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佳恩在平遙國際電影展

韓國導演尹佳恩花費六年，給出了這樣一個領先的創傷敘事。她的第三部長片《世界的主人》在最近幾周內已經經歷了充分的討論和猜想。從一次課間開始，到一次課間結束，去事件化的鏡頭跟隨了主角珠仁的一段高三生活。前二十分鐘緊湊鋪陳了她在校園、家庭、跆拳道館及清潔屋志愿者團體中的社會關系，展現出一種被維持的“正常”——爸爸因故缺席，媽媽埋怨外婆時說“這孩子好不容易打起精神”。直到同班同學秀浩發起反對性罪犯回到他們社區的聯署，而珠仁因為不認可“被性侵毀一生”的說法而拒絕簽名，我們才逐漸看清她被遮蔽的那部分。以創傷不會定義人生為核心，以精簡有效的對話及人物間的鏡像關系輻射各個面向，對這部如此厲害的電影，“樸素”仍是我最深切的感受。感謝創作者尊重平等和不傲慢的價值觀，揚棄窺探內心的特寫，規避回溯性痛苦，觀眾得以“以精確的距離，凝視一切”，驚訝于珠仁撕去“受害者”標簽后展露出的，如此普通、如此復雜、如此完整、如此廣闊的自我。

《世界的主人》電影海報

為人稱道的洗車房那場戲，用密閉空間內的長鏡頭目睹了珠仁片中唯一一次情緒爆發，但這不是一部為表現痛苦而拍的電影。導演有過許多走出影院時心情發生變化的時刻，她希望給艱難時刻中的人也帶來這種經驗，最后那張匿名者們接力讀完的紙條，是她給珠仁創造的一個瞬間。“愛本位”的初衷與美國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的倡導互相契合——“我們不應再讓對敘事色彩的自然欲望背離我們曾經的努力”。“我們都需要用某種方式向前走”，而且“需要從現在開始就建構未來，而不是把目光集中于過往的痛苦所帶來的折磨”。

努斯鮑姆的開創性作品《傲慢的堡壘》揭露性侵問責方面存在缺陷的特權領域，而要找到特權堡壘的缺口，只有通過建設性的精神、寬宏但不妥協的心態和“積極的愛”（affirmative love）。她提出“一個高貴的道德理想”，即每個人是為了尋求一個結果、而非為她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這個結果能讓所有人——包括女性和男性——聯合起來，并代表所有人。這可以說就是珠仁坦露過去后，同意簽下的那張倡議書。

《素媛》電影海報

珠仁與秀浩之間的沖突是珠仁與秀浩內化的社會結構之間的抗爭（有一種說法是，聯署事件的原型是電影《素媛》中的罪犯刑滿釋放回到社區引發的全國性抗議，如果是這樣，秀浩保護妹妹的心情就更容易理解了）。努斯鮑姆在書中警惕我們區分“對正義的強烈要求”和“主要尋求造成痛苦的報復性憤怒”，憤怒是混亂、激進、盲從的，而正義要求細致的區分、甄別以及具有前瞻性的戰略。為了讓大家完整看待自己而去改變我們思維中慣常秩序的珠仁，正屬于前者。另一方面，珠仁第二次說出口，一定比她第一次這么做時接收到了更多善意。“道德世界的弧線很長，但它是向正義彎曲的”，電影和努斯鮑姆一樣，理解進步的緩慢，在其中保留希望，她們的正義是為尋求和解。“正如女性要求自己的聲音被聽到一樣，我們也必須下決心在所有分歧中傾聽彼此的聲音，女性主義者應該而且首先要成為有愛的人”。和深陷泥潭卻要幫助更深陷泥潭的互助會成員一樣，愛的確成為凝聚在珠仁身體里的一種力量，落在她的志愿書上。

尹佳恩的電影里沒有邪惡，而有很多愛的光輝，她給我一種錯覺，這個“世界”是她要我們多一點想像力，給我們的新可能性。后來發現導演明確說了“那不是不可能存在的幻想，而是確實存在、只是因為太常見所以常被我們錯過的東西”。當我讀到加拿大作家米莉亞姆·泰維茲的《戰斗之夜》，讀得嘻嘻哈哈卻感覺想哭時，兩者的相通之處更讓我理解了這“東西”。《戰斗之夜》的主角是女孩斯維芙，她問外婆爸爸去了哪里，外婆說這個問題價值六千四百萬加元。全書都是用“我”對失蹤爸爸訴說的口吻寫成的。媽媽討厭一切，還要大喊：“這和孕婦沒關系！”她肚子里懷著戈德，隨時隨地覺得好累，還要去劇院排練。“我”因為在學校玩“占地為王”的游戲玩得每次流血，就待在了家里，剛好照顧外婆，外婆則給“我”上課。今天她吃痛風、三叉神經痛、心絞痛三球套餐，外婆說最終的勝利者不是施加最多痛苦的人，而是最能承受的人。今天的數學題是，一個逃走又回到丈夫身邊的女人只能祈禱丈夫死掉，女人加上女兒加上朋友，一共有六個瘋婆子一天不差地祈禱了五年，結果一個男人的性命一共需要祈禱多少次？小說中有許多大得荒唐的數字，也許孩子覺得世界很大，時間很久，而她還很小。孩子的視角吸收著成年人的理性，作者憑她的口無遮攔傳遞真相，她在成長中經歷的混亂則承擔著所有人對生活的探索。在遠行的飛機上，外婆說了整整一章，外公和阿姨相繼因為抑郁去世，媽媽為他們傷心，也為自己的基因擔心，她去很遠的地方拍了很苦的戲，演了一個死而復生的角色，有了外遇。這個關頭她有兩種可能，要么消失，要么開始重建自己。她真的死于心碎，又一路戰斗著活過來了！“簡單明了！”外婆說，你與學校不怎么對付，“你當時在戰斗，我們都……瞎了”。我們都殘缺不全，我和你媽媽坐在沙發上都怕擠碎她的骨頭，但她沒發瘋，“我知道我不應該用‘發瘋’這個詞，她在戰斗”。媽媽不得不全方位戰斗，但她也付出了愛！“我”問因為戈德嗎，外婆說因為所有的事情。外婆覺得斯維芙有一種能力，心中有一團火，她的工作就是不要讓這團火熄滅。珠仁在志愿書上也寫她有“愛的天賦”。快樂不是對痛苦的否定，是對生命力的奪回。痛苦不僅存在，還可能是永存的，但也有很多人每次被推至痛苦邊緣卻不墜落，創作者可以選擇表現這一點，這是“世界的主人”沖破反語的時刻，也是外婆寫給未出生的戈德的箴言——“你是個小東西，你必須學會戰斗。”

