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達娜·胡拉尼

編輯：克洛伊·貝諾瓦、安妮婭·西澤德洛、塔拉·哈桑

攝影：麗塔·卡巴蘭、拉尼婭·薩阿達拉

譯者：米利杰 公眾號編者：Mey

文章來 源： 公共來源（The Public Source） ，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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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基于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主要依據我們與受訪者進行了數月訪談后所獲得的個人及集體回憶。雖然敘述和個人故事是基于受訪者的記憶撰寫的，但所有歷史背景、情境及補充信息均經過研究和核實，以確保準確性。

地圖動畫由曼蘇爾·阿齊茲（Mansour Aziz）和拉亞爾·哈提卜（Layal Khatib）制作。編輯支持由曼蘇爾·阿齊茲提供。特別鳴謝“知識工坊”（The Knowledge Workshop）——一個致力于（再）探索和收集女性故事的女性主義工作室——在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方面給予的指導；感謝《饑荒世界：黎巴嫩在一戰苦難邊緣的生活》（Famine Worlds: Life at the Edge of Suffering in Lebanon’s Great War）一書的作者泰勒·布蘭德（Tylor Brand）為地圖注釋提供的歷史參考；以及感謝理查德·薩拉梅（Richard Salame）和萊拉·亞明（Layla Yammine）進行的事實核查。

恐懼早已籠罩了他們的心頭。過去一個月來，自從附近村莊發生大屠殺的消息開始傳開后，塔爾比卡（Tarbikha）的居民便一直睡在田野里。法蒂瑪·胡拉尼的丈夫迪布和其他男人們輪流在夜間守衛村莊。然而，他們完全沒有料到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法蒂瑪當時正在屋外，目睹武裝分子從山坡上疾馳而下，直奔她的村莊。他們乘坐坦克而來，手持步槍，身穿英國軍裝，頭戴圓頂鋼盔。他們的膚色從蒼白如紙到黝黑如炭都有。她不知道他們是誰——只知道他們令人不寒而栗。她僵立原地，直到嫂子猛地將她拉回現實。

“大家都在逃跑，”嫂子厲聲喝道，“你還想站在那兒看熱鬧嗎？”

94歲的法蒂瑪至今仍清晰記得那場混亂：人們四散奔逃，公婆慌亂地收拾家當，婆婆把房產證塞進她的包里，公公則遞給她一摞盤子讓她頂在頭上。當時她已懷有九個月的身孕，在沉重的負擔下步履維艱。幸運的是，在民兵抵達他們家之前，全家都成功逃了出來。她說，等他們到達村中心時，村民們早已四散逃離。

“有些人帶走了家門鑰匙；我們甚至懶得鎖門，”她告訴《公共來源》，“就連雞群也因恐懼而四處奔逃。”她停頓了一下，目光掃過墻壁時眼中閃過一絲痛楚。“你為什么要讓我翻出這些痛苦的回憶？”她聲音顫抖地問道。

法蒂瑪當時看到的士兵是恐怖主義民兵組織 “ 哈加納 ” 的成員，該組織名稱源自希伯來語中 “ 防御 ” 一詞。哈加納是實施 “ 浩劫 ” （ Nakba ）（對巴勒斯坦的種族清洗）的主要猶太復國主義準軍事組織之一。 1948 年 5 月后，它成為新生的以色列國家正規軍的核心力量。這支從民兵轉型而來的軍隊于當年年底進入塔爾比卡，迫使居民徒步逃離，使村莊變得荒涼破敗。

94歲的法蒂瑪·胡拉尼因背部受傷而臥床不起。她的床頭總是放著一串念珠、錢包和手機。她獨自住在蘇爾市的一套兩居室公寓里，女兒偶爾會來看望她。盡管當天病重，法蒂瑪仍詳細講述了她在塔爾比卡的悲慘經歷，以及1948年該村莊如何被哈加納恐怖民兵組織摧毀。黎巴嫩蘇爾市，2024年4月16日。（拉尼婭·薩阿達拉/《公共來源》）

法蒂瑪和她的家人花了將近一整天的時間，才抵達最近的安全避難所：一片名為哈萊特·瓦爾德（Khalet Wardeh）的簡樸綠地。不久后，她丈夫的一位朋友邀請他們暫住附近的黎巴嫩村莊艾塔·沙阿布。從那里，他們的旅程帶他們穿過了黎巴嫩南部的各個村莊：艾塔、亞泰爾、哈達薩、馬拉凱，最終到達賽達以南阿德隆附近的阿布·阿斯瓦德。

