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的歷史十分短暫,不過18年;可這18年卻是相當精彩。南明開始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禎在煤山自縊、清軍入關,此時大明還有南方的半壁江山,淮河以南全部的蘇、浙、皖、贛、閩、粵、桂、湘、鄂九省,再加上云貴、川南、部分江北州縣,面積約251萬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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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北方的南明,擁有著整個大明經濟最繁榮、人口最密集的江南地區。而南宋最鼎盛時期,只有約200萬平方公里土地,大致范圍是秦嶺—淮河一線以南,含川東、河南南部,不含云貴。
直到南明后期,即永歷皇帝在位期間,還有近200萬平方公里土地,接近南宋的疆域規模。
但為什么南宋能守住半壁江山享國152年,南明卻如曇花一現般迅速覆滅。
關于南明,顧誠曾在《南明史》中評價道:“內斗就要亡國,亡國也要內斗。”
討論南明,我們首先要明確一個概念:南明不是像南宋那樣的一個統一政權,而是清軍入關后尚未攻占的一大片地區。這片地區內有張獻忠、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殘部,有高杰、黃得功、劉良佐、左良玉等軍閥,還有高高在上被養廢的福、魯、唐、桂四大明朝王族派系。
南明的局勢不像春秋,而像是戰國:內部動輒自相殘殺,誅人九族。南明其實相比南宋,更有存續優勢:永樂年間朱棣遷都北京后,在南京留下了一套完整的國家行政機構;南京還有陪都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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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一自殺、北京一淪陷,南京的行政班子就自動取代北京。當時的南京跟已淪陷的北京中樞相比,就差一個皇帝了。皇帝的事情其實很好解決,從地方藩王里挑一個嘛,反正明朝又不是沒干過這事。
有個人選特別合適:福王朱由崧。不僅合適,還合法、合理。更何況當年的老福王朱常洵,還是萬歷朝太子的強力競爭人選。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利益之爭。
北平淪陷對東林黨的影響甚小,如果說明末北京朝廷是東林黨的“眾正盈朝”,那南明朝廷就是東林黨的根據地、大本營。東林黨因害怕福王朱由崧繼位為帝后,會算當年老福王朱常洵沒當太子和皇帝那筆賬,堅決反對福王朱由崧繼承大統。
最后東林黨選定明神宗的侄子潞王朱常淓繼位。放著明神宗的孫子不立,立明神宗的侄子,這說得過去嗎?當時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四處奔走,希望各方支持福王朱由崧繼位。鳳陽總督馬士英則選擇了一種十分粗暴的手段解決問題:直接宣布福王朱由崧監國,后擁立其為帝。
南明的黨爭在這時,就已經初見端倪了:史可法和馬士英都支持福王,但兩者的手段、立場都不同。前者是南京朝廷派,后者是地方實權派。馬士英從龍有功,帶著一大批黨羽雞犬升天,史可法等原南京六部高官則失勢,東林黨遭到瘋狂打壓,閹黨也開始抬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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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其中有哪一個派別能徹底壓倒任何一方,并開始思考接下來大明該何去何從、是否北伐、該如何穩固江南局勢,那再造一個新大明不是不可能。但是整個南明朝廷,從中央到地方,全都忙著爭權奪利、貪污內斗,好像覺得無論李自成還是清軍都是秋后的螞蚱——蹦跶不了幾天。
其實南明的權貴和官吏們,不是不知道李自成和清軍的威脅,但是他們始終認為:撈到的錢、保住的命、搶到的官永遠是自己的,換個新王朝照樣吃香喝辣,歌照唱、舞照跳。
南明朝廷種種不靠譜的作為,既為清軍留足了遷都北京和打敗李自成的時間,也加速了整個新中樞朝廷的腐化。整個南明朝廷的中樞大臣,對清軍毫無抵抗可言,基本選擇投降。
南明朝廷剛立的第二年,弘光帝被俘,南明進入一個內斗新階段——六龍同朝:杭州的潞王朱常淓、應天的威宗太子王之明(崇禎假太子)、撫州的益王朱慈炲、福州的唐王朱聿鍵、紹興的魯王朱以海、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同一年宣布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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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明末的君臣都這么無能墮落?歷朝歷代王朝末年,都極少出現這般亂象。這可以怪朱棣把藩王宗室當豬養,也可歸咎于釀成土木堡之變、冤殺于謙的朱祁鎮,還可以怪萬歷皇帝不理政的懶惰,及對張居正的無情清算。
而造成明朝滅亡和南明亂象的最大責任人,當屬崇禎。遍觀古今中外,沒有哪個王朝或政權末期的君主,有崇禎這么大的權力。可是崇禎折騰了十七年,最后得出個讓人啼笑皆非的結論:“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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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能說出這句話,說明他根本不覺得自己有任何問題,認為自己很勤勉,只是大臣無能且背叛了大明,明朝才會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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