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是頂尖高手，論學問與才情都沒得說，對宋詩的精通更可謂前無古人，可他那本《宋詩選注》其實頗糟糕，在當代嚴重過譽了。《宋詩選注》的問題，我以為不止是“選本不很好”，而是非常不好。嚴苛一點說，內中所選詩差不多就沒一首真正能打的。所以，我特別想說的一句話是，我們固然要承認“學術大師”的厲害，可也不必毫無主見地崇拜，“于夫子之言無所不悅”，不少“經典書”本來就是要去魅的。

現如今，《宋詩選注》這本書還是中學生課外指定“必讀書目”，實際非常離譜。別說一般中學生了，他們中學語文特級教師能看下來的又有幾個呢？老實說，我始終都很懷疑，這么一本“中學生讀物”，學界能從頭至尾堅持讀完一遍的，可能都沒多少人，因為它除了高深外，本身也“難看”。而且，與此大體有關的是，我以為錢先生的文化建樹，起碼有三項“短板”，是讓今人過度吹捧的：一，《圍城》作為小說，水準真的很一般，無非游戲文字，是他在極度苦悶的動蕩歲月里排遣煩憂之作，壓根當不得什么“經典”。真要“排座次”，《圍城》可能也就比“霧雨電”、“家春秋”這類口水書更高點。正因為它是寫著玩的，反倒歪打正著更經得起時間洗禮，因為它沒什么“言志載道”“家國大義”的包袱，關注點無非是普遍人性，思想很放的開，加之辭句流暢順滑，更有大量插科打諢的段子與金句，如此反倒立得住，起碼現在人還能看得下去。可這樣的小說，終究格調不高，氣局未闊，技巧上亦無多少新意，更別提所謂思想深刻性了。公正地講，《圍城》是一部很高明的通俗小說，真實水準相當于同時期的徐訏《鬼戀》，以及張恨水的《巴山夜雨》之類。

二，錢先生的詩，當也在二三流之間，不值得大捧特捧。錢先生論學問，固然號稱鑿通中西，但他最深湛的領域依然是“集部之學”，所以《管錐編》論及乙部、出土文獻、文字訓詁就不免隔膜，而獨步天下的集部中，他又尤其精通“詩學”，明以前的詩集據說都看完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作舊詩，并且極其自負，愈后愈有點“詩第一、學術第二”的意思，其高自標置如此。可要實話實說，錢先生的詩著實并不高明，似乎偶像包袱放不開，不說遠遜陳寅恪了，可能連冒效魯都不及，人家《叔子詩稿》是很有功力且有深情的，錢詩放在民國都只是二三流水準，《槐聚詩存》面世迄今30年，都少有人去引用，也未見有何名篇名句流播人口，就是證明。相比之下，陳寅恪“寒柳堂詩”始終都是“顯學”，不說鄭箋者眾了，援引率也極高，“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之類名篇名句，多數讀書人都耳熟能詳，盡管即便擱在晚清以來詩壇大佬中，寒柳堂詩也不過二三流之間，他爹陳散原才是高段位。可不管怎么說，但凡有陳寅恪在前，錢鍾書的詩也是要被狠狠壓一頭的。馮永軍《當代詩壇點將錄》譬錢先生為“智多星吳用”，放在了民國第四位，我以為是偏愛溢美，評語“高談大論，目無余子”倒是實情寫照。

三，就是此番要重點提及的《宋詩選注》問題。不得不說，《宋詩選注》的注、評、小傳確實很精彩，當代也惟有錢先生這等大手筆才能寫就，可這本詩選就總體而言，我斗膽以為是失敗的。因為“選注”最重要的是“選”而非“注”，這理當是常識，好比婚禮主角必屬新娘，伴娘再漂亮也得是配角，喧賓不可奪主；再往下深說，詩詞“選注”，選與注是不可偏廢的兩條腿，若選的高明但注平庸，那是功底有限，可倘注得力但選不佳，那就是眼界有欠。而錢先生的“選”實在太難評了，似乎有意專挑宋詩中的三四流乃至不入流，品位只怕還不如“大路貨”的《宋詩鑒賞辭典》。我這個意見，此前好似也從未有人敢說，可我覺得事實大抵如此，并非詆之之辭。并且我覺得，錢先生晚年坦承此書“選”的不夠好，固然是大實話，但他將責任完全推給那個時代，認為是“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自身自由權利受限，不得已“趨時”才如此“手高眼低”，不必選的選了，可選的不得已放棄了云云，我以為這個理由還是很牽強的。道理很顯然，自由度受限并非完全受限，即便“不得已”的部分有個兩三成，可終究還有七八成是錢先生能作主的——正如他自己日后所說的“也顯露我個人在詩歌里的衷心嗜好”，即完全能夠依著自家眼光精選出200多首“一流”作品的，可結果并未如此。前幾日，曾較認真再翻過一遍《宋詩選注》的，讀后還是覺得所選幾乎都頗糟糕，導致我都要懷疑起錢先生的品味來了。