胡拉尼一家（編者注：與本文作者無親屬關系）從塔爾比卡自家土地上的農夫，變成了在別人農場里務工的勞工。雇主對胡拉尼一家待遇很好，允許他們在自家土地上搭起帳篷居住。但一邊撫養10個孩子，一邊從零開始重建生活，這無疑是一項艱巨的挑戰。

“ 我常看到父親坐在樹下，眼中含淚，追憶在塔爾比卡的往昔歲月，以及我們失去的一切， ” 法蒂瑪的兒子馬哈茂德 · 胡拉尼告訴《公共來源》雜志。

《七村的案例》一書的作者馬哈茂德·胡拉尼在其位于阿德隆的家中。胡拉尼依然心懷希望，夢想著能回到祖輩居住的塔爾比卡村。2024年3月16日。（麗塔·卡巴蘭/《公共來源》）

爾比卡的命運與歷史上的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區如出一轍：猶太復國主義民兵驅逐了原住民，為建立一個建立在系統性殖民暴行和土地掠奪之上的定居者殖民主義種族國家讓路——這種暴力結構一直延續至今。

但塔爾比卡及其周邊六個村莊——阿比爾卡姆（Abil al-Qamh）、胡寧（Hunin）、納比尤沙（Nabi Yusha）、卡達斯（Qadas）、薩爾哈（Salha）、馬利基亞（al-Malikiyya）——在持續至今的定居者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及大規模流離失所的歷史中，構成了一個獨特的篇章。位于巴勒斯坦北部與黎巴嫩南部之間這片模糊地帶的黎巴嫩“消失的七村”的故事，凸顯了地圖上劃定的邊界所蘊含的任意性。其起源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當時英法殖民委任統治當局無視當地居民的利益，劃定了黎巴嫩與巴勒斯坦的邊界。

在英法劃界之前，這些村莊是如今黎巴嫩南部及被占領的巴勒斯坦北部地區眾多小型社區和農場構成的生活圖景的一部分。20世紀20年代初，當新邊界將它們劃入英國管轄區后，這些村莊的居民雖繼續過著與從前相似的生活，但此時已生活在英國巴勒斯坦委任統治區之下。然而，在“浩劫”期間，哈加納等猶太復國主義民兵組織開始對該地區包括這七個村莊在內的多個村落實施種族清洗。這七個村莊的原住民被迫前往最近的安全避難所，他們逃往了當時已屬黎巴嫩境內的親戚、朋友和昔日鄰居那里。

面對無法返鄉的殘酷現實，他們開始重建支離破碎的生活。盡管資源匱乏、流離失所的痛苦纏身，且為獲得黎巴嫩國籍進行了漫長的抗爭（這一權利多年來一直被黎巴嫩政府所剝奪），他們依然堅持了下來。如今，以色列定居點占據了原來的七個村莊曾經所在的土地，而這些村莊的阿拉伯語名稱被替換為希伯來語名稱，這正是占領當局長期試圖篡改和抹殺歷史的明證。阿比爾卡姆、胡寧、納比尤沙、卡達斯、薩爾哈、馬利基亞和塔爾比卡這七座阿拉伯村莊，分別被改名為尤瓦爾（Yuval）、馬爾加利奧特（Margaliot）、拉莫特納夫塔利（Ramot Naftali）、伊夫塔（Yiftah）、伊爾翁（Yir'on）、阿維維姆（Avivim）、馬爾基亞（Malkia）和肖梅拉（Shomera）。

占領塔爾比卡的定居者翻修了他們搶占的部分房屋；而在卡達斯等地，他們則徹底摧毀了民居。他們將歷史遺址改造成旅游景點，并將胡拉尼家族的農場等地方改造成農業平原。占領軍還在部分土地上修建了軍事基地，例如在馬利基亞，那里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的絕佳視野 —— 這一切都是為了進一步侵占該地區而持續進行的努力的一部分。

殖民時期的貪婪歷史

在奧斯曼帝國時期（1516年至1918年），巴勒斯坦與黎巴嫩之間并無明確的邊界劃分。包括本文提及的七個村莊在內的黎巴嫩南部村莊均屬于一個名為“阿梅爾山”（Jabal Amel）的更廣闊的地區。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奧斯曼帝國戰敗后，法國和英國作為委任統治國接管了地中海東部地區。1916年，英國外交官馬克·賽克斯與法國外交官弗朗索瓦·喬治-皮科為各自國家在中東的帝國利益起草了一份秘密協議，即后來廣為人知的的《賽克斯-皮科協定》。該協定為塑造現代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國界的邊界劃分奠定了基礎。一年后的1917年11月2日，英國外交大臣阿瑟·貝爾福致函英國猶太復國主義領袖萊昂內爾·沃爾特·羅斯柴爾德，表示支持“在巴勒斯坦為猶太人民建立一個民族家園”。這一宣言鼓舞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促使他們向英國當局爭取更多土地，包括英國吞并的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區。

