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志愿填報季，考生和家長們都盯著各種大學排名和論文發表數量，試圖從那些密密麻麻的數據中找出一所“好大學”。然而，很少有人意識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一個大學發表的論文越多、榜單排名越靠前，這所學校就越不值得報考。論文發表本應是學術研究的一種自然產出，可當它變成評價大學的唯一尺度，變成大學瘋狂追逐的目標時，大學教書育人的本質就被徹底扭曲了，最終受害的正是那些滿懷憧憬走進大學校門的學生。

2026年春夏之交，一位退學的生物學博士，在網絡上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學術打假風暴”。

“耿同學講故事”接連舉報了多所知名高校的學者、教授涉嫌論文造假，被點名的包括手握“杰青”頭銜的資深學者。同濟大學很快查實了被舉報論文的學術不端行為，涉事院長被免職，第一作者被解聘。隨后，又有4所高校5名“杰青”被指在《自然》正刊或子刊發表造假的論文。

更令人震驚的是，“耿同學”直言：很多教授基本不進實驗室，更不做實驗。這些頂著“杰青”光環的學術領軍人物，連自己名下的論文造假都不監督，他們帶出來的學生，學到的又能是什么呢？而類似的事件，其實不過是高校“唯論文論”所催生的諸多惡果中最為極端的一個。由于評價導向和考核機制出了問題，許多教師尤其是青年教師將做科研、出成果作為頭等大事，為教學工作投入的精力和時間被大大壓縮。

蔡榮根，寧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理論物理學家。現任寧波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曾任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黨委書記、所長

作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寧波大學校長蔡榮根亦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發出警示：大學重科研、輕教學的傾向，已經成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教學工作事關人才培養大局，高校要從分類評價入手，消除這一隱患。如果一個大學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發表論文上，教師忙著寫文章、申項目，學生連老師的面都見不到幾次，這樣的大學，學生進去能學到什么？
與那些靠論文刷榜的研究型大學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些不以論文論英雄的學校，反而保留了大學教書育人的本來面目。天津外國語大學就是這樣一個典型。它雖然沒有動輒幾千篇的SCI論文，但它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人才培養上。學校舉辦“本科教學質量月”，開展形式多樣的教學研討與實踐，營造出“重教學、強質量、促發展”的濃厚育人氛圍。課堂上，教師組織學生分組搜集案例進行互動研討，同學們從被動的聽課者變成了積極的參與者。學校還構建“語言+技術+傳播”的融合培養體系，把產業一線“搬進”課堂，讓課堂與職場無縫對接。這樣的學校，規模雖不大，不過老師和學生之間互動頻繁，課堂內外充滿人情味，這才是傳統大學該有的樣子。

在這種環境中，學生才能沉下心來好好學習，才能真正學有所獲。而那些論文滿天飛的研究型大學，課堂上老師念PPT、課后學生見不到人、考試全靠劃重點，四年下來除了混一張文憑，什么也沒留下。
有人會說，論文發表多的學校排名高、名氣大、社會認可度高。可這些排名到底有多少含金量？各種大學排名中，最有說服力的指標就是論文數量和科研成果，幾乎所有的排名都對理工科學校更為有利，而且論文導向的評價體系必然導致“重科研、輕教學”的制度性矛盾，直接削弱大學最本質的人才培養功能。

換言之，那些靠論文刷上榜的大學，其實正是以犧牲教學質量為代價，換來了一個光鮮的名頭。大學的本質從來不是一個發表論文的工廠，而是一個探索真理、傳承智慧、塑造完整人格的學術共同體。論文發表的多與少，和本科生能不能受到良好教育，本來就沒有必然的聯系。甚至可以說，在現行評價體制下，論文越多，意味著教師越沒有時間教書，本科生越是得不到應有的指導。

因此，高考填報志愿的時候，考生和家長們不妨換一個思路：不要去追那些論文最多、排名最高、聲名最響的大學，而要去找那些真正把教學放在第一位的大學。什么樣的大學值得報考？看看這所學校有沒有舉辦教學質量月、師生互動是否頻繁，這些比論文發表數量實在得多。天津外國語大學這樣的學校，也許不為人熟知，也許在各種榜單上默默無聞，然而它在踏踏實實地教書育人，在認認真真地對待每一個學生。這才是值得去讀的大學。

說到底，讀大學是為了學到真本事、成為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而不是為了看老師發了幾篇論文。希望越來越多的考生能擦亮眼睛，在填報志愿時做出真正對自己人生負責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