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只鳥死了。

2026年4月16日早上7點，世紀公園7號門。謝翔沿著梅園的小路慢慢溜達，穿過那片他走過無數次的林子，往湖邊走去。

有個拍鳥的大爺從玻璃房那邊走過來，認識他，走到謝翔跟前說了一句：“我看到那只鹀了。掛了。”

謝翔愣了一下。他知道大爺說的是哪只鳥。過去一個月里，上海的觀鳥圈幾乎都在談論它，那只從新疆或者更遠的地方迷路到上海的小鳥。

他們都不確定它究竟是什么鳥。它體型小巧卻壯實，喙粗大，常混在麻雀堆里，鳥友們暫稱它“H頭鹀”。

上海是東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飛路線和西太平洋候鳥遷飛路線上的重要中轉站。截至2025年底，上海累計記錄野生鳥類543種；過去一年，在上海記錄到野生鳥類97萬只次，為近10年最高。每年春秋，遷徙的鳥從這座城市上空飛過，有些會停下來，有些只是路過，有些像它一樣，路線本不經過這里，只是迷了路。

“我還以為它已經飛走了。”大爺和謝翔感嘆。

它并沒有飛走，而是留了下來，直到撞上一面它看不見的玻璃。

二

7點半，謝翔在世紀公園大富貴的門口看到它。

那個時候，它就在正門前的臺階上，腿已經僵了，眼睛緊緊地閉著，羽毛有些凌亂。它很小，如果不仔細看，很容易被當作一只普通的麻雀忽略掉。

謝翔拍下的鳥撞后的照片。受訪者提供

他蹲下來，拍了幾張照片。他后來后悔沒有把背后的玻璃房子一起拍進去。那座建筑有一大片透明的玻璃幕墻，在清晨的光線里像一面巨大的鏡子，映出天空和樹影。

他拿了好幾層餐巾紙把它包起來，小心翼翼地裝進口袋。他想著把鳥送去復旦大學的祖嘉博物館，那里有專業的標本師。

下午，謝翔告訴了一群鳥友們小鳥離開的消息。

胡宇軒的第一反應是惋惜，然后是悲憤。“它之前帶給我們非常多歡樂，”他說，“發生的概率太低了，本來就是迷路而來的鳥，卻在這死了。”

這只鳥在上海待了將近一個月。3月中旬，它第一次出現在鳥友們的視線里。3月20日下午，陸玉瓊決定去找一找它。就在這個玻璃房子的門口，湖邊，他們蹲到了它。

它在離他們十多米的地方吃餅干。一會兒飛到湖邊的欄桿，一會兒飛到梧桐樹上。觀鳥人有共識：要和鳥保持一定距離，不要太吵鬧，不要抽煙。他們就舉著長焦鏡頭，隔著一段距離默默拍它。

“第一眼就認出來了。”陸玉瓊說，“它的嘴很厚，喜歡在地下灌木叢覓食，要在地上啄，所以嘴很強壯。”她心想，這樣一只小小鳥可能從新疆飛來，一路上飛飛停停，風吹日曬，飛到這里來還挺不容易的。

它幾乎成了世紀公園的“明星”。上海自然博物館研究員何鑫，從社交平臺上看到了這只鳥出現在上海的消息。但觀鳥已經二十多年的何鑫沒有前去。當然他知道，這樣一只鳥出現在上海，肯定會有很多人想要去“加新”。

鳥友們紛紛來拍它。 受訪者提供

幾乎每一天都有幾十人去尋這只鳥。后來，陸玉瓊又和胡宇軒一起看到了它。鳥友們會去蹲世紀公園一個狗籠，它經常出現在這里，混在一群麻雀里，低頭啄食狗糧。大家管它叫“狗剩”。

它還被拍到吃手指餅干。陸玉瓊盯著它，啃了兩三分鐘，它叼著餅干的姿態像一個叼著煙的家伙，鳥友們做了表情包，又笑稱它“鹀哥”。

它也會出現在這棟玻璃房子旁邊，這里儼然成了它的補給站。“我只要去，都會去看一下它在不在。”陸玉瓊說。

漸漸地，這只鳥的熱度逐漸在網上淡了下去，但隔幾天還是會有人見到它。當人們以為它可能已經飛走的時候，胡宇軒從謝翔那里收到了小鳥死亡的消息。

三

謝翔用好幾層餐巾紙把它包好，再裝進雙肩包。他想找標本師幫忙做分子鑒定，因為大家一直好奇它到底是黑頭鹀還是褐頭鹀——這兩種鳥的雌鳥和幼鳥長得實在太像了，光靠肉眼無法確定。

標本室的唐老師七十多歲了，一家三代都是標本師。他接手了這只鳥。做標本前要先把皮和肉剝離開。翻開它頭上的皮時，唐老師看到一塊淤血。

他判斷這只小鳥死于撞擊。撞上玻璃后，掉在那座玻璃房子前。

很長一段時間里，沒有人察覺到，小鳥在矛盾的核心生活了一個多月。

它為何會出現在上海？沒有人知道。何鑫說，迷鳥的出現，可能是天氣導致它迷了路；港口城市也常常會出現一些罕見鳥，船只在海上遇到惡劣天氣，鳥飛到船上尋求庇護，船開走后，鳥就被帶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甚至也可能是非法貿易。但這些都只是猜測。