猶太復國主義者反對《賽克斯-皮科協定》最初劃定的邊界，因為該協定將黎巴嫩的南部邊界定在海法以北24公里處，并延伸至太巴列湖。1919年，四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致函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巴黎和會，主張巴勒斯坦的北部邊界應從賽達延伸至卡拉翁（Qaraoun）。這些組織希望完全控制位于《賽克斯-皮科協議》劃界線以北約29公里處的利塔尼河。
盡管法國堅持將利塔尼河保留在黎巴嫩境內，但主要的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仍敦促英國對法國施加更大壓力。

1920年9月1日，法國黎凡特高級專員亨利·古羅宣布在“自然邊界”內建立大黎巴嫩（Greater Lebanon），其中包括阿梅爾山地區的村莊。[]南部邊界的最終劃定被推遲至法國與英國日后達成的國際協議，該協議的首個版本于同年12月出爐。

1920年12月，英法兩國的保萊特-紐科姆委員會（Paulet-Newcombe Commission）啟動談判，旨在最終確定英國托管巴勒斯坦與法國托管黎巴嫩之間的邊界。談判結束時，巴勒斯坦的北部邊界被劃定為從拉斯納庫拉（Ras al-Naqoura）延伸至梅圖拉（Metulla）。黎巴嫩失去了30至40個村莊；由于其中許多由開闊的農田、田地和零星的房屋群組成，具體數量的估計存在差異。據軍事學院高級軍官阿明·霍泰特（Amine Hotait）所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通常被稱為“消失的七村”的七個村落。2000年，他作為黎巴嫩邊界劃界委員會主席，負責核實以色列從黎巴嫩南部撤軍的情況（編者注：阿明·霍泰特（1949-2024）于今年早些時候接受我們采訪后數月離世）。

1923 年，法國與英國簽署了《 保萊特 - 紐科姆 協定》（ Paulet-Newcombe Agreement ），并于 1926 年完成了相關法律程序。然而，早在 保萊特 - 紐科姆 委員會完成工作之前，法國便于 1921 年在黎巴嫩進行了人口普查，并已授予被吞并村莊的居民黎巴嫩國籍。但僅僅五年后，這些村莊的居民便失去了黎巴嫩國籍 —— 這一行政程序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他們并未遷移，而是邊界在他們腳下變了——最終將他們從他們稱之為家園的土地上剝離。如今生活在英國委任統治下的他們，被重新歸類為巴勒斯坦公民。

薩爾哈的悲劇

1948年春天，代爾亞辛大屠殺的消息開始傳播。4月9日，猶太武裝分子沖進這個村莊，屠殺了至少107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許多兒童。恐懼在歷史悠久的的巴勒斯坦地區蔓延，人們擔心自己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在薩爾哈村，托爾法一家迅速收拾行裝，逃往步行不到一小時路程的最近村莊賓特杰貝勒。幾個月后，抵達黎巴嫩南部的幸存者向哈桑·托爾法講述了薩爾哈村發生的事情。他隨后將這些故事傳給了自己的子女。75多年后，哈桑的兒子塔拉爾·托爾法回憶起這段令人心碎的往事：

某夜，來自“謝瓦”（第七）旅的士兵——這支以色列占領軍部隊成立于1948年阿以戰爭期間——乘坐裝甲車抵達薩爾哈村。他們要求村長（mokhtar）納伊姆·伊斯梅爾·薩拉米交出所有槍支，以換取新的身份證。薩拉米表示，這么晚了無法找到所有村民，請求占領軍士兵等到第二天早上。“到那時，我們已經占領了整個加利利，”塔拉爾回憶起其中一名士兵的回答。

民兵們逼迫薩拉米立即召集村民，聲稱將給他們發放新的身份證。薩拉米指示村里的報信人爬上清真寺的宣禮塔，要求村民們聚集在清真寺外的廣場上。目擊者事后回憶說，當村民們聚集時，看到兩名以色列士兵坐在一間房子的外面，悠閑地喝著咖啡。當大約105名村民終于聚集在薩拉哈清真寺外時，他們發現自己被10輛架有重機槍的裝甲車包圍。一名指揮官用阿拉伯語向人群發出最后通牒，威脅稱若不交出武器便開槍射擊。在他與士兵用希伯來語簡短交談后，這個軍官發出信號，士兵們隨即向村民們傾瀉了一陣密集的彈雨。

