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近日正式公布的2026年反恐戰略，把反恐工具當作服務意識形態立場的手段。它把矛頭對準“極左翼極端分子”，卻幾乎不提右翼激進運動；而后者造成的暴力犯罪其實更多。

這些戰略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約束力，但在政策和官僚體系中發揮著重要的引導作用。它們會影響聯邦機構的優先事項、預算、安全理論以及與盟友的關系。更重要的是，它們反映出華盛頓如何看待美國面臨的主要威脅，以及應當如何應對。

這份戰略延續了“美國優先”理念和“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多個核心主題。南部邊境被塑造成一個重要的安全前線。墨西哥涉毒犯罪集團，以及一些近期被指定為恐怖組織的委內瑞拉犯罪網絡，例如阿拉瓜火車，都被描繪成能夠直接動搖美國的力量，而非法移民則經常被聯系到恐怖主義和有組織犯罪。

但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些真實或被認為真實的風險上，也引出了一個關鍵問題：這份戰略今天是否有意忽視了某些形式的恐怖主義，從而可能削弱美國明天識別、預防和應對這些威脅的能力？

盡管這份戰略大力強調“暴力極左翼極端分子”，卻只給來自右翼激進勢力的暴力留下很小篇幅。無論是把被視為外來者的社區作為目標的種族優越主義者，還是專門襲擊政府代表的極端分子，都被輕描淡寫地帶過。過去幾年里，專家一直在警告，與武裝民兵、加速主義思潮或暴力陰謀論網絡相關的激進化正在上升。

近些年，美國發生了多起與這些群體有關的襲擊事件，因此不少專家如今把右翼激進思潮視為美國國內最主要的恐怖威脅之一。

2018年匹茲堡一座猶太教堂遭襲，動機來自反猶陰謀論；2022年布法羅種族主義槍擊案，作案者則受到種族優越主義內容和“人口大替代”理論的影響。這兩起事件只是近年來美國右翼激進暴力中的兩個著名例子。根據反誹謗聯盟的數據，2024年美國記錄在案的、出于極端主義動機的全部謀殺案，都與右翼激進思潮有關。再加上，多年來，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部等聯邦機構一直把這些思潮視為美國國內最主要的恐怖威脅之一，而特朗普政府這份新的反恐戰略對此完全忽視。

最近，2026年5月圣迭戈一座清真寺遭襲時，襲擊者同樣在網上發布內容，并提到基督城襲擊及其實施者。這種邏輯讓人聯想到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此前使用過的一些方法：它們曾大量借助社交媒體和病毒式內容招募人員，并鼓動孤立個體實施襲擊。

這份戰略確實提到新技術和人工智能，但主要是從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角度來談。它對當下某些激進化進程賴以形成的數字生態關注得少得多。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同時削減或取消了多個負責監測虛假信息活動和外國干預的聯邦機構，例如國務院的全球參與中心，以及國土安全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中與信息威脅相關的部分能力。

因此，風險在于：如果這份戰略越來越多地從意識形態角度理解恐怖主義，它最終可能低估那些美國安全機構多年來早已識別出的威脅。

這場爭論并不只關乎美國。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同樣面臨越來越混雜的激進化形態，恐怖主義、數字宣傳和政治極化之間的界限正在變得模糊。

2020年薩繆爾·帕蒂遇害，尤其說明了這一變化。在襲擊發生前，社交媒體上的病毒式傳播曾幫助把這位教師公開塑造成目標，虛假信息、群體動員和網絡仇恨交織在一起。這個話題至今仍深深影響法國公共討論，最近上映的電影《遺棄》聚焦這位遇害教師生命最后幾天，也再次說明了這一點。

對民主國家來說，難題始終沒有變：如何在保護社會的同時，不把恐怖主義逐漸變成一個會隨著政府和時代意識形態而變化的政治分類？

一份反恐戰略，總會揭示一個國家如何界定自己的優先事項，也會揭示它的恐懼所在。真正的危險，不只是低估某些新出現的威脅，還在于把恐怖主義和國家安全的定義長期政治化。一旦一個國家開始主要從意識形態框架來理解威脅，它就會越來越難以清醒識別明天的風險，尤其是在這些風險變化速度前所未有的當下。