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首座移動式多功能措施平臺“海洋石油283”平臺，采用“移動式+模塊化”設計，集酸化、壓裂、調驅、調剖、稠油熱采等功能于一體，并引入AI智能監測。該平臺于4月18日在山東青島交付，投用后預計單井增產作業周期縮短40%，綜合運營成本降低30%，將有效支撐渤海油田增儲上產。圖片來源：東方IC

能源是現代化的重要基礎和動力，能源保障和安全事關國計民生。從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加快建設能源強國”目標，到將“建設能源強國”寫入“十五五”規劃綱要，加快能源強國建設是中國一以貫之的戰略要求。中國的能源發展模式有哪些鮮明特點？在統籌能源安全、傳統能源與新能源發展方面積累了哪些經驗？這些經驗對全球南方國家推進能源轉型有何借鑒意義？未來，中國與非洲、中亞、南亞等地區在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可再生能源開發和產業鏈協同方面還將釋放哪些合作潛力？

圍繞上述議題，本報記者采訪了烏茲別克斯坦世界經濟與外交大學高等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主任阿博斯·波波霍諾夫（Abbos Bobokhonov）、安哥拉社會科學與國際關系高等學院副院長伊隆卡·德阿西斯-科斯塔（Ilonka Dilvánio de Assis e Costa）以及巴基斯坦伊斯蘭堡南亞與國際關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馬哈茂德·烏爾·哈桑·汗（Mehmood Ul Hassan Khan）。學者們認為，中國的能源發展策略在保障傳統能源安全的同時前瞻性布局可再生能源，不僅在國內實現了安全與轉型的平衡，更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可借鑒的綠色轉型方案。在全球綠色轉型提速的背景下，全球能源合作的內涵正在拓展——從傳統基建向清潔技術、產業鏈協同和本土化能力共建延伸。

持續推進能源高質量發展

“十四五”以來，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國際能源形勢，中國持續推進能源高質量發展，在能源生產與消費兩端均交出了亮眼的成績單。2025年，中國能源生產穩步增長，規模以上工業煤油氣電等主要能源產品產量均創歷史新高。能源保供能力持續增強，能源安全基礎進一步夯實。與此同時，清潔能源建設加快推進，水核風光裝機規模持續攀升，能源消費結構也在持續優化。

“中國能源發展模式最鮮明的特征，是在國家頂層設計下實現能源安全與綠色轉型的‘雙重統籌’。”德阿西斯-科斯塔表示，中國并未在傳統能源與新能源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走出了一條兼顧安全與轉型的務實路徑：一方面保持以煤炭為代表的傳統能源體系，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穩定支撐；另一方面持續加大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和部署，在全球能源轉型中發揮引領作用。德阿西斯-科斯塔認為，這種看似并行的“雙軌推進”并不矛盾，而是一種主動的戰略安排，其背后是強大的國家統籌能力。

哈桑則從發展模式角度高度評價中國的能源發展實踐。“中國的能源發展模式是全面、綜合、創新、務實和一體化的，兼具協調性、前瞻性和變革性。”他說，中國正在形成一種“以綠促長”的發展機制，即在以傳統能源保障安全的同時，大力發展戰略性可再生能源，并以此培育新質生產力。中國能源發展的重點已從單純擴大規模轉向提升技術自主能力、增強系統韌性和推進電力行業結構性變革。這種從數量擴張向質量提升的轉型，正在為建設能源強國奠定堅實基礎。

能源安全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

如今，地緣政治沖突加劇和全球能源市場波動，進一步凸顯了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也促使各國加快推進綠色低碳轉型。受訪學者認為，面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中國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快構建新型能源體系。這不僅增強了自身韌性，也鞏固了中國在全球綠色產業鏈中的領先優勢。

“中國龐大的經濟體量決定了其對能源資源、關鍵原材料和可靠供應鏈的持續需求。”波波霍諾夫表示，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之一，中國既高度重視能源安全，也在國內外能源基礎設施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近年來國際能源市場的波動，使中國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提升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重要性。

當前，全球能源格局的變化正在加快能源轉型進程，在波波霍諾夫看來，傳統能源供應的不確定性持續上升，使各國更加重視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而這恰恰與中國的產業優勢高度契合。“作為綠色技術和相關產品的重要生產國，中國將在這一趨勢中持續受益。”他說。

德阿西斯-科斯塔認為，中國并不采取“非此即彼”的路徑，而是通過漸進式積累不斷增強自身的戰略主動性。中國在太陽能、風能、水電等領域的大規模投資，體現了對能源轉型、氣候變化和技術競爭趨勢的前瞻判斷。隨著清潔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中國已不再只是全球重要的能源消費國，還是清潔能源技術和裝備的重要生產者，這顯著增強了其戰略自主性和國際影響力。