“有些人僥幸逃脫，他們先是匍匐在地躲藏起來，待民兵離開后才設法跑開，”塔拉爾向《公共來源》透露。遇難者包括婦女、男子、兒童和老人。據說，三公里外的亞倫村居民聽到了從薩爾哈傳來的陣陣慘叫。他們急忙將傷員送往附近村莊的醫院。薩爾哈大屠殺標志著以色列首次對黎巴嫩公民實施屠殺。

塔拉爾·托爾法手中拿著他自己和姑媽（父親的妹妹）的黎巴嫩身份證，以及他家人的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登記卡——在獲得黎巴嫩身份證之前，他們需要這些證件。托爾法回憶起父親曾用望遠鏡觀看他在被占領的薩爾哈村的學校的情景。2024年3月16日。（麗塔·卡巴蘭/《公共來源》）

故土上的“外邦人”

來到黎巴嫩后，這七個村莊的居民突然發現自己被歸類為巴勒斯坦難民。馬哈茂德·胡拉尼回憶起父親迪布曾提到，只有極少數人能獲得黎巴嫩國籍，“前提是他們持有法國委任統治時期頒發的黎巴嫩身份證，并繳納100黎巴嫩鎊。”

“我以前常拿我爸開涮，說他錯失了獲得公民身份的機會，因為他有那張證件卻沒那筆錢！”馬哈茂德笑著說道。

沒有公民身份，他們面臨諸多限制。時至今日，巴勒斯坦難民在黎巴嫩的權利依然有限，被禁止從事包括法律、工程、醫學和軍事在內的39個行業，也無法擁有房產。數十年來，他們被迫依賴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提供的醫療和教育等服務。該機構是聯合國專門為在“浩劫”（Nakba）期間淪為無國籍者的數十萬難民提供援助而設立的。胡拉尼還回憶起1969年對巴勒斯坦人實施的嚴格宵禁，當時他僅僅是出門上學就必須申請許可證。

馬哈茂德與這七個村莊的其他居民一樣，試圖重新獲得黎巴嫩國籍——這本是殖民勢力曾授予他們的，卻又因殖民勢力的反復無常及其不斷變動的版圖而被隨意剝奪。“我花了很多錢雇傭律師試圖恢復國籍，”他說，“但總是無疾而終。” 1994年，時任總統埃利亞斯·赫拉維簽署了第5247號入籍法令，該法令特別允許這七個村莊的居民（以及其他群體）獲得公民身份。然而，該法令排除了數百人，有時甚至來自同一個家庭，導致許多人至今仍處于無國籍狀態。馬哈茂德及其家人是該法令涵蓋的對象之一。“但該法令將我們視為剛剛獲得黎巴嫩國籍的外國人，”他說，“而非重新獲得與生俱來權利的原住民。”

就在馬哈茂德家不遠處，另一個非凡的故事正在上演。哈桑·托爾法于2023年以94歲高齡去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深愛著自己那個如今已被毀滅的家鄉薩爾哈。他的子女們說，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從未放棄過重返故鄉的希望。

與胡拉尼家族一樣，托爾法一家也在1948年被驅逐后定居于阿德隆（Adloun）。托爾法家無力購買房屋，于是家中的男人們用泥土建了一間房。哈桑的母親做裁縫謀生；他的父親早在數年前便已去世。作為長子，12歲的哈桑成了家里的頂梁柱。

年幼的哈桑聽說農業發達的阿德隆有工作機會，于是他開始種地、除草、修剪和收割作物。他會采摘果蔬，然后搬運沉重的農產品箱子進行運輸和包裝。“我父親很出眾，地主們都很喜歡他，”塔拉爾自豪地說。“于是他們開始按成年人的工資標準付給他報酬，而不是按兒童的標準。”塔拉爾講述起他的父親成年后曾與政治家、議員阿德爾·奧塞蘭結為好友。奧塞蘭出身于一個富裕的糧食商人家庭，是當時政壇的顯赫人物，曾在1950年代擔任議會的議長。1982年，奧塞蘭承諾將幫助哈桑及其家人恢復公民身份。托爾法一家在薩爾哈曾持有黎巴嫩身份證，但流離失所后，國家拒絕給予他們的子女同等身份。