當然，以錢先生的詩學造詣，質疑他的“品位”，那絕對是無知無畏的。錢先生的集部之學段位，見解散見于著作與筆記，亦云極矣！真要替他挽尊，我覺得最關鍵的問題，可能出在他的“趣味”與“性情”上。也就是說，錢先生欣賞宋詩，盡管明言看不上理學家道學家的，可他自己卻又偏好那種“瘦硬寡淡”風的，所以才會說就“八家”而論，曾鞏詩遠比蘇洵蘇轍父子的好，又很看重張耒呂本中這些人。說的不客氣點，錢先生似乎尤嗜那種“干巴巴”的詩風，這種趣味不僅與我等大眾不是一路，與同行中的翹楚諸如夏承燾錢仲聯程千帆們亦屬殊途，所以他們私下對《宋詩選注》也頗有微詞，無論是選還是注。總體而言，我覺得《宋詩選注》選目非常乏味，入選詩作水準不高，無非注解出彩，但終究是本末倒置，價值也就隨之大打折扣了。后來雜文家舒展為其編“論學文選”，特意將那些注解摘出，不是別有深意就是歪打正著了。實際上，不僅《宋詩選注》，錢先生身后問世的那本《錢鍾書選唐詩》，算是絕對自由的“抽屜文學”，可也很難說是多高明的，按今人張宗子的說法，就是依然“喜歡那些奇奇怪怪”的，“身上是有些孩子氣的”，詩選“處處可見他的頑皮”（《亂翻書集》，商務印書館 2023年版，頁12）。可以說，錢先生選詩、論詩、注詩，為了與眾不同，也常常刻意說過頭話，不屑于走尋常路，“話說得很過頭”（張宗子）這是他自出手眼頂牛的地方，但也是他的弊處。張宗子說，《錢鍾書選唐詩》屬于有趣但“并非好的選本”，《宋詩選注》也差不多如此，只是沒人敢說。

我想，這種奇怪路子，也當與錢先生的性格及作派有關。錢先生不是一個正襟危坐的學問家，他是喜歡捉弄人的。錢先生的性格就是這樣子的，好異而惡同，絕不肯多“燒熱灶”盡愛“推冷門”就是一大表現。比如他特別推重王令，認為是“宋代里氣概最闊大的詩人”，對一代宗師葉適就特不感冒，貶之為不過是不會飛翔的“鴕鳥”，諸如此類的論斷，就讓我多年來都很迷惑。要我現在重看，就會認為是很武斷的偏激之論，再也不敢完全信他了。錢仲聯就說，《宋詩選注》的“注法”，無非“挖腳跟”，他這樣的同行委實難以欣賞，因為“這樣失去了詩的味道”。他還說，《宋詩選注》中有一半詩他以前甚至都沒有看過，他看了很吃驚。錢仲聯不管怎么說，都是傳統詩學領域數一數二的頂尖人物了，他都要這么意外，可想選目那“冷”那“刻意”乖謬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后來，連滬上劉永翔先生這樣的高級錢粉，也都不得不承認，錢先生的選詩喜好頗奇怪，委婉說有好多“看上去似乎知行不一的現象”；更有甚者在于，好些選詩明明有更好的版本，錢先生卻總偏偏要挑偏門，比如王安石那首“夜值”，目前《宋詩選注》的異文，明顯是拋棄掉了《臨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這種正經版本出處，而不可思議地專門選了后出且可說毫無版本參考價值的陳衍的《宋詩精華錄》，進而導致直接影響到了詩本身的質量，“這就使人很難為之開脫了”（《蓬山舟影》，漢語大詞典社04年版，頁69）。