人們甚至無法確定它的身份。3月中旬，照片剛出現在群里時，有人說是朱雀。胡宇軒卻判斷，它應該是黑頭鹀或者褐頭鹀。

胡宇軒二十歲出頭，從小就開始觀鳥。他上大學后來到上海，在這里見過很壯觀的候鳥遷徙，幾千上萬只鳥同時起飛，翅膀劃破空氣的聲音從耳邊掠過，鳥浪在半空中變換隊形，幾乎占滿整片天空。

后來拍到的照片越來越多，他發了一篇帖子，詳細列出自己的判斷依據。他提到幾個細節：黑頭鹀的初級飛羽突出長度比褐頭鹀長，一般超出三級飛羽4-5枚，褐頭鹀是3-4枚。世紀公園這只明顯超出了5枚。此外，黑頭鹀的喙更粗大，尾羽顏色更淺，這只也都符合。

鳥友拍攝的照片。 受訪者提供

爭論持續了一段時間。只有分子生物學才能確定它的身份，鳥友們說。陸玉瓊開玩笑，改天跟著它撿屎，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鳥友們暫時叫它“H頭鹀”。在上海，它屬于罕見的迷鳥——偏離了正常遷飛路線的鳥。如果它是黑頭鹀的話，上海的記錄非常少，這是第三筆。上一次可考的記錄是2021年10月23日在南匯東灘，更早時，是收錄在自然博物館1958年9月的標本。

這只迷鳥停留的時間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胡宇軒說：“我們本來以為它待個一兩天就走了，沒想到它一直待在這個地方。”

四

世紀公園這樣的城市綠洲，對它來說已是難得的庇護。這里是很多迷鳥和留鳥在城市里的歇腳地。梅園的蟲子多，有身形小巧的鳥；東東林的鶇類很多，它們既可以在地面覓食，也能在高樹上吃果子；芳華園里，普通翠鳥在蘆葦叢中捕魚。

這些年，上海的公園正在逐漸變多。2024年底，全市各類公園達到973座；2025年8月，首輪“千園之城”目標提前完成，各類公園達1013座。環城生態公園帶、楔形綠地、口袋公園等一系列工程正在推進。

“上海這樣的城市，盡管我們的環境并不是為野生動物所營造的，但是當它們來到這里，就會努力找到適應的空間。野生動物的忍耐力和容納力相當強，這是我們在上海重構生物多樣性的基礎。”何鑫說。

何鑫的記憶里，有多次途經上海的迷鳥。2018年3月，一只黑喉潛鳥在遷徙途中來到上海世紀公園。當時，人們也以為它很快會飛走，最后它在上海完成了換羽，停留了68天后，在5月末離開。

陸玉瓊觀察過這只小鳥的狀態：“毛發挺正常，臉挺干凈，身體也挺壯實的。一般鳥如果過得不好，毛發會比較粗糙、結塊。它在城市里把自己養得還挺好。”

胡宇軒提到了“中央公園效應”：一片良好的森林綠地被城市建筑包圍，周圍所有的鳥都被集中到這個公園里來。世紀公園就是這樣一個地方。這里有一大片鳥類保護區，占地2公頃的鳥島禁止人入內，四面環水。每晚10點后，公園會調暗燈光亮度，以保護野生動物的棲息。對于一只迷路的鳥來說，這里有食物，有棲息地，有同類，至少是長得像同類的麻雀。

世紀公園的鳥島。張凌云攝

但“中央公園效應”的另一面是，這些綠地碎片化地分散在城市里，四周是高樓、玻璃幕墻和燈光。它們像一座座孤島，而野生動物只能在夾縫中生存。

這里是它的歇腳地，也暗藏著威脅。

何鑫再一次刷到這只鳥，就是已經死亡的訊息。他很平靜，甚至覺得這只鳥的死亡是一件可預料的事。他見過很多迷鳥相似的結局：2023年，一只身染油污的黑喉潛鳥在上海因為自救啄羽中毒死亡；2025年，一只仙八色鶇在浦東新區撞上一所學校的教室玻璃而死……

陸玉瓊感覺，它像一個遠方的朋友，已經在這里找到了生存之道，“不管是它留在這里還是飛走，都希望它好好的。”

但，城市真的有友好容納這些鳥的能力嗎？

五

胡宇軒最初的判斷是對的。通過DNA序列比對，這只鳥被確認為黑頭鹀。

與此同時，陸玉瓊和胡宇軒所在的群里，不少鳥友紛紛把目光投向那棟玻璃房子。

它不是第一個在上海撞到玻璃而死的鳥，也不會是最后一個。

鳥類的眼睛長在兩側，飛行時存在盲區。“這個遷徙季我看到群里的鳥撞大概有三四次。”陸玉瓊說。春天來的都是小小鳥，柳鶯、繡眼，它們一起飛，有時三五只一起撞死。“這種小小鳥，撞一下基本上就沒命了。因為飛的時候速度很快，沖擊力很強。”