奧塞蘭向時任總統埃利亞斯·薩爾基斯請愿，要求為托爾法一家頒布一項特殊的入籍法令。但薩爾基斯猶豫了：當時國家正深陷一場殘酷的內戰。受以色列支持的右翼基督教民兵組織正與巴勒斯坦派系交戰，并對黎巴嫩境內的巴勒斯坦難民發動暴力襲擊。薩爾基斯建議奧塞蘭向黎巴嫩力量民兵組織的領導人巴希爾·杰馬耶勒進行協商，該組織是右翼基督教長槍黨（Kata’eb /Phalange）的準軍事分支。據傳，奧塞蘭與杰馬耶勒關系良好。于是，在杰馬耶勒的同意下，薩爾基斯總統簽署了授予托爾法家族黎巴嫩公民身份的法令。同年9月，杰馬耶勒遭暗殺。隨后，黎巴嫩力量民兵組織與以色列軍隊勾結，對巴勒斯坦難民實施了大規模屠殺，即后人所稱的“薩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殺”。

薩爾哈的記憶

薩爾哈大屠殺在哈桑·托爾法心中留下了深刻而難以愈合的創傷。“他永遠都無法釋懷那種不公與冤屈，”塔拉爾說，“只要以色列存在一天，我父親就從未有過一天安寧。”為了讓家人擺脫貧困，哈桑將兄弟姐妹的教育放在首位，并開始攢錢。到1976年，他已攢下5千黎巴嫩鎊（當時約合1,741美元）買下一間小房子，并積攢了7萬黎巴嫩鎊（當時約合24,376美元）購置了15德南（1.5萬平方米）的土地。

哈桑因長子阿貝德·卡里姆（Abed al-Karim）而被稱為“阿布·阿貝德”（Abu el-Abed），此后他的生活日漸富足。他成家立業，育有14個子女，并成為阿德隆地區頗具影響力的地主。時至今日，他的兒子們仍通過在阿德隆和薩拉凡德（Sarafand）的種植園延續著他的事業。哈桑常去馬龍拉斯村，在那里他可以眺望邊境對面的薩爾哈。他常向兒孫們講述那些地方的位置，以及昔日一切的模樣——如今那里已被以色列的伊爾翁和阿維維姆定居點所取代。

“他會用望遠鏡指著自己曾經就讀的學校，那所學校至今仍清晰可見，”塔拉爾回憶道。他的父親一直珍藏著祖父的身份證，上面顯示薩爾哈隸屬于黎巴嫩南部的蘇爾區，此外還有證明家族土地所有權的文件。他腦海中還清晰地保留著那些廣闊山丘的記憶——那里曾是家族放置蜂箱的地方；還有父親在薩爾哈作為商人生意興隆時經營的店鋪；以及在郁郁蔥蔥的煙草田和豐收的莊稼之間，在橄欖樹和無花果樹蔭下的悠閑生活。

阿布 · 阿貝德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因肺癌去世。盡管他的子孫后代散居世界各地，但他對薩爾哈的記憶與熱愛卻通過他們得以延續。

阿德隆的香蕉園為胡拉尼和托爾法等家庭提供了工作機會，這兩個家庭分別于1948年被驅逐出他們所在的塔爾比卡村和薩爾哈村。2024年3月16日。（麗塔·卡巴蘭/《公共來源》）

由解放重燃的希望

胡拉尼家族和托爾法家族的命運，反映了來自這七個村莊的大多數居民的共同經歷——他們曾逃往鄰近的城鎮和村莊尋求庇護，并在此重建了生活。許多人定居在黎巴嫩南部的各個村莊，但他們的后代卻在從1982年開始的、長達18年的殘酷以色列占領期間飽受煎熬。占領期間，黎巴嫩南部的日常生活充斥著對生存的持續恐懼和頻繁的暴力襲擊，即便是像熙熙攘攘的市場這樣人口稠密的地區也不例外。

作為以色列代理人的極右翼基督教民兵組織“南黎巴嫩軍”（SLA）運營著臭名昭著的基亞姆監獄，該監獄因使用酷刑而聞名。囚犯被剝光衣服，先后澆淋冷水和熱水，并遭受電擊。在與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合作期間，南黎巴嫩軍拘留了約5000人，其中包括500名婦女。

2000年5月25日，在真主黨以及歷史上的巴勒斯坦抵抗派系、黎巴嫩左翼和世俗武裝團體近二十年的激烈抵抗下，以色列占領軍最終被迫從黎巴嫩南部撤離。同年，聯合國劃定了全長120公里的“藍線”，該線至今并非正式邊界，而是一條“撤軍線”。