當然，比較好玩的是，劉寂潮先生這般慧眼通人，明明早就看出《宋詩選注》選目的大問題，對多數也是不滿意的，可他就是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敢將責任對準躬操其事的“超級愛豆”錢先生，而是想方設法為其圓話,甚至都成了圓謊。總結他的意思，《宋詩選注》選目有很大問題，原因有二：其一是“時間過于倉卒，選詩者絕無可能對宋人別集一一細加涵泳，摘粹拔尤”，到底算是含蓄批評了一句；其二就搞笑了點，直接一概粗暴地推諉臆測，但凡有問題的，全都是“是文研所的左公們粗暴刪改選目造成的”，搞得如同學術界“聽床家”，到頭來反正錢先生一點干系都沒有，要怪就得怪彼時社科院領導昏庸，只給錢鍾書兩年時間去選，時間太匆促了。劉先生的這個態度與思路，其實也是眼下“錢學家”們的普遍問題：即錢先生做什么說什么都是正確無比的，要有明顯錯誤那也必然是身邊人瞎搞造成的，總之是“臧而不否，褒而無彈”，我們只管膜拜好了。可實際上，《宋詩選注》一出來，時人就立馬發現所“選”著實讓人搖頭。最著名的看法，是來自胡適的。1959年4月29日，胡適在美收到寄來的《宋詩選注》，20天在給北大老學生程靖宇的信中，直言不諱地吐槽：“我覺得這部書實在選得不好。例如黃山谷，他為什么不選《題蓮花寺》和《跋子瞻和陶詩》？他選的幾首都不算得好詩。”胡是明白人，他深感不滿的點，絕不在敏感處，而分明錢先生自身的趣味在作怪，在有權限的地方也選得很奇怪，差不多就是我所講的，“所選詩差不多就沒一首真正能打的”。敝人固然妄人無疑，但胡適之也是么？

我想，倘要真正平實且公正而論，在“詩學”這一塊，錢先生真正超絕的，是對具體詩作的評析，比如那部家藏未刊稿《容安館札記》，委實當得起“玄圃積玉字字珠璣”八字，但他確實并不擅長“選詩”。或者更明白地說，錢先生這般曠世奇才，壓根只宜埋頭著述，而不適合搞ABC級別的“普及讀物”，否則就容易出問題。倘要總結其原因，一個是他趣味很個性化，甚至到了有點怪癖的程度，上面已說；二是他性格喜歡逆反，即喜歡對著干，滿腦子異質思維，又生平恃才傲物慣了，說好聽就是“不從流俗”，說的難聽就是總鉚著點“立異以為高”的勁頭，反正世人都公認好的詩，他就偏不選入，同行都沒聽過的“幽光”，他就非要吹揚如雪，似乎盡找冷門以顯示刁鉆與能力，以這樣的心理選詩，還是普及讀物，如何會好呢？妄揣錢先生性格，他就是要借此展現“舉世沒人比我更懂宋詩”的高姿態的，想想其實也挺有樂子的。所以，我總覺得對于《宋詩選注》這本書，今人過分高評了，理應有所去魅，完全不必迷信，只會唯唯諾諾，實際真要去看又根本看不下來。要我看，《宋詩選注》當之無愧是一部奇書，但難說“經典”，更不適合“普及”的。這樣的書，列入中學生“必讀書”，不是很搞笑，還誤人子弟？除了讓人文社大發其財，我看不出什么好處。

當然，從更高層面看，我這樣的無知之徒，肯定并無資格與能力去評判錢先生，畢竟他的段位太高了，咱似乎就該識趣，三緘其口為上。但文藝評論應該是開放的，不是私家營地，更不是請客吃飯，得“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不恕他，用法深刻，都沒人情”，這本是錢先生愛引用的話。學者當以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從這一點看，我當然也是有發言權的。想當年，姚雪垠指摘某巨公詩詞，遭人泄露后壓力山大，差點“永世不得翻身”，晚年私下感慨說，“好些事本來是常識，明擺著的，但不能公開去講，不小心講了只好辯解。怎么辯解？只有反過來講”，比如“蹈襲說成是有來歷、有出處”，“直露就是突破、是有氣魄等”，反正變著法子遮蓋，最后連毛病“全都變成了贊美之辭”。姚對人說罷，搖頭嘆息，“怎么會弄成這個樣子！”（許建輝《姚雪垠傳》，湖北人民07年版，頁209）。世間事，其實很多都是這樣的，尤其是面對“大師”“泰斗”，我們總習慣性不敢有自己的想法，精神世界時刻都要做“乖寶寶”。

至于已故劉世南老先生說的那句，“今之后生，喜謗前輩”，然后動輒苛責“槐聚翁”，“此亦責人斯無難已”云云（《二錢詩學之研究》序），說的也很切中時弊。我這種口無遮攔之徒，無疑也是要“躺槍”的，只不過應該算不上無辜。我唯一的辯解，就是敝人其實是非常崇拜錢先生的。

2026.5.21，亂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