他將這一邏輯概括為“能源對沖”。也就是說，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中，中國通過構建多元化能源結構來分散風險，同時兼顧當前需求與未來布局，確保無論全球能源體系如何演變，都能夠保持其主動地位。

哈桑認為，中國“以綠促長”的戰略正在重塑傳統的發展模式。通過推動發展光伏、風電、電池、電動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國已將綠色技術培育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中國在電池儲能、綠氫和先進太陽能等技術領域已建立起完整而富有創新性的產業鏈體系。正因如此，即便面對全球能源市場波動，中國依然能夠穩健地推進能源轉型。“對電網基礎設施、長距離輸電和儲能技術的大規模投資，是中國最值得其他國家借鑒的經驗之一。”哈桑說。

在哈桑看來，中國正在從資源依賴型發展模式加快轉向技術驅動型模式，在保持工業增長的同時，逐步降低對傳統化石能源的依賴。“‘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建設能源強國，這一目標體現了中國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新型能源體系的長期戰略，也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中國能源發展模式外溢效應明顯

中國能源領域的先進技術、成套裝備正加速走出國門。德阿西斯-科斯塔表示，近年來，中國已成為非洲能源基礎設施的主要融資方和建設者之一，涵蓋水電站、太陽能電站以及輸電網等項目，這種合作在非洲能源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從非洲的角度看，這種伙伴關系具有明顯優勢：獲得大規模融資、技術轉移，以及加速推進那些原本可能面臨資金和技術瓶頸的項目。“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等國家，中國的參與顯著提升了當地電力裝機容量，推動了能源來源的多元化。”

德阿西斯-科斯塔以安哥拉為例說，卡庫洛卡巴薩水電站項目作為中國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標志性工程，將為安哥拉新增超過2000兆瓦的發電能力。此外，近期安哥拉與中國企業簽署的合作備忘錄不僅涵蓋發電，還包括技術轉移、人才培養以及配電系統的改善。這表明雙方合作正在從單純的融資型模式向技術—制度型模式演進。

從安哥拉的角度來看，借鑒中國模式既要保持分析上的審慎，也要把握其中的戰略機遇。德阿西斯-科斯塔強調：“關鍵不在于簡單復制某一發展模式，而在于識別并吸收那些經過本土化調整后，有助于構建發展型國家的核心要素。”他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分析。

一是長期戰略規劃的重要性。中國經驗表明，將多年期規劃與清晰的國家目標相銜接，有助于資源整合、部門協調并統一發展優先級。二是能源自主的結構性意義。中國通過整合化石能源、水電、核電與可再生能源，形成多元化能源體系，并將其納入國家安全框架。投資本土能源轉化能力與推動能源結構多元化，是實現經濟自主與宏觀穩定的關鍵前提。三是國家作為發展協調者的作用。在中國模式中，國家不僅承擔監管職能，更通過戰略引導、資源配置與基礎設施投資推動關鍵領域發展。此外，德阿西斯-科斯塔還特別強調，能源政策必須與工業化進程形成更緊密的聯動關系。

中亞地區因其戰略地位和深厚的資源潛力，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中占據特殊地位。截至2026年，2009年底投入運營的“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系統（A、B、C三線）仍是該地區能源基礎設施的關鍵組成部分。波波霍諾夫認為，2023—2026年，中國在中亞能源格局中扮演的角色可以說是“變革性”的。在此期間，中國已從主要的油氣進口國轉變為一個集關鍵投資者、技術合作伙伴和綠色能源轉型推動者于一身的綜合性參與者。

波波霍諾夫說，中國積極出口太陽能和風能發電等可再生能源技術，并參與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相關項目的實施。“中國生產了全球超過70%的清潔能源設備，這使其成為推動該地區綠色轉型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因此，中國的角色不僅限于原材料進口國，“而是作為一個系統性的塑造者，通過投資、技術轉移和基礎設施建設，重新構建中亞能源格局”。

哈桑表示，巴基斯坦目前已形成煤炭、水電、太陽能、風能與核電并存的多元能源結構，其中，中巴經濟走廊能源項目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作為中巴經濟走廊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水電項目已為巴基斯坦國家電網貢獻了約340萬千瓦容量，其中160萬千瓦已投入運營，另有180萬千瓦在規劃中。關鍵項目包括采用徑流式技術最大限度減少環境影響的卡洛特水電站和蘇基克納里水電站，它們在提供清潔可再生能源的同時，可以助力巴基斯坦實現到2030年將可再生能源在電力結構中的占比提高至60%的目標，并逐步擺脫對化石燃料的依賴。

