據，到2070年，這一水平可能降至勞動人口的87.5%。

經濟學家貝特朗·馬蒂諾在《我繳過費，我就有權領取！》一書中進一步預測，退休者的購買力將跌到遠低于80%的水平，相當于20世紀70年代的狀況，也就是20世紀初出生人群的生活水平。馬蒂諾曾在尼古拉·薩科齊擔任總統期間，于2007年至2008年在愛麗舍宮擔任社會事務顧問。

2025年12月，巴黎一場反對養老金改革的抗議活動。指出當下退休者所享有的處境，是過去從未有過、未來也很難重現的有利局面，并不是對他們的污名化。這只是一個必須被納入制度討論的事實。

退休者既不是這種局面的制造者，也談不上對此有罪責。但如果無視這一現實，公共政策就會建立在一種虛構之上。

同樣，人們不能一邊感嘆因為稅前工資與到手工資之間差距過大，工作“越來越不劃算”，一邊又拒絕討論養老金究竟如何籌資，甚至還要求進一步提高養老金繳費比例，把更大的壓力繼續壓到勞動者身上。盡管存在再分配，法國的不平等仍在擴大。而且，這個問題之所以更加敏感，還在于它同時關系到財富積累。

較高的養老金與工資不同，會隨通脹調整。這使得最富有的退休者能夠繼續儲蓄，并持續積累房地產和金融資產。馬蒂諾表示：“大體上可以說，退休者無論在財富還是收入上，占有的國民財富份額，都既不符合他們在人口中的占比，也不符合他們過去作出的繳費貢獻。”

法國現實中的選舉格局，阻礙了任何改變。退休者大約占全部投票者的40%。因此，在預算辯論中，要找到多數力量反對取消養老金與通脹掛鉤，并不困難。民主有其自身運作機制，而它并不總是與集體利益一致。

在一個老齡化國家，養老金和醫療支出的負擔不斷加重，原本應當用于保障年輕一代未來的投資，勢必會受到擠壓。比如，過去50年里，無論是中小學還是高等教育，其預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都基本停滯不前；養老金支出所占比重卻翻了一番。

老年人往往最先感嘆教育水平下降，但真正的問題是，這個國家是否準備好拿出必要的預算努力，去解決這一問題。

維勒魯瓦·德加洛開啟的這場討論，不應淪為一場代際罵戰。它要求人們作出一個明確的政治選擇：一個國家究竟能在為過去埋單的同時，為未來留下多少空間？

總統選舉正是提出這一問題的合適時機，不應有任何議題成為禁區，也不應把任何人排除在外。因為衡量代際團結的標準，不是保住了多少既得利益，而是我們究竟能在傳給下一代時，留下的不只是債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