很多個電話打進了12345市民服務熱線和世紀公園，呼吁在鳥撞發生的玻璃房子上貼上防撞貼。一些鳥友在此之前就注意到，公園玻璃建筑的另一側已經貼上了一行防撞貼，30厘米左右。波點貼紙的中間貼著一行字：“這些波點，并不是裝飾品！而是為了讓鳥兒能‘看清’玻璃，防止撞擊身亡。”

但鳥撞發生那一側的玻璃，卻沒有防撞貼。

玻璃建筑的另一側，貼上了防鳥撞貼紙。 張凌云攝

鳥撞悲劇頻發，當然不是單一區域的偶然隱患。

2021年，昆山杜克大學生物多樣性與可持續發展實驗室李彬彬教授團隊聯合山水自然保護中心、自然之友、紅樹林基金會和守護荒野等機構成立全國防鳥撞行動網絡。截至目前，全國已經有16000多人次志愿者參與，覆蓋國內200余座城市，正式記錄在冊的鳥撞事件有1900多起。

鳥撞頻發于春、秋季，鳥類繁殖、遷徙時。這些死于鳥撞的鳥，在國內大多撞向了6層以下的低矮建筑。全國防鳥撞行動網絡項目協調員李夢姣說，這些建筑大多有大面積通體玻璃幕墻，如果建筑附近坐擁大片城市綠地，也會增加鳥撞的風險。夜間遷徙的候鳥，也極易被城市里的光擾亂飛行方向。

復旦大學生物學專業學生賈屹坤以前參加過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組織的長三角鳥撞調查。她在學校里遇到過鳥撞的灰背鶇、虎斑地鶇，“在尸體所在地抬頭就能看到反光得像一面鏡子的玻璃外墻。”每每在小鳥的喪命現場抬頭看，她都能受到沖擊。

鳥撞事件大多零星地被觀鳥者發現，在群里轉發，然后迅速被遺忘。而像這只黑頭鹀一樣，被記錄上報、被關注的鳥撞，只是冰山一角。在國內尚沒有可估的鳥撞數據，但在美國，每年因鳥撞而死的鳥，有3.65至9.88億只。

“去和管理者說，他們首先的反應是，就一只鳥而已。”李夢姣說，團隊這些年推廣防鳥撞改造，頻頻碰壁。很多人看來，鳥撞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團隊建議他們在玻璃上貼上圖案間距控制在約5厘米×5厘米貼紙，回答則常常是“不美觀”“需要成本”。

有些高校的學生團隊先做了一到兩年的鳥撞調查，把數據擺在管理方面前。當管理者看到同一面玻璃在一年內撞死了十幾只鳥，他們的態度就變了。這些年，行動網絡在不同城市支持合作伙伴和志愿者完成了39個防鳥撞改造的行動。

在現實中，玻璃幕墻仍然是這座城市最主流的建筑語言。但鳥撞已經逐漸走進公眾視野。根據《上海市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24-2035年）》，上海正在研究城市建筑、玻璃幕墻等對鳥類的影響評估，探索開展鳥類友好建筑設計及改造指引研究，減少鳥撞等生態事故的發生。在《上海綠色生態城區評價標準》中，也提到了“建設鳥類友好型建（構）筑物”的相關條款。

六

鳥撞發生后的一個月內，陸玉瓊走進世紀公園，都會特意去玻璃房子那里看看。依舊有很多和她一樣的鳥友在關注著防撞貼。他們從世紀公園那里得到回復：防撞貼的相關工作已經在走流程推進中，會妥善處理。

何鑫一直認為，鳥撞的發生不是偶然，而是系統性的城市生態問題。鳥撞背后，真正讓人擔心的不是一只鳥撞死了，而是它所折射出的更大的問題：環境的占用開發、野生動物棲息地的消失。

“造更多的公園肯定是好事。公園在設計理念上更貼近自然，營造更多茂密的原生樹種和草地林地，在造福人類同時，兼顧生態保護。很多東西是潛移默化的，大的環境大家都努力去做，這個事情就會慢慢顯露結果。”何鑫說。

何鑫有時去學校做講座，會建議校方給玻璃貼上防撞貼紙。有的校長采納了，不久后把它變成了學生的活動。

“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他說。但很多改變都是從很小的事情開始的。

何鑫記得英國博物學家蘇柯仁在《博物筆記：上海花園動植物指南》中寫的話。這位博物學家曾經在1939年旅居上海：“對任何一個有小庭院、有時間在公園或周邊鄉野散步的居民來說，上海真是一個極好的學習自然的實驗室。”直到今天，何鑫依然這么覺得。

那些在這個春天去看過小鳥的人，可能會在某天再次走進世紀公園。這只黑頭鹀不在那里了，還有更多的鳥在那里。

（應受訪者要求，謝翔為化名）

原標題：《一只鳥的意外死亡》

欄目主編：王瀟

文字編輯：王瀟

本文作者：解放日報 張凌云 實習生 趙睿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