《世界的主人》電影劇照

斯維芙一家三代，尤其遇到再大的事只會說“多好玩呀”的外婆，看起來都“樂瘋了”，她們不只快樂，更在作樂，這是她們戰斗的方式。當媽媽談起戰斗，她說戰斗中才能感覺自己活著，各種事情才能相互抵銷，媽媽說有次她差點死掉，但又沒死，驚恐不已居然沒人知道。每次回望她都覺得自己好可憐，所以她不僅需要時時刻刻戰斗、徹夜戰斗，也需要加入所有人都想贏、而不是為了打破個人紀錄的戰斗。而我們回望珠仁讀完紙條很快戴上墨鏡去跳舞，發現弟弟藏的信掃了幾眼很快又和弟弟打鬧，她的快樂有表演的成分，也有真實的振奮，它們是珠仁一次次訓練自救的時刻，是珠仁在與她面對的黑暗而戰。“為什么沒有人稱贊說出口的孩子？”在可憐受害人與痛罵加害人這兩種對性侵事件約定俗成的處理方法之外，尹佳恩贊美奪回人生的戰斗，這是她想讓大家看見的“日常生活中的偉大奇跡”。

而電影最令我們難以釋懷的，是它通過前二十分鐘的遮蔽，迫使我們與影片中不知情的大多數站在了一處，每個旁觀者都因為珠仁身上的反差，不得不叩問自己該怎么做。西北大學法學院教授德博拉·陶克海默注意到，日常生活中我們在行使一種強大的權力，評判施暴者和指控者誰更可信，而社會和個人正在以令人不安的方式行使認可或貶損發聲者權力。因此有人在發聲，這樣的聲音又被系統性消解了。電影中美度在庭審中被質疑，她的受害者身份覆蓋了女兒、高中生、跆拳道亞軍的身份，她的上訴甚至要被媽媽反對！珠仁在洗車房的大哭，也揭示了園長媽媽一開始沒有相信她，導致性侵持續了很長時間（這也是媽媽自責酗酒的重要原因）。我們的判斷受一種強大卻不被覺察的力量左右，德博拉指稱這一力量為“可信度復合體”。她親歷案例，研究心理學、社會學、法學等領域最新成果，寫下《我們為何質疑受害者：論可信度》。書中指出，當指控者站出來時，施暴者從她那里奪走的大部分東西——力量、安全感、信任他人的能力、她的尊嚴、她作為平等一員的價值——都岌岌可危。當我們相信她的指控，我們在重新填補本該屬于她的東西，給予她所尋求的認可和平反。我們對暴力行為的譴責，能被轉而看作對性侵本身的必要糾正，幫助受害者將恥辱的重擔從自己身上轉移到施暴者身上。這或許是美度再怎么努力也原諒不了自己的癥結。

德博拉也分析了指控者反而成了“犧牲品”的原因，被視為善意的共情，仍以和偏見一致的方式扭曲著我們的道德判斷。施暴者要求旁觀者束手坐視，而受害者要求旁觀者與之共同承擔痛苦。對所有人來說，關心幸存者和她們的需求會破壞我們的生活和社會結構，我們忽視暴力指控，是為了維持現狀。這種經濟領域中被稱為“損失規避”的偏見，在德博拉看來，在反映我們作出穩妥而非顛覆性決策的傾向上具有更廣泛的意義。《世界的主人》沒有關注加害人，本意是拆解受害人身份的一環，為了珠仁在此后的人生中，擁有幾個時刻不再想起罪犯的臉。這也很好地糾正了現實中我們的關照落差，即對幸存者的關照不足和對施暴者的過度重視，因為施暴者處在權力軸線中心，而指控者位置邊緣。這也是為什么直到韋恩斯坦受審，十余年前塔拉納·伯克發起的運動才被推至公共對話與意識前沿。《世界的主人》關注普通人的意義也在于此，如德博拉所說，“我們都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因為每個人都是問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