在這七個村莊中，塔爾比卡和胡寧有超過2000德南（約2平方公里）的土地回歸黎巴嫩主權，而其余面積更大的部分仍處于以色列占領之下。被解放的區域僅包括原村莊外圍的小片開闊平原。最大的農田，以及如今已成石砌廢墟的村莊街道、民居和商鋪，仍處于以色列控制之下。

胡寧作為七個村莊中規模最大的一個，擁有可追溯至12世紀末的悠久歷史。旅行者曾將其描述為風景如畫的村莊，依偎在十字軍城堡的廢墟旁——這正是其古老遺產和考古價值的明證。坐落于低矮山丘之上的胡寧，曾坐擁郁郁蔥蔥的綠意，其肥沃的下谷地孕育著生機勃勃的谷物、蔬菜和水果作物。

這些胡寧的這些景象縈繞在吉哈德 · 查魯爾心中。盡管他從未踏足過祖輩的村莊，但2000年南部的解放成為他試圖奪回故鄉的契機。

吉哈德·查魯爾與兒子在達希耶的家中。查魯爾從親戚手中購得位于胡寧解放區的土地，并與其他胡寧居民共同建造了一處禮拜場所。隨后，他建造了自己的住宅，但該住宅于2024年1月被以色列軍隊摧毀。自那以后，查魯爾便無法返回他在胡寧的家中。2024年3月28日。（麗塔·卡巴蘭/《公共來源》）

查魯爾家族世代從事貿易和農業。代代相傳的故事將胡寧描繪成連接黎巴嫩與巴勒斯坦的繁華貿易樞紐。然而，1948年5月初，有傳言稱猶太復國主義勢力已抵達胡拉河谷。胡寧的居民們深知，他們的村莊將是下一個目標。“我的家人離開時以為很快就能回來，”吉哈德告訴《公共來源》雜志。

起初，一家人定居在村莊外圍一片種滿橄欖樹和無花果樹的小田地里。因丟失了鑰匙和官方證件而滯留此地，他們堅信這次流離失所只是暫時的。本以為只是短暫的中斷，卻拖延了數日乃至數周。他們搭起帳篷，盼著暴力襲擊能平息，但不到一個月，他們便意識到必須尋找一個更持久的避難所。

他們曾在赫爾貝特塞萊姆（Kherbet Selem）和代爾扎赫拉尼（Deir al-Zahrani）等南部村莊尋求庇護。吉哈德的母系親屬最終定居于塔爾扎塔爾（Tal al-Zaatar），而父系親屬則在戈貝里找到了避難所，這兩個地方都位于貝魯特郊外。盡管查魯爾家族在法國委任統治時期并未持有黎巴嫩身份證，但根據1994年的法令，他們獲得了黎巴嫩國籍。

即使在孩提時代，吉哈德就已深諳家鄉深遠的歷史意義，也明白家族因猶太復國主義定居者殖民暴行而遭受的不公。1984年，年僅五歲的他隨家人前往南部邊境，一睹故鄉村落的風貌。吉哈德至今仍清晰記得，當他的足球滾過邊境線時，內心涌現出的沮喪與憤怒。

“ 我當時哭了起來，心想這顆球現在落到猶太復國主義者手里了。”他 說 。

夢想成真

隨著歲月流逝，吉哈德心中的怨恨與日俱增。2000年南部的解放讓他不禁思考：如果……如果能讓胡寧重獲新生并重新奪回，哪怕只是在解放區的一小塊土地上，那該多好啊？

在以色列戰敗后的那些年里，受經濟拮據和打理家族運營的廢品回收場業務的責任所限，吉哈德和家人只是零星地造訪過這些解放區。但到了2016年，吉哈德偶然在臉書上看到有人發布了前往胡寧解放區的游記，并分享了他們在開闊的荒地上靜坐的照片，從那里可以直視馬加利奧特定居點。

這成了一個轉折點。吉哈德立即加入了他們，開創了在該地區聚會的傳統，每次都會帶上幾把椅子，坐在那里待上幾個小時。“如果這片土地最終閑置不用，那將是一種浪費，”他暗自思忖。

吉哈德開始帶著家人，隨后又邀請朋友和鄰居前往該地。大家齊心協力，在祖傳村莊邊緣的這片解放土地上搭起了一頂帳篷。盡管這片土地屬于吉哈德的母系和父系家族，而非他本人直接所有，但這頂帳篷卻成為了村莊的新中心——胡寧人每周聚會的場所。

