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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發善,貴陽市人。1935年冬,王發善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于時敏小學,1936年春考入貴陽中學初中部第31期。貴陽中學是貴陽一所有名的中學。學校里有田君亮等一批宣傳民主進步思想的老師。他們把《政治經濟學批判》《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論》等書籍介紹給勤奮向上的學生閱讀。當時,在貴陽中學的學生中閱讀馬、恩、列著作和魯迅、巴金等進步作家作品的風氣很盛,進步思想在學生中廣為傳播。
中共貴州省工委建立后,省工委在進步青年中組織“星光讀書會”“文學研究會”“科學研究會”等。由于勤奮好學,王發善成為了同齡同學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在貴中讀書時期,正值日寇入侵,國家處在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他們這批熱血青年很關心國際時事和國家大事,經常聚在一起議論俄國革命、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西安事變”等,期望全國上下精誠團結、抵抗侵略、收復河山、振興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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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王發善參加了地下黨組織領導的讀書會,從這以后,他那“孤僻”的性格有了較大變化。讀書會成員在學生中不斷擴大,通過王發善發展了周德程、王廷杰、葛師竹等人,組成了兩個讀書會。在中共黨員嚴金甡的領導下,讀書會引導大家閱讀了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書籍和進步文藝書籍。讀后,每人都寫讀書筆記或心得,每星期開一次會,交換心得,議論時事。國家民族的深仇大恨、國民黨反動當局的腐敗無能,使他這樣一個性格內向的青年,在認識和掌握了真理后,迸發出火般的熱情。王發善經常在學習會上講時事政治,他分析問題精辟,觀點新穎,得到同學們由衷的佩服。由于他的理論水平較高,辦事嚴肅認真,樸實正派,在同學中很有威信和號召力。他常年穿一件長衫,因此大家給他一個“牧師”的雅號,夸他是馬克思主義的布道者。
1937年6月,中共貴州省工委根據中央關于繼續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支持貴州省學生救國聯合會的成立。7月2日“學聯”正式成立后,以中共黨員、讀書會會員為骨干組成若干學聯小組。王發善積極參與貴中“學聯”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并與邱均治、丁培聰等創辦《血潮》墻報,宣傳民主進步思想,宣傳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反對分裂和投降的主張,批判妥協投降的“三日亡國”論。在“學聯”統一部署下,他秘密散發學聯的油印傳單《告同學書》。
1938年2月19日,國民黨貴州當局為打擊青年學生的抗日熱情,逮捕了“學聯”7位領導骨干和貴州地下黨的負責人,制造了震驚貴陽的“二·一九”事件。貴州當局的倒行逆施,使王發善進一步認清了反動派的丑惡面目。貴州“學聯”遭破壞后不久,“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貴陽地方隊部”在張益珊的領導下又秘密地組建起來,王發善積極參與其中,并且是貴陽中學初中部的負責人之一。他每個星期天都參加總隊在郊外的集體活動,與隊員們一起唱革命歌曲,討論時事演講比賽、聆聽進步老師的政治報告等。
在此期間,王發善還參與了中共貴州地下黨領導的“筑光音樂會”組織的演出活動,到郊區農村向農民進行抗日宣傳。