同時，中巴經濟走廊下的可再生能源計劃也擴展了巴基斯坦的太陽能和風能布局。過去五年，巴基斯坦太陽能產業規模持續擴大，反映了其能源生產、利用方式、覆蓋范圍、擴展規模及戰略重要性的范式轉變。奎德-阿扎姆太陽能園區一期工程于2015年建成投產，為巴基斯坦太陽能規模化發展奠定了基礎，后續擴建項目還在持續推進中。同時，吉姆普爾風電走廊四個風電項目總裝機300兆瓦，已穩定向國家電網輸送清潔電力。將可再生能源接入國家電網，“這已成為減少巴基斯坦碳足跡和提升氣候適應能力的關鍵舉措”。哈桑說。

全球能源合作的結構性擴展

在全球能源市場加速重構、綠色轉型與供應鏈調整同步推進的背景下，國際能源合作正呈現出更加多元化與區域聯動的特征。波波霍諾夫認為，近年來，中國與中亞國家在能源及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持續深化，已成為推動地區能源體系現代化的重要力量，合作內容涵蓋電力系統升級、可再生能源電站建設以及交通物流基礎設施發展。中國企業參與了旨在建設發電能力和實現區域電力系統數字化的項目，從而提高了各國能源系統的效率和韌性。

在波波霍諾夫看來，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取得的進展較為顯著，兩國正在實施大規模的可再生能源項目。這些措施不僅服務于減排目標，還意在增強能源系統在全球能源市場波動條件下的穩定性。中國通過為這些項目提供融資和技術支持，進一步強化了其作為該地區能源轉型關鍵合作伙伴的角色。他特別提到，2026年第一季度，烏茲別克斯坦的“綠色”發電量增長了40%，節約了6.31億立方米的天然氣。

中國作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領先者，持續推動技術與設備出口，這既符合自身綠色發展戰略，也契合中亞國家對能源安全與可持續增長的需求。波波霍諾夫說，中國技術的可獲得性與成本優勢，增強了其在中亞地區的市場競爭力。中國與中亞國家在能源安全與發展路徑上的認知具有高度一致性，即推動構建傳統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并存、結構逐步優化的平衡體系。同時，中亞國家也在努力避免對單一外部伙伴形成過度依賴，持續推進投資與技術來源多元化。

波波霍諾夫認為，基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逐步向綠色能源轉型以及國內能源消費增長的需要，中國將更加重視確保可靠的能源供應，在此背景下，從中亞國家進口天然氣顯得尤為重要。能源安全不僅取決于生產能力，還取決于物流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正因如此，“D線”天然氣管道建設對中國和中亞國家都具有戰略意義。“該項目的實施，可確保中國在長期內獲得可靠、穩定且安全的能源供應。”他表示。

德阿西斯-科斯塔認為，“中國與安哥拉之間的能源合作不應僅被理解為技術層面的機遇，更應被視為安哥拉在國際體系中進行戰略定位的重要載體”。他說，安哥拉的能源合作基礎相當可觀：現有裝機容量約6200—6400兆瓦，且能源結構已轉向以水電為主的可再生能源。“這一點不容小覷——它使安哥拉在非洲占據了獨特位置，使其能夠從‘能源短缺型’模式轉向‘能源平臺型’模式。”

德阿西斯-科斯塔表示，中國在太陽能、風能和儲能領域擁有大規模的技術、資金和工業能力，而安哥拉則具備巨大的、尚未充分開發的潛力——無論是在自然資源，還是在電網擴展和農村電氣化等方面。這些因素的匯聚，能夠將安哥拉國內需求轉化為具有基礎性意義的投資機遇。正因如此，安哥拉政府本身也在不斷呼吁中方加大能源領域的投資。他特別指出，安哥拉不僅是能源技術的消費國，同時也是鋰、鈷等重要原材料的潛在供應國。“在全球向清潔能源轉型的背景下，這些礦產資源是電池和儲能系統的核心材料。因此，與中國的伙伴關系可以升級為從開采到加工的全產業鏈整合模式。”

哈桑表示，中巴經濟走廊的核心聚焦于能源與交通網絡，在巴基斯坦的基礎設施建設中發揮了變革性作用，“本質上將加強能源互聯互通，確保經濟長期增長所必需的供應端穩定與需求端擴張”。巴基斯坦應著力將更多可再生能源項目納入中巴經濟走廊第二階段合作，并通過向綠色水電、太陽能、風能、鋰電池生產及電動汽車等重點領域轉型，進一步推動能源結構多元化。“在此過程中，中國將發揮重要作用。”哈桑說。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楊雪 陳密容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王俊美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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