“我從小就沒有故鄉，一直好奇擁有故鄉會是怎樣的感覺，”吉哈德說道，“父母對村莊的絮絮叨叨更讓我對此充滿向往。”

吉哈德從親戚手中買下了一部分土地。在其他胡寧居民的資金和實際幫助下，他們在這片土地上建起了一處祈禱場所，配有自來水和廁所以接待訪客。起初該區域僅停放 20 輛車，很快便增至 300 輛。短暫的探訪逐漸演變為整日的聚會，人們在此講述故事、歡聲笑語、共進午餐、吟唱阿塔巴民歌、跳達布克舞，并舉行阿舒拉節聚會。無論是在寒冬時節，還是在炎炎夏日，胡寧人終于找到了一個相聚之地，得以與自己的根重新建立聯系。

位于貝魯特南部郊區達希耶的吉哈德家中保存的薩爾曼·卡梅爾·查魯爾所擁有的胡寧村的房產的聲明。2024年3月28日。（麗塔·卡巴蘭/《公共來源》）

到2019年，吉哈德攢夠了錢蓋了一棟房子——他認為這是自1948年以來，在“藍線”黎巴嫩一側的胡寧土地上建起的首棟住宅。“我一直想實現母親的愿望，在她那塊地里種上作物，”他說。

吉哈德的家是一棟三層樓房，配有紅陶的屋頂瓦片、游泳池、裝飾性水井、傳統泥爐和花園。它距離馬爾加利奧特的定居者住宅僅幾公里之遙。他提到，那些住宅采用歐洲建筑風格，由白色石材建造，周圍環繞著紫色野花田和廣闊的綠地。吉哈德的家坐落在山頂，俯瞰著那些侵占了他祖傳土地的占領者。

沿著“藍線”蜿蜒而下的道路，距離吉哈德的家僅幾米之遙——實際上步行即可輕松抵達。幾公里外矗立著以色列的阿巴德軍事基地，高聳在將南黎巴嫩與歷史上的巴勒斯坦分隔開來的三米高水泥墻后方。

“ 我父母欣喜若狂；他們以前每個周末都會來陪我， ” 吉哈德談起在新家的最初歲月時說道。 “ 我母親會采摘果蔬， ” 他在補充這一點時，臉上洋溢著自豪的神情， “ 因為她的夢想終于實現了。 ”

不可避免的回歸

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發動的種族滅絕戰爭給這片被圍困的土地上的民眾帶來了毀滅性打擊。官方報告稱死亡人數近4.3萬，但一些估計認為實際死亡人數可能接近9.2萬。這場戰爭已蔓延至黎巴嫩，迄今已造成超過3500人喪生。

自戰爭爆發以來，吉哈德和他的家人一直無法前往胡寧。2024年1月29日，他接到黎巴嫩軍方打來的電話，告知他的房子遭受了部分損毀。“我告訴他們別給我撒謊，直接說房子被徹底摧毀就可以了，”他告訴《公共來源》雜志。他停頓了一下，目光變得空洞，努力試圖用言語表達自己的感受。“胡寧再也沒有大型聚會了。夢想再也無法實現了。”如今，他暫居貝魯特，在那里追憶往昔——仿佛歷史正在重演：現實再次被以色列奪走。“我的祖先當時也是這種感覺嗎？”他自言自語道，聲音里帶著心碎與難以置信。

但吉哈德還不愿承認失敗。“一有機會，我就會立刻開始重建房子，”他發誓道。“我們就在那里，俯瞰著以色列定居點，這本身就是一種抵抗，我們會確保這種狀態持續下去。”

以色列的占領繼續給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的生活帶來巨大破壞。其公開宣稱的目標之一，就是將黎巴嫩南部的邊境村莊變成一片荒蕪的緩沖區，使其居民無法居住。

盡管以色列將這七個村莊夷為平地，但一些歷史遺跡依然存在，被猶太復國主義政權改造成了旅游景點。在卡達斯，一座羅馬神廟的殘骸靜靜地佇立著，成為古代的無聲見證。在附近的納比尤沙村，先知尤沙的圣殿映照著村莊的宗教歷史。胡寧村的十字軍堡壘巍然聳立，見證著其豐富的政治過往。

盡管村莊已從物理上消失，記憶卻依然長存。像托爾法、胡拉尼和查魯爾這樣的家族并未放棄對土地的主張，并持續讓歷史鮮活地延續。

在薩爾哈，那所窗戶已被鑿空的狹長校舍依然佇立著，成為村莊最后一道令人心酸的殘影。塔爾比卡清真寺的圓頂在雜草叢生的灌木叢中若隱若現。在馬利基耶，散落的石塊隱約勾勒出那里曾經的生活景象，而阿比爾卡姆的遺跡則幾乎蕩然無存。