1938年7月,國民黨貴州省黨部在報上發出通告,指令一切社會團體必須到省黨部登記,逾期則視為非法組織。“民先”總隊幾經討論,派人與國民黨省黨部交涉后,決定登記,爭取公開。為了爭取社會各界的支持,“民先”散發傳單《告社會人士書》。貴陽中學的“民先”隊員,在劃分的區域內,把傳單送到住戶、商店和行人手中。開會前的晚上,王發善在家里精心地粘貼橫幅標語、小旗,他的父親還為他找來了旗桿。
8月13日,“民先”按指定地點到民眾教育館集合編隊。殊不知,這是貴州反動當局玩弄的陰謀,60多名“民先”隊員到民教館后,受到軍警和縣黨部操縱的“學生”糾察隊的包圍,特務頭子陳惕廬宣布“民先”為非法組織,勒令解散。王發善和“民先”負責人張益珊、凌毓俊等,毫不畏懼,拒絕在退隊聲明上簽字,與反動派從中午辯論到黃昏。30多名同學被惱羞成怒的軍警強行推上卡車,押送到省保安司令部,關在一間大牢房里,并把他們一個個剃成光頭,揚言要將他們送上前線。獄中,王發善與被捕的同學們斗志高昂,毫不氣餒。后經多方營救,他在臨開學前被保釋出獄。
經過血與火的洗禮,特別是經過“民先”事件的考驗,王發善對馬列主義信仰更加堅定不移,對革命事業更加無限忠誠,出獄后即被黨組織發展為中共黨員。這年,他初中畢業。
自加入黨組織之后,他變得更加成熟和堅定了。1939年初,根據工作需要,黨組織派他到貴州桐梓縣工作。到桐梓后,在省工委書記鄧止戈直接領導下,他和周德程被派往川黔邊界條件極為艱苦的蒲家場小學教書,以小學教員的身份為掩護進行革命活動。
同年春,蒲家場小學正式開學了。最初只辦了一個混合初小班,有三四十個學生,王發善教語文、算術,周德程教體育、音樂。課余,他們還給學生講抗日形勢,教唱抗戰歌曲,帶學生上街宣傳,經常到農民家去聊天,了解他們的疾苦,灌輸一些革命思想。他們的到來給這偏遠的山鄉帶來勃勃生機。
他們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組織上決定他們暫時轉移和隱蔽。1939年7月上旬學期結束,王發善和周德程離開了蒲家場小學。回到縣城后,王發善向鄧止戈匯報了工作情況。這期間,他認識了桐梓電臺分臺的王羽立、肖元庚。在肖元庚的指導下,他學習并初步掌握了無線電發報技術。
同年9月下旬,王發善從桐梓回到貴陽,旋即考入大夏中學高中部。但他并沒有放棄無線電發報技術,晚上在狹窄的閣樓和昏暗的煤油燈下,繼續練習發報指法。
1939年底,適逢貴州省政府無線電總臺招考報務員。王發善前去應考,錄取后,被分配到邊遠的望謨分臺擔任報務員。其父認為望謨交通不便,氣候惡劣,擔心他生病無人照顧,勸他不要去。王發善對父親說,這是同國民黨搶飯碗,機不可失,意義非常重要,不去不行。父母只得含淚送行。于是,他辦了退學手續,于1940年春節后背上行李,徒步到了望謨。
1941年春,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貴陽先后有地下黨員和進步青年被捕,王發善被變節分子出賣。在這樣一個機要部門內有共產黨員,使國民黨省黨部非常恐慌,立即密電興義專署專員劉時范逮捕王發善。王發善被逮捕后,被戴上腳鐐手銬,用大卡車押到貴陽,關進保安司令部監獄。
消息傳來,他母親哭得昏死過去,父親急得吐血。年幼的弟弟王福善每星期給哥哥送三次菜。每次送菜,都是經檢查后從一個小窗口遞進去的,他從來都沒有見到弟弟一面。有時只聽見聲音不見人影。高墻、鐵門隔開了親人,但卻隔不開弟弟對哥哥的愛和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
在獄中,面對敵人的酷刑逼供,王發善把生死置之度外,雖受盡摧殘,始終堅貞不屈,決不叛黨,決不出賣同志。每次家里從獄中換回的衣服上都可以看到血跡斑斑。
1942年深秋的一個夜晚,年僅23歲的王發善被殺害于保安司令部防空洞。
23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但是為了心中的理想,他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讓我們永遠銘記王發善,這個曾經普普通通的貴陽人,為革命書寫的不平凡的故事。
文字資料整理自貴陽革命烈士傳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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