關于塔爾比卡的記憶——迪布·胡拉尼曾將卷煙紙系在蜜蜂翅膀上以尋找野生蜂巢；關于薩爾哈的記憶——阿布·阿貝德在初學英語時表現優異——這些記憶在原住民離世后依然長久地流傳著。

94歲的法蒂瑪回憶起自己身著婚紗、手持遮陽傘，騎馬從家鄉克奈塞前往塔爾比卡參加婚禮的情景。村民們在村里的廣場迎接她，隨著女歌手的悠揚歌聲跳起達布克舞，那旋律讓人聯想到民俗歌曲《達盧納》（Dal'ouna）。

塔爾比卡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行為舉止以及當地的烹飪方法都與法蒂瑪原籍的克奈塞（位于現今黎巴嫩南部）極為相似。“那簡直就是一模一樣的生活，”她說道。“塔爾比卡人制作薩吉餅（Saj）的手藝堪稱一絕。”她的兒子馬哈茂德撰寫了《七村的案例》（The Case of the Seven Villages）一書，并組織了旨在支持黎巴嫩塔爾比卡的民眾的多項活動。

馬哈茂德 · 胡拉尼從帳篷里的簡陋生活起步，如今已擁有一座大房子。然而，他最大的夢想依然是回到祖先的土地上。 “ 希望與日俱增，尤其是在持續的戰爭中， ” 他說， “ 正義必須歸還給它的真正主人。 ”

抗拒抹殺：胡拉尼家族的永恒記憶

本組攝影報道是《被地圖抹去：黎巴嫩消失村莊的悲慘歷史》的配套作品。

在“大災難”（1947-1949年）期間，猶太復國主義民兵清空了400多個巴勒斯坦城市、城鎮和村莊。其中35個位于加利利地區，包括7個歷史上屬于大黎巴嫩、但于1923年被置于巴勒斯坦管轄之下的村莊。這些村莊的原居民及其后代始終緊握著家族的故事——從愉快的童年回憶到駭人聽聞的大屠殺敘述——正如他們緊握著歸鄉的希望一樣。來自被奪走的阿拉伯村莊塔爾比卡的胡拉尼家族便是其中之一。

其余六個村莊分別是阿比爾卡姆、胡寧、納比尤沙、卡達斯、薩爾哈和馬利基亞。

一張地圖，標注了在“浩劫”期間遭到猶太復國主義恐怖民兵實施種族清洗的七個阿拉伯村莊。2024年3月16日。（麗塔·卡巴蘭/《公共來源》）

馬哈茂德·胡拉尼的著作《七村的案例》，位于印有阿克薩清真寺圖案的凱菲耶頭巾左側，頭巾上寫著：“巴勒斯坦——我們來了。”

《七村的案例》一書的作者馬哈茂德·胡拉尼正在查閱他多年來保存的眾多文件。這些文件記載了關于七個被占村莊的信息和證據。馬哈茂德正在查看戶籍記錄（上）以及他向黎巴嫩山上訴法院提交的黎巴嫩公民身份法律申訴書（下）。在阿德隆的家中，胡拉尼依然懷抱希望，夢想著能回到祖輩居住的塔爾比卡村。2024年3月16日。（麗塔·卡巴蘭/《公共來源》）

一份1947年塔爾比卡房產的產權文件。2024年3月16日。（麗塔·卡巴蘭/《公共來源》）

馬哈茂德的母親法蒂瑪·胡拉尼現年94歲，她親眼目睹了1948年哈加納恐怖民兵入侵并摧毀塔爾比卡村的那一天。黎巴嫩蘇爾市，2024年4月16日。（拉尼亞·薩阿達拉/《公共來源》）

馬哈茂德·胡拉尼和他的妻子薩爾瓦多年來一直受宵禁限制，就連上學這樣基本的活動，離開家門也必須獲得許可。盡管他們聘請了律師協助辦理黎巴嫩身份證，但直到1994年，時任總統埃利亞斯·赫拉維簽署了一項入籍法令，使他們終于能夠獲得身份證，此前所有努力均無疾而終。2024年3月16日。（麗塔·卡巴蘭/《公共來源》）

盡管村莊已不復存在，胡拉尼一家的記憶依然存續，他們依然堅守著對這片土地的主張。2024年3月16日。（麗塔·卡巴蘭